1935年10月，張學良出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習慣稱副司令）兼代總司令（總司令為蔣介石）。楊虎城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軍事上歸張節制。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第一個高潮是臨潼捉蔣，第二個高潮是張學良放蔣，第三個高潮則是慘痛的“二二事件”。“捉蔣”“放蔣”廣為人知，而“二二事件”卻鮮為人知。
適逢“二二事件”80周年之際，筆者將“二二事件”的始末告之讀者。
張學良匆匆送蔣
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后，張學良于1936年12月25日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行前，張學良走到寫字臺前，匆忙寫了幾行字，疊好交給趙一荻：“小妹，我走后你一定要把它交給于學忠、王以哲。”
趙一荻慢慢地展開字條，只見上面寫道：“于學忠、王以吉：由楊虎臣代理西北委員會事務。離陜之際萬一發生變故，東北軍各軍、師長聽從楊虎臣和于學忠指揮。此諭。張學良。”
手諭中，王以哲的“哲”字寫成“吉”，而楊虎城的“城”字寫成“臣”字，短短三行手令竟寫白了兩個重要的字，而且字跡潦亂，足見張學良行前之倉促。
蔣介石出爾反爾
蔣介石一回南京馬上變臉，先是下令南京高等軍事法庭判處張學良10年徒刑，繼則又裝模作樣，請求釋放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與此同時，蔣介石調集中央軍，分路向西安進發。
面對這一突然變故，楊虎城一下子沒了主意，遂請教周恩來。周恩來建議說：“蔣介石的意圖在以武力威懾，逼迫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就范，此時不能一味示弱，應有嚴正之表示，并輔之以軍事上的部署。”
楊虎城欣然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于1937年1月5日發出通電，譴責蔣介石出爾反爾，違背在西安時的承諾，扣押張學良，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內戰；同時下令東北軍與十七路軍在中央軍的挺進路線進行布防，嚴陣以待。
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也把紅軍的兩個軍團并一個軍開入關中，協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防御中央軍的進攻。
面對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團結，蔣介石于1月9日派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決的甲乙兩個方案。甲案：東北軍調往甘肅，十七路軍不動，仍歸楊虎城指揮，紅軍回師陜北，中央軍進駐潼關至寶雞鐵路沿線各縣。乙案：東北軍調往河南、安徽，十七路軍調去甘肅，紅軍回師陜北，中央軍進駐潼關到寶雞鐵路沿線各縣。這兩個方案都回避了西安三方釋放張學良的要求。
楊虎城與東北軍高級將領反復商量，相比甲案稍有利，決定接受甲案。但東北軍中的少壯派軍官卻堅決反對，他們都是張學良一手提拔的營團級軍官，對張學良懷有很深的感情，主張跟中央軍決一死戰，救張學良出險，對南京的兩個方案都拒絕接受。其代表人物有:張學良的衛隊二營中校營長孫銘九、張學良的副官兼機要秘書苗劍秋、東北軍“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炮兵團團長劉佩偉、東北軍總部糧食處處長張政枋、工兵二團團長杜維綱、騎兵第一軍副官長何鏡華等。
少壯派軍官主張以戰救張
1月27日晚上，東北軍少壯派20多名軍官來到周恩來下榻處請愿。少壯派們表示，張學良不回來，東北軍就失去中心，必須把少帥救回來，才能談退兵的事。
面對這批剛愎自用的少壯派軍官，周恩來首先表示，理解他們的心情，然后便耐心地勸說：共產黨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共產黨與張副司令的關系，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也愿意把副司令營救回來，但是現在這種局面，很容易引起戰爭，也不符合副司令當初發動西安事變的愿望，“一旦與中央軍開戰，蔣介石就更不會放漢卿回來了。并且，如果東北軍內部鬩墻，對東北軍的前途、對國家的前途、對副司令的前途都是絕無好處的。”
眼看再糾纏下去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少壯派們這才悻悻離去。
東北軍少壯派軍官剛走不久，楊虎城的好友南漢宸便來到周恩來住處。南漢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楊虎城的秘書長，是楊虎城的左膀右臂。當年蔣介石電令楊虎城逮捕南漢宸，楊虎城拒不執行。南漢宸是周恩來特地調來協助工作的。這天晚上，南漢宸拜會楊虎城時，楊對南說：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并親自送蔣回南京，現在看回來的希望不大，張的犧牲是差不多了。共產黨主張和平，可以同蔣介石分庭抗禮，他們是平等的。我是蔣的部下，蔣的為人睚眥必報，和平解決以后，叫我怎么辦？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這種情形你要替我想一想。
聽了南漢宸的匯報，周恩來說：“請你再去告訴楊先生，就說我們明天去云陽鎮紅軍前線司令部開會，晚上一定趕回來。請楊先生放心，我們一定對得起朋友，我們決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少壯派人多勢眾占上風
1月28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人乘坐汽車從西安出發，趕往涇陽縣云陽鎮的紅軍前線司令部，會同在那里工作的中共和紅軍領導人洛甫、任弼時、彭德懷、楊尚昆、左權等同志，一道研究東北軍要求紅軍協同作戰的問題。經討論，大家一致主張接受甲案實現和平，但如果南京方面繼續進攻，我方也要自衛。
紅軍前線司令部將這個意見電告黨中央。當天，毛澤東等人就回電表示：和平是我們基本方針，但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應當同進退；應向張、楊表示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的局面。
東北軍中屬元老派的高級將領，有五十一軍軍長兼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騎兵第一軍軍長何柱國等，他們與張學良有著深厚感情，也正在精心籌謀營救張學良。只是他們處事穩健，講究審時度勢，感到東北軍與中央軍相比，不論在人數還是武器裝備上，均處于劣勢，沒有必勝把握，而且戰端一開，對張學良的處境會更加不利。故接受甲案，以利于保存實力善圖將來。
為了說服、團結少壯派，元老派于1月29日在渭南召集團以上軍官會議，應德田等少壯派軍官的頭目也在與會者之中，王以哲因患感冒轉成肺炎，沒能出席，會議由東北軍總部代理參謀長董英斌主持。何柱國首先發言，認為根據當前形勢，只能接受蔣介石的條件和平解決。如果隨意開戰，把東北軍打光了，或者打散了，不但少帥回不來，東北軍的前途也就暗淡了。況且，副司令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反對內戰、團結抗日，引起內戰絕不是他所愿。
何柱國的話音剛落，應德田就跳起來反對。他說，我們只要求副司令回來一趟。到時候副司令愿意回南京，再走也行。應德田認為此舉不會引發戰事，蔣介石只是虛張聲勢，真打仗他是不敢的。再加上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北方的韓復榘、宋哲元，都想趁機反蔣，如果真打起來，蔣介石就會受到全國的指責，就會垮臺，所以他只是擺個打仗的架勢。副司令捎來口信說，“只要你們能團結，能堅持，我就會有辦法，你們也會有辦法”。副司令讓我們堅持，難道我們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嗎？
應德田一番慷慨陳辭后，少壯派軍官自恃人多勢眾，會議最終強行通過了少壯派軍官們所擬的“渭南決議”，要旨是：在副司令未回來之前，決不撤軍；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決一死戰。
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三方主和否定少壯派
作為東北軍的實權人物，王以哲、何柱國卻不同意“渭南決議”。在戰與和的問題上，王、何二人與少壯派已勢同水火。鑒于此，他們只得派飛機把還在蘭州的于學忠接到了西安。
于學忠原本是吳佩孚的部下，1928年投奔到張學良麾下。論在東北軍中的資歷，他甚至還不如少壯派的孫銘九深，但張學良卻對于學忠信任有加。張學良送蔣回南京時，留下手令，把東北軍的指揮權委托給于學忠，而不是交給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部屬王以哲。
究其原因，有人認為這是1933年熱河抗戰失利張學良被迫下野到歐洲考察期間，將部隊交給當時身為河北省主席的于學忠。于學忠不辱使命，在張出國期間沒有把部隊搞挎，更沒有把部隊交給老蔣。待張學良回國，他又原封不動地將部隊指揮權交給了張。這使張學良對于學忠格外信任，認為此人忠誠可靠。另一種說法是，雖然當時只有王以哲的威望和實力才堪指揮東北軍，但張學良獲悉王以哲瞞著他參加了共產黨，所以才沒有將指揮權交給王以哲。
既然于學忠是張學良指定的負責人，在這個戰和不定的當口，自然要請他來西安主持大局。
1月31日，于學忠到西安后，少壯派軍官就圍著他聲淚俱下，要他負起執行“渭南決議”的責任。楊虎城則于當晚召集西安三方首腦在王以哲家舉行最高會議，以統一各方對南京方面的態度。參加者有楊虎城、周恩來，東北軍的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三位軍長，東北軍少壯派代表應德田、何鏡華列席。
會議開始前，應德田坐在王以哲床邊，再次試圖說服他。王以哲溫言道：“述寅（應德田的號），你不用害怕，副司令不回來也不要緊，東北軍軍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你怕什么？”應德田認為王以哲根本不想營救少帥回來，是想獨攬東北軍指揮權。王以哲也許不會想到，他的這句話竟然讓應德田對他起了殺心。
會議開始后，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于學忠才說：我從蘭州來，不了解整個局勢，到這里后，才知道東北軍內部有的主張不撤兵，堅決要求副司令回來；有的主張先撤兵，以后再慢慢營救副司令。我覺得堅持要求副司令回來，可能引起戰爭。萬一引起戰爭，對副司令、對東北軍、對三方都不好。應該按照鼎芳（王以哲的字）和柱國的意見，先撤兵，以后再慢慢營救副司令回來。”
何柱國當即表態，同意王以哲、于學忠的意見。顯而易見，王以哲、何柱國等人認為，現階段不能打，這絕不是不管少帥死活，而正是為了救少帥。
楊虎城見東北軍的三個實權人物都主和，只好放棄之前主戰的想法。他說：“我們十七路軍在整個兵諫過程中，都和東北軍采取一致行動。既然現在你們愿意和，那我們就跟著走，聽你們的，和平解決。”
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都主和，周恩來的心也踏實了。他說:“我們原來認為先撤兵再設法營救張副司令的辦法是對的。現在，東北軍與十七路軍既然都愿意和平解決，我們當然贊同。現在既然達成了一致意見，希望能令行禁止，并且努力說服各自部下精誠團結，一致對敵。不然的話，恐會另生枝節，發生意外。”
在場的人怎么也不會想到，周恩來的提醒竟一語成讖，幾天后東北軍少壯派軍官果然捅出一個天大的婁子。
少壯派刺殺王以哲
眼看著“渭南決議”就這樣被王以哲、何柱國等三言兩語給推翻了，應德田、孫銘九等恨得咬牙切齒，大罵王以哲、何柱國等“出爾反爾”“是張副司令的叛徒”。2月1日晚，應德田和何鏡華找到孫銘九，三人發泄一通后，決定除掉王以哲、何柱國。
第二天，即2月2日一大早，東北軍少壯派的十來個軍官聚到孫銘九、應德田家中（二人合住一個院子），商議如何除掉王以哲、何柱國。中間有人提出，連同于學忠一起殺掉。眾人掂量，如果把于學忠也殺了，靠他們幾個人是統帥不了整個東北軍的，還是推于學忠做東北軍的首領，逼其執行他們的方針。
刺殺計劃已定，孫銘九找來衛隊二營副營長商同昌負責具體執行。孫銘九指示商同昌派第五連連長于文俊帶領一個排的士兵刺殺王以哲，派第七連連長王協一帶領一個排士兵刺殺何柱國。
于文俊帶領一個排的士兵在王以哲的住宅繳了門口警衛的械，而后沖進院內。于文俊闖進王以哲的臥室說：“軍長，對不起你了。”毫無防備臥病在床的王以哲就這樣連中數彈，當場而亡，終年47歲。
總部參謀處長徐方、副官處長宋學禮、交通處長蔣斌諸人，也在不知所以中被槍殺。
前去刺殺何柱國的王協一卻沒那么順利。當商同昌、王協一帶著一排士兵趕到何柱國住處，卻不見其人。原來，何柱國擔心少壯派對他下毒手，2月1日晚上就住到楊虎城家里去了。
其實，楊虎城也曾幾次勸王以哲到他家避避風頭，王以哲不相信少壯派那些毛頭小子真敢殺他，謝絕了楊虎城的好意。
王以哲被殺后，楊虎城立即調兵遣將在西安城內外加強警戒，并保護何柱國等東北軍將領的安全。
“二二事件”之后，為了感謝楊虎城的救命之恩，何柱國特地給他打了一個銀盾，上面刻著“再生之德”四個字。
“二二事變”引發東北軍內亂
一時間西安城內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潛伏在西安的軍統特務和日本間諜惡意挑撥，說少壯派軍官殺死王以哲等是受共產黨指使，要殺一批軍長、師長赤化西安。一些東北軍官兵信以為真，紛紛把矛頭指向中共代表團。
為粉碎敵人的陰謀，也表示抗議東北軍少壯派的極端錯誤行為，周恩來馬上派中共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團成員劉鼎，調查殺害王以哲等人的主謀與兇手。周恩來本人則親自趕到王以哲家吊唁、安慰王夫人。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也發唁電致哀。消息傳出，東北軍將領深受感動。
東北軍少壯派軍官槍殺王以哲，絕對是一個天大的錯誤。1922年，26歲的王以哲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后加入東北軍，因他才華出眾，治軍有方，深得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賞識，從1923年到1926年，短短四年時間連升五級，從一個下層的中尉連副，升至衛隊旅少將旅長。這種火箭式的上升，全賴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王以哲對張學良豈能不感恩戴德？
1935年10月，王以哲的下屬一○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在甘泉榆林橋戰斗中被紅軍生擒。在與紅軍的接觸中，高福源深切地感受到紅軍是仁義之師，逐漸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主動要求回去說服自己的長官王以哲、張學良，轉達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誠意。1936年1月，深明大義的王以哲跟紅軍代表李克農在洛川進行了坦誠的會談，成為第一位與中共接觸的東北軍高級將領。稍后，王以哲一手促成周恩來與張學良的膚施晤談。據史家考證，1936年7月經周恩來介紹，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上世紀80年代，葉劍英元帥更進一步證實，王以哲是中共地下黨員。這是后話。
王以哲軍長在東北軍中享有很高威望，少壯派軍官殺害王以哲在東北軍中激起了軒然大波，引起了許多將領的不滿。與王以哲交厚的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原在東線防御中央軍，聽說王以哲被害，憤而撤離防地，回師西安討伐叛逆。駐守渭南的五十七軍軍長繆澂流，也調轉槍口打出了“為王軍長報仇”的旗號。
2月3日早晨，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少壯派軍官得知前線部隊掉轉槍口向西安進發，要捕捉他們，給王軍長報仇時，這才明白闖了大禍。少壯派的追隨者甚少，手中又無多少兵力，惶惶不安。主謀者孫銘九、苗劍秋等深感事態嚴重，商量后，決定向周恩來求救。
周恩來正在氣頭上，厲聲追問：“殺王以哲將軍究竟是哪個搞的？”
孫銘九眼皮下垂：“我和應德田，還有何鏡華、苗劍秋等……”
“你們這是要干什么？”周恩來一臉嚴肅，兩眼噴火，“你們以為這樣做，就能救漢卿回來了嗎？不，這恰恰是害了漢卿。”
“我們闖了大禍，懇請周先生周旋，拉我們一把。”孫銘九跪地哀求。
周恩來把聲音放緩和些：“現在最要緊的是如何化解兄弟間的對峙，以防釀成更嚴重的惡果。你們先回去吧。”
如何處置這些令仇者快親者痛的闖禍者，著實讓楊虎城和周恩來大傷腦筋，于是讓“西北剿總”行政處處長盧廣績去問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三人有何打算。幾個人合計了一夜，提出三個方案：第一、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聽候處理；第三、將他們送到紅軍中去。
楊虎城聽了這三個方案后奚落道：“他們能自殺嗎？只怕不能吧？”周恩來則感慨道：“我們怎么能忍心令他們去死呢？”周恩來與楊虎城、于學忠商議認為：不管怎樣，孫銘九等人在促使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過程中確實功不可沒，他們錯殺王以哲的動機還是為營救張學良，不應讓他們再作無謂犧牲，決定將他們送往紅區，讓他們在那里作深刻地反省。
2月4日下午，周恩來命令劉鼎把“二二事件”主謀者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押送到紅軍云陽前線總部。
“三位一體”遭蔣瓦解
全面抗戰爆發后，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離開陜北蘇區，先躲入天津租界，繼又躲進上海租界，再后來孫銘九、應德田投靠汪精衛當了漢奸，孫銘九官至偽山東保安司令，應德田任偽河南省教育廳廳長。苗劍秋民族良知未泯，輾轉到香港，一度干上了軍統，其后流亡到日本，創辦了《自由中國》月刊。
楊虎城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由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的幾十位高級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措詞強硬地抗議扣押張學良，并試圖挑起內戰，攻打西安。
對于是否要武力討伐東北軍、十七路軍，蔣介石自己也有些猶豫，擔心會把東北軍、十七路軍逼上梁山。考慮良久，便答應繼續以和平方式處置。
如果王以哲不被殺，東北軍20余萬人馬抱成一團，同紅軍、十七路軍靠在一起，這是蔣介石極為害怕的。蔣介石為了瓦解這個聯盟，說不定還會讓張學良回來，按照他的旨意作一些有利于他的工作。現在王以哲一死，東北軍群龍無首，在蔣介石的縱橫捭闔之下很快慘遭肢解。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三位一體”不復存在，張學良也就再無利用價值，只能一輩子被蔣氏父子軟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