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12日深夜，在皖南事變中隱藏于涇縣、旌德、太平3縣邊界赤坑山蜜蜂洞的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被身邊的軍部副官劉厚總槍殺，周子昆的警衛員黃誠被擊重傷。然而，幾十年來，劉厚總的下落如何，始終是眾說紛紜，謎團重重。
1980年4月，我調到“安徽省革命斗爭史資料收集整理辦公室”（省委黨史資料征委會和黨史研究室的前身），分工收集整理和研究安徽抗日戰爭時期黨史資料。了解和厘清皖南事變的前因后果，便成為我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也使我有條件接觸到一些當事人和有關的檔案資料。不過，在追尋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劉厚總蹤跡的過程中，確曾也遇到了層層云遮霧障……
謝忠良說：
劉厚總叛逃第二天即被敵排長打死
1980年12月上旬，為走訪老同志，當時叫“搶救活材料”，我們辦公室一行數人從合肥出發，先到武漢，后至南昌，再赴福州，見到許多位軍隊和地方的老領導，收集到不少史料，基本完成了預定的采訪任務。遺憾的是，始終沒有找到劉厚總兇殺案的當事人之一謝忠良。說來也巧，正當我們準備返回合肥、在福州梅峰大樓底層服務臺結賬時，突然聽到一個高亢的聲音在打電話說：“謝副司令乘今天晚上的火車回南昌，別忘了安排明天早上接車！”一聽到謝副司令4個字，我心有所動，趕忙上前打招呼：“請問您電話中說的謝副司令是不是江西省軍區的謝忠良副司令？”他朝我看了看說：“是的。”隨即反問道；“你是哪里的？”我掏出工作證給他看了之后，又將我們從南昌走訪未遇、再到福州的情況向他作了說明。從交談中獲悉，他是陪謝副司令來福州檢查身體的勤務員，首長現在梅峰大樓6樓客房里休息，下午沒有其他安排。我立即要他上去請示，希望能接見我們。不一會，他興沖沖地下來說，謝副司令聽說安徽的同志遠道前來向他采訪皖南事變的經歷，非常高興，要我們馬上就去。這正是應了那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立即回住地將好消息告訴大家。
不一會，謝老便在房間里接見了我們。這是一位標準的軍人，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豪爽，一口湖南腔，快人快語。我們剛說完來意，他就說；“你們要了解皖南事變，可算是找對人了！全面抗戰開始后，我從延安派到新四軍，在軍部整整3年，皖變前夕由司令部參謀處偵察科長調任第二縱隊參謀長。1941年1月4日晚上部隊轉移時，軍部就隨我們第二縱隊前進。事變中的南渡青弋江、星潭戰斗、里潭倉會議、固守石井坑、激戰東流山，一直到突圍后與項副軍長、周副參謀長會合，皖變全過程我都參加了。項副軍長和周副參謀長被叛徒劉厚總暗害后，是我和參謀處作戰科長李志高、老一團二營長李元、教導總隊工兵連副連長劉奎、軍部警衛連排長李德和、副排長鄭德勝等人商量，共同將他們親手埋葬在離山洞左側100多米遠的石堆下面，大家約定我們之中只要有一個人還活著，革命勝利后就必須來將他們重新安葬。我們一直隱蔽到4月10號左右，才通過地下黨的中心縣委書記孫宗溶的聯系，經繁昌北渡長江，與無為的曾希圣見面。因為我們這批人軍事干部居多，曾希圣特別高興，他告訴說，在我們之前已有700多人分頭突圍到了江北，我們是皖變中最后一批過江的隊伍。不久，李志高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七師參謀長，我被任命為第七師第十九旅第五十五團團長。”接著，他就圍繞皖南事變和第七師的組建，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乘著勤務員給謝副司令續茶的間隙，我及時發問道；“謝老，劉厚總身為軍部副官，他為什么要殺害項英、周子昆呢？”謝老憤憤地說：“是為了謀財！劉厚總是湖南耒陽人，我們長征走后，他留在湘南打游擊，沾染了一身匪氣。1937年底，為了充實新四軍的干部力量，我們一批軍政干部從延安派到武漢，當時的首要任務是將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動員下山，集中改編成軍。因為我對湖南情況熟悉，就被分配去湘南，劉厚總領導的湘南游擊隊，就是我去傳達中央指示，動員他們下山的。到皖南巖寺集中后，他們被編入軍特務營。后來軍部派劉厚總去延安抗大學習，不知何故中途又跑了回來，于是被安排到副官處當副官。皖變突圍中我們就跑到了一起。項英見他人高馬大，遇到緊急情況能背起他奔跑，便留在了身邊。據周副參謀長的警衛員黃誠醒來后對我們說，出事前的白天，天氣很悶燥，項英和周子昆把棉衣脫下來在洞口曬太陽，不慎被劉厚總看見他們身上帶著有黃金和鈔票，于是見財起意，在深夜里制造了這起命案，把槍支和財物劫掠一空后叛逃。提起劉厚總此人，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他不僅殺害了軍首長，也害苦了我和李志高。1941年底，軍部派鋤奸部長梁國斌來無為調查此案，先是說我們放棄對項、周的保護，后又懷疑我和李志高是劉厚總的同謀，將我倆分頭關押，硬逼我們交代問題。結果李志高小知識分子面皮薄，堂堂七師參謀長旦夕之間就成了階下囚，臉上掛不住，奪過看守的槍自殺身亡。我不怕，本來就心中沒鬼，怕什么？在里邊照吃照睡，只當休養。李志高死后，梁國斌見事情鬧大了，就宣布解除我的嫌疑，仍然回去當我的團長。一年后，我被調到寧波四明山區，擔任浙東游擊縱隊副參謀長，就此離開了戰斗5年多的安徽。”
我又問：“那劉厚總后來的情況怎樣？”謝老回答說：“你又算是問對人了。文化大革命中，部隊審干時又翻出這個舊賬，將我隔離審查好長時間，直到有一天專案組長跑來對我說：‘我們已經查清了劉厚總的下落，你的問題可以結案，明天你就自由了。’經我詳問，專案組長告訴我說：‘據查，劉厚總作案后，當天就跑到茂林鎮，向駐在茂林的國民黨涇縣警衛中隊一個排長邀功請賞。第二天，敵排長帶了兩個穿便衣的親信士兵，押著劉厚總要他帶路去現場驗尸，以證實其并非詐降。就在沒有人煙的半道上，他們三人合謀將劉厚總打死，然后吞沒了他的贓物。“文革”中費了好大勁找到了當年那個國民黨排長，才查實此案。’”說至此，謝老感嘆道：“真是老天有眼！謀財害命的劉厚總做夢都不會想到，他自己也會被別人謀財害命。”
兩個多小時的采訪很快結束。臨別時，我告訴謝老，當年那位幫他們聯絡去江北的中心縣委書記孫宗溶，現在安徽擔任省委副秘書長兼《安徽日報》社黨組書記，并希望謝副司令將這段歷史寫下來。謝老說：“我正在考慮此事，已物色好人手。現在各地都在征集黨史資料，江西有關部門也已有人來談過。”
福州之行，完成了預定采訪計劃，特別是巧遇謝忠良，從當事人口中獲得了關于皖南事變，項、周被害和兇手劉厚總下場的重要史料，加上這又是我從事專職黨史工作后的第一次出省采訪，因此成就感特別強烈。回到合肥后，我很快把采訪記錄整理出來，寄給被訪問過的幾位老同志，請他們審核。沒過幾個月，在《安徽日報》上見到署名謝忠良整整一版的長篇文章，題目為：《回憶皖南事變與項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真相》，文中對劉厚總被國民黨排長謀害一事作了繪聲繪色的描述。此文也刊登在當年的《江西文史資料》上。
劉奎說：劉厚總叛逃兩年后
在太平縣被國民黨處決
此后不久，我看到一篇1979年去世的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劉奎關于皖南斗爭的回憶錄稿子，這篇回憶錄很快就被中國青年出版社收入新出版的《紅旗飄飄》第22冊中。劉奎在題為《火種》的遺作中詳細介紹了他在皖南事變中、以及皖變后奉命留在皖南堅持游擊戰爭的詳細經歷。然而，讀到關于兇手劉厚總下場的描述時，我發現在同一件事情上，劉奎、謝忠良兩位省軍區副司令員的說法卻大相徑庭，使我頓時有墜入五里霧中之感。劉奎在文中是這樣寫的：“劉侯總叛變以后，投靠了旌德縣偽黨部，自稱殺死了項英、周子昆，邀功請賞。當時的國民黨當局早已宣布項英、周子昆戰死，他們不相信劉侯總的話，反而認為他是降中有詐。劉侯總不得不帶領這班人馬來蜜蜂洞取項、周的人頭。到了半山腰，敵人看山勢險惡，不敢前進，劉侯總只好一人進洞。他在山洞里一無所獲，回去無法交代，只好鋌而走險，只身逃出蜜蜂洞，翻過幾座大山，又投奔到太平縣偽黨部書記蘇承平手下賣命去了。”到1943年冬季，“蘇承平為了肅清內部，處決了劉侯總。”劉奎文中的劉侯總，應該就是謝忠良文中的劉厚總，音同，只是字不同。
劉奎當時是新四軍教導總隊工兵連的副連長，皖南事變突圍時，與李志高、謝忠良以及項英、周子昆等人匯聚到一起。項英等四人隱蔽在靠近山頂的蜜蜂洞時，劉奎、謝忠良他們便分頭住在山腰下的茅棚里負警戒保衛之責。劉奎不僅參與了轉移并掩埋項、周的尸體，還受命留下來組建游擊隊，恢復皖南斗爭，神出鬼沒，多次負傷，多次脫險，一直堅持到全國解放，是皖南民眾心目中的傳奇人物，被譽為“打不死的劉奎”。
劉奎、謝忠良兩人對兇手劉厚總之死的描述，出入很大。我初步分析后認為，劉奎的回憶應該要比謝忠良的說法更加真實。因為，謝忠良的說法，系得自文革中專案組長的轉述，謝本人在此案發生不到一個月就去了江北。而劉奎卻始終留在皖南，他在《火種》中說到，為了替項、周首長報仇，還曾組織過幾次對叛徒劉厚總的追殺，只是終未得手。由此可見，劉的說法比較可靠。
遺憾的是，看到劉奎的回憶錄時，他已經去世，沒有了當面向他核實情況的可能。
通過這件事，給我兩點啟示：一是新四軍老同志年事已高，對他們頭腦中的寶貴史料一定要抓緊搶救；二是老同志的口述歷史固然具有重要價值，但也有其局限性，要作深入仔細的調查考證之后才能采信。
不過，劉、謝兩人的說法，還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劉厚總叛變降敵后，是在皖南死于國民黨之手。
有關檔案證實：
劉厚總并非死在皖南
正當我在調查劉厚總的問題上陷入困境時，原由省公安廳保管的大批敵偽檔案全部移交給了省檔案館，我得以有機會目睹這批檔案，從中發現了劉厚總殺人潛逃后的詳細行蹤。從檔案中可知，劉厚總在蜜蜂洞行兇后，從項英、周子昆和黃誠身上一共擄得“國幣二萬四千余元，自來水筆三枝，金表一只，鋼表一只，手槍三枝，赤金捌兩五錢”，其中有一枝金筆是斯大林贈送給項英的。然后，連夜跑到太平縣隔河里向頑保長投誠，將三支手槍交給頑保長，“赤金、鈔票、水筆、金表、鋼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槍的人檢查拿去”。劉厚總見事不妙，又從太平縣隔河里跑回涇縣。
這時，皖南事變已結束兩個月，國民黨正規軍大都撤走，只剩下少數綏靖部隊和野戰醫院等后勤部門。劉厚總在茂林鎮找到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第一擔架連，向該連連長王惠九敘述前情并提出四點要求：“第一點要求，同路去取槍款等件；第二點要求，去看項英尸身；第三點要求，辦理自首手續；第四點要求，為伊登報。”然而，“王惠九都未能替伊辦到，僅著人到隔河里去拿東西”。劉厚總深感失望，遂又從涇縣跑到旌德縣境，自稱姓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特務密查員，因丟失證件，通行困難，要求各鄉、保將他送到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部。結果，因行蹤可疑，破綻百出，被玉屏鄉公所解送至旌德縣城。
在旌德縣長李協昆的審訊中，劉厚總開始仍詭稱是戰區特務密查員李正華，要求“綁送屯溪”，企圖直接向皖南行署邀功請賞。后經一再逼訊，只得供認：“名劉厚總，曾充叛軍團長七天并副官等職。本年正月間叛軍被殲滅后，該叛軍副軍長項英率殘部四十余人，逃竄至涇縣皮嶺延嶺間某一石洞中，我亦隨同逃竄。于本年廢歷二月二十六深夜乘隙將該項英槍殺斃命。”李協昆因“事關奇重，所供是否確實，仍應趕速搜尋確證，藉資證實。當于四月二十八日飭派本縣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率領隊兵押同劉厚總，又名李正華，前往延嶺一帶搜尋尸證”。
據陳思新回來后向縣長李協昆銷差稱：“奉諭遵即帶隊押同該劉厚總，于當日十二時到達延嶺坑右首石牛塢。該山勢極陡峻，四圍樹木叢密，鳥道羊腸，絕無形跡。職等正在攀藤附葛將至山腰，隱約見有一石洞之際，忽該洞左邊發現身著黑色短衣三人，左手挾有白色小包，大聲問我們來干什么，觀其情形，似有其他動作。同時該劉厚總說恐不是好人，我們大家要犧牲，言語支吾。職等值此險地，祗得奮勇分途搜索。詎該劉厚總竟乘此分途搜索期間潛逃無跡。該三人亦無跡影，迭尋均未緝獲。職等祗得行達該石洞遍察。該石洞中僅檢獲已燃未了洋燭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見有尸骸，亦別無其猶疑跡象，足資證實，惟竟被該劉厚總乘隙逃脫，疏忽之咎，實屬難辭。”
根據上述劉厚總的口供和陳思新的匯報，旌德縣長李協昆在1941年5月12日呈皖南行政公署主任黃紹耿的書面報告中稱：“該劉厚總或李正華前后供述不同，行動亦屬奇異，察其情狀似屬曾充叛軍部屬，被剿后落荒逃竄，歷受驚嚇，以致神經錯亂者。惟該石洞中實曾有人匿居，尚堪認定。除再飭員兵嚴加搜查，并將該陳思新等分別議處暨分報省政府、上官總部外，理合將本案詳實辦理情形備文呈報，仰祈鈞鑒察核。”
再說劉厚總，逃脫了陳思新對他的監視后，又轉回太平縣，投奔到國民黨太平縣黨部。據此可證，劉奎回憶錄所述劉厚總在太平縣黨部當特務確系事出有因，但是劉厚總并沒有在太平縣當特務，也沒有被處決。真實情況是，太平縣黨部感到此事疑點太多，但又無從核查，于是按劉厚總要求，將其押送到屯溪，交給直屬上級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安徽省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桂系主政，極力壓制CC，因此中統在皖省難以施展拳腳，于是，又將劉厚總轉送至省政府皖南行署“請于核辦”。在行署主任黃紹耿的審訊中，劉厚總如實供認槍殺項英、周子昆以及在太平縣隔河里槍、物被扣和涇縣茂林投奔不利等遭遇。1941年10月28日，黃紹耿發出致太平、涇縣有關各縣“酉刪電”，要求對劉厚總供認的行狀“隨即徹查明確，詳細具報，以憑核辦，懸案待結，毋稍片延”。
經過有關各縣調查，查明劉厚總所供投誠后的一切情況屬實；對其所說槍殺項英、周子昆之事，雖無實證，但也還沒有他們存活的確切情報；同時，劉厚總還供述了大量他所了解的中共和新四軍的詳細情況。為慎重起見，劉厚總又被送到設在涇縣的第三戰區銅（陵）南（陵）繁（昌）涇（縣）綏靖指揮部反省。
據當時擔任國軍第五十二師軍法處上尉、抽調到該綏靖指揮部工作的唐虞1956年的交代：劉厚總是1942年到指揮部的，他自稱項軍長是他打死的，后跑到太平所屬鄉下，被地方保長誤認為匪，將他這些鈔票、光洋、手槍、掛表、水筆等均搶去沒收了。“后由指揮部派員同劉厚總一陣到太平所屬那個地方，將那保長找到，就將上面那些東西交去員帶繳指揮部。只是錢沒有那么多，僅交幾十元。劉厚總當時就在指揮部住，以附員名義給他。”
為了宣示反省成果并進一步表明反共心跡，劉厚總于1942年7月10日在銅南繁涇綏靖區戰地文藝通訊社編的《宣報》副刊《皖南綏聲》第10期上，發表題為《我為什么打死項英和周子昆—以一顆赤誠的心，向祖國同胞赤誠的報導》的長文，文中回顧他參加中共和紅軍、新四軍的過程。據劉自述，他系湖南耒陽人，少時曾讀過幾年書，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稍長便跟人到耒陽、永興等地煤礦當挖煤工人。1928年，因與礦主發生沖突，“懷著一種狹義的報復心理，以圖發泄胸中的積忿”，憤而參加蘇維埃赤衛隊，從戰士、班長、中隊長一直提升至大隊長，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后，劉部下山被編入新四軍軍部特務營第四連，其本人被派到陜北抗大受訓，“總計受了四天的訓”，因“感著受訓興趣索然，便不辭而別”，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后經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仍被派回新四軍。在新四軍教導隊學習3個月后，劉厚總被分配到司令部副官處第三科擔任副官。在文章中，他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無恥地向國民黨表示：“今后愿盡我未完的生命來為國家民族忠誠地服務到底，以贖我過去的罪惡于萬一。”
然而，時隔不久，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不知從何處得到情報，于1942年9月15日致電蔣介石說：“項英并未殉難，現忽重回皖南。因中共中央斥項在政治上犯右機會主義之錯誤，乃令項英返皖戴罪立功。”于是，為了徹底弄清項英生死的真相，劉厚總又被層層押送遞解至重慶，關入軍統局本部白公館監獄。
上世紀80年代，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人員在庫存檔案中，發掘出劉厚總于1948年5月10日給蔣介石的一件呈文。他在厚顏無恥地吹噓自己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功績”和對“黨國”的忠誠之后，滿懷委屈地寫道：“厚總之所貢獻于政府者，其價值如何，當亦不難估計。但此種忠誠之表現，非惟未蒙撫慰，且不幸被禁數年。現蒙局本部開釋，并蒙發給二千五百萬元，以資返籍，深感大德。厚總因被禁有年，致成殘體，耳、目、腳等均有重病（現正醫病），年齡老邁，六親無靠，雖蒙厚惠二千五百萬元，實不敷醫病之用。他如購買行李衣物及旅費與今后生活費用，均無著落。際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為此，不揣冒瀆，披瀝上陳，懇乞憫其投誠之愚衷，恩準另發救濟費（或作獎金，厚總自當登報道謝）若干，以延蟻命，借昭激勸。并懇發自首證書（并乞嚴令下屬軍政人員，對誠意投誠而有顯著工作表現之自首者之生命財產，加以保障，‘確有不法行為者在外’，對剿匪建國有利無害）和護照，俾便返籍，免致當地政府發生誤會，無任感禱。”
上面所引述的一些檔案文獻，比較詳細地披露了劉厚總行兇后的曲折經歷，同時也糾正了謝忠良、劉奎回憶錄的錯漏。劉厚總并沒有死在皖南，更沒有得到賞識和重用，而是如其本人所說輾轉遞解，“被禁有年，致成殘體”。由于蔣介石窮兵黷武，發動內戰，導致國統區通貨膨脹，貨幣急劇貶值，到1948年5月劉厚總開釋時，2500萬元法幣的幣值只夠吃幾餐飯。不久國民黨政府強制推行金圓券，300萬元法幣兌換1元金圓券，2500萬元法幣只能兌換區區8元多金圓券而已，難怪劉厚總要向蔣介石搖首乞憐。這就是叛徒可恥又可悲的下場。
據重慶白公館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介紹：劉厚總原在監獄內管理圖書，1948年宣布開釋后因對處理結果不滿，不肯離去，于是仍然呆在獄中管理圖書。重慶解放前夕，他自知罪孽深重，共產黨絕對不會饒他，就隨白公館獄卒一起逃亡。
全國解放后，有關部門曾派人到劉厚總的原籍湖南省耒陽縣調查，但沒有發現他的蹤跡。關于劉厚總的下場有多種說法：一種說他在逃亡途中踩到了國民黨潰兵的傷腳而被刺刀捅死；還有一種說法是，劉厚總出獄后隱姓埋名，在江西省新余縣城里一家店鋪謀生，結果在1952年，恰巧被時任新余縣公安局長的周子昆原警衛員認出逮捕，同年8月在南昌被人民政府處以死刑。然而，中共新余縣委黨史辦對此說不予認同。因此，上述兩種說法都沒見確切的證據。
1982年元旦假日，按事先電話約定，我來到安徽日報社黨組書記孫宗溶的值班室。彼時我正受命組稿編輯《皖南事變回憶錄》，此次主要是約請他撰寫中共皖南地下黨在皖南事變前后活動的回憶文章。他欣然答應，并向我暢談起當年他和涇縣縣委書記洪林如何與李志高、謝忠良等人取得聯系，安排他們過江的詳細經過。他興奮地對我說：“想不到40年過去了，謝忠良還記得我，和我在電話中取得聯系，說他寫了一篇皖南事變突圍的回憶錄，要請我提意見。很快文章就寄來了。我看后立即批給報社全文照發，登了整整一個版面，讀者反映好極了。”我對他說：“您在《安徽日報》任職的信息是我在福州采訪謝老時告訴他的。謝老的文章確實寫得不錯，有血有肉，全是他個人在皖南事變中的‘三親史料’，不過美中不足，在涉及劉厚總結局的問題上，與我們后來掌握的真實情況相去甚遠。”他問道：“你有確切的證據嗎？”我就把隨身帶著的有關檔案材料抄件遞給他看。他看后沉吟了一會，對我說；“看來，謝忠良關于劉厚總結局的描述的確與事實不符。這樣吧，為了做到求實存真，對歷史負責，請你根據真實史料再寫一篇文章澄清此事，不過不要寫成糾錯的駁論，正面說清問題即可。”
很快，我的題為《叛徒劉厚總殺害項英、周子昆以后》的文章便在《安徽日報》上刊出，隨即又被人民日報社辦的《文摘報》轉載介紹。拙文披露了劉厚總殺害項英、周子昆之后曲折復雜的經歷，文末的結語是—“劉厚總出獄后不知所終，他的最后結局仍是一樁歷史的懸案。”
作者小傳
童志強，現為上海圖書館編審，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歷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研處處長、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處處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社長。長期從事新四軍史和皖南事變研究，論著多次獲獎。主要論文有《新四軍成立經過新探》《新四軍首戰時間考》《劉少奇在發展華中敵后抗戰中的歷史作用》《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饒漱石與新四軍》《曹甸戰役與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考》《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等。參與編寫了《安徽現代史》《安徽大辭典》《安徽現代革命斗爭史資料長編》《高敬亭傳》《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革命中堅》（主編）《皖南事變研究與爭鳴》（主編）《中共安徽黨史綱要（1919-1949）》（主編）《中共安徽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主編）《安徽近現代史辭典》（副主編）等多部專題史書。論著有《外戰中的內戰》（合作）《新四軍發展史》（合作）《關于新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