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
1938年
▲ 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28、29日刊登新四軍司令部移駐南昌的啟事：“本軍奉命即行整編出發，軍部當即移駐南昌，前漢口太和街念六號軍部即行結束。以后駐武漢辦事處事宜，委托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錢處長（即錢之光）代辦。所有一切公文、信電，請逕投南昌三眼井并本軍部為荷。 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啟”
▲ 譚震林在龍巖白土宣布成立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譚震林，參謀長羅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1939年
▲ 劉少奇抵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領導機關。
▲ 新四軍第一支隊參謀長胡發堅到江抗第三路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并派王赤任該部政治部副主任。隨即，部隊由茅山地區向太滆地區發展，在武南、錫西一帶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1940年
▲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山東、華中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的指示，指出：“時局的發展充分證明，只有廣大發展革命武裝力量，以與全國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與反共，才能鞏固統一戰線，才能爭取時局好轉。”集中一切力量為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而斗爭，是最主要的任務。要求中原局在1年內至少發展到10萬人槍；華中有10萬軍隊，至少須有100萬至150萬自衛軍。并指出“要建立這樣大的武裝力量，沒有政權是不行的”。要求以堅決與逐步的計劃，極力爭取山東、豫東、皖北、蘇北的大部政權歸入我們與進步人士的手中。
▲ 中共邳（縣）睢（寧）銅（山）地委《團結報》出版。
▲ 國民黨皖北行署主任顏仁毅密令其部下對新四軍“表面友誼，極端和平”，“見其著便衣之隊伍，以其系土匪名義剿之”。
1941年
▲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于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行動方針致劉少奇、陳毅、張云逸、鄧子恢、彭雪楓、李先念、黃克誠、朱瑞，陳光、羅榮桓、黎玉、羅舜初等電，指出：我們暫時不公開提出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蔣介石名字，但對實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組織的基本原則，即在民主政權組成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及1940年12月25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項政策均不變，對統一戰線原則均不變。對皖南失散力量，應設法派人過江加以指導。
▲ 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軍軍部電示彭雪楓，相機向西發展，牽制日寇，策應友軍，保衛中原。
▲ 張云逸、鄧子恢致電劉少奇、陳毅并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報告津浦路東擴軍成績及參議會情況。
▲ 新四軍第三支隊挺進團向皖西桐城、潛山、岳西敵后地區挺進，開展游擊戰。
▲ 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部進入溧陽、金壇邊之張村、指前標地區。
▲ 《大眾報》第161號刊登常熟縣人民抗日自衛會告民眾書。
1942年
▲ 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確定減租減息、繳租繳息、聯合富農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土地政策的出發點。
▲ 中共中央華中局關于動員軍民渡過災荒，電示李先念、任質斌、陳少敏、劉少卿、王翰，指出：鄂中災荒使部隊及人民均陷入困境中，黨、政、軍、民應立即訂出詳細計劃進行深入動員與災荒斗爭，才能渡過今年春夏難關，并為秋收打下基礎，否則根據地難以堅持。部隊糧食應首先保證，并設法將部隊、機關移駐有糧之地就糧（即“移兵就糧”）。
▲ 新四軍第四師第九旅第二十五團于泗陽殲滅來犯之國民黨泗縣縣長徐合璧所部。
1943年
▲ 中共中央華中局發出關于堅持敵后艱苦斗爭的指示，要求華中全黨全軍對今后華中敵后空前嚴重與高度復雜的斗爭形勢必須有明確的估計，對日偽的“掃蕩”、“清鄉”以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特務等等的聯合進攻，必須有充分的準備。須從最壞處打算，向最好處努力，避免重大損失。提出華中全黨全軍必須堅決完成，徹底實行精兵簡政、加緊戰斗準備、更進一步依靠群眾、加強邊區與開展敵區的工作、加強統一戰線與擴大交朋友工作等具體任務和工作。
▲ 李先念、任質斌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軍部，報告國民黨軍勾結日軍即將“圍剿”我部情況。
▲ 新四軍第五師四十三團一部與進犯南山的京山日軍400余人激戰，傷敵10余人。
1944年
▲ 中共蘇中第一地委擴大會議主席團寫信慰問在丹北地區堅持斗爭的同志，祝賀他們在反“清鄉”斗爭中取得重大勝利。
1945年
▲ 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報告：我軍27日進入大悟山基本地區，得到五師全體指戰員及當地居民熱烈的歡迎慰勞，全軍上下非常興奮，信心倍增。現我軍正與李先念、陳少敏等共同決定休整計劃，學習邊區開展工作的經驗，進行向南發展各項準備工作。
▲ 蘇浙軍區衛生部召開衛生工作會議，各支隊、分區衛生隊長以上干部20余人到會，會議提出培養新干部，輪訓老干部；研究山地救護；開展節約運動；創造模范工作者等四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