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末期，新四軍的代表與南京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代表曾在六合竹鎮舉行了一次絕密談判，鮮為人知。
竹鎮——新四軍淮南抗日根據地的中心
竹鎮，一塊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坐落在南京六合西北之首，長江北岸，西鄰安徽來安縣，北與安徽天長市接壤，距六合城區26公里，距南京市區40公里，四境環山，三面帶河，水陸往來便利，商賈集散，經濟繁榮，是蘇皖邊界重要的商業、文化和物流中心。
1939年6月，新四軍五支隊在司令員羅炳輝與政治部主任方毅等的率領下，進入竹鎮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建立起以竹鎮為中心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與日偽軍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五支隊挺進六合后，與日軍發生的首次激戰，是老古墩伏擊戰，共斃傷日偽軍60余人，繳獲重機槍1挺、輕機槍2挺、步槍20余支，被譽為“東進雄州第一功”。此后，五支隊在這里先后組織了盤山戰斗、金磁山戰斗、牯牛山戰斗等一系列戰斗。1942年8月，為適應抗戰形勢發展，經淮南行署批準，成立竹鎮市抗日民主政府，開展參軍、擴軍、獻槍、組織民兵、借糧、減租減息、組織工抗、農抗、婦抗、青抗、兒童團等，有力地配合了新四軍的軍事行動。據統計，在抗戰期間，淮南新四軍及地方武裝以竹鎮為中心，共與日偽軍作戰達110余次，斃、傷、俘日軍600多人，偽軍4000多人，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抗戰后期日本當局主動向中國求和談判
1941年12月7日日本東條內閣發動太平洋戰爭后不久，形勢很快就遭到逆轉，尤其在1942年6月中途島失利后，日軍在太平洋上節節敗退。為了擺脫困境，抽調在華兵力增援太平洋戰場，東條政府在1942年年底實施“對華新政策”，除了強化汪偽政府外，還開始主動地向中國的抗日政府與抗日軍隊發出停戰談和的要求。
由于這時國際形勢與日、中地位的變化，日、中間的議和談判的情況，也與戰爭初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日本不僅成為和談的主動發起者，即求和者，而且在議和條件上也被迫不斷降低籌碼。
1944年7月18日東條內閣倒臺。7月22日新上臺的小磯內閣為準備與英、美“決戰”，進行最后的掙扎，由政府與大本營聯合組成“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作出了“要積極地和重慶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決定”，但一直沒有取得成果。1945年4月5日小磯內閣倒臺后，1945年4月7日，由預備役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組閣。這是日本戰時的最后一屆內閣。在軍方的壓力下，這屆內閣一上臺，一方面，“決定收縮中國戰線，從中國轉調兵力”去對付太平洋戰場上美、英軍的強大攻勢；另一方面，從1945年4月中旬開始，研究“企圖推行對重慶、延安的政治謀略工作”，并決定放棄“猶恐對南京（汪偽）國民政府失信”的那種“躊躇不前，實屬愚蠢”的做法，即要徹底拋棄被他們扶植與利用了五年之久的汪偽政府，而由日本方面直接對重慶、延安國共兩黨展開談“和”活動。
1945年4月20日，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起草了一份“對中國政治謀略”的文件，并很快被日本最高當局批準。文件主要內容如下：
一、運用當前對中國戰略優勢，加強實行對重慶政治工作和對延安的謀略工作，努力實現與重慶停戰。
二、對延安措施，作為對重慶的輔助（牽制）措施予以利用，要暗中對重慶與延安分別進行工作。
三、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負責此項工作。
日本最高當局的上述決定，于1945年4月28日以“大陸指第2468號”下達。于是，從那時開始，以南京為中心，在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的指揮下，由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主持，繞開汪偽政府，努力開辟、打通直接與重慶國民政府以及延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進行秘密談和的通道。
南京日軍總部主動向新四軍派出聯絡人員
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后，國共兩黨都把日占區政治、軍事中心城市的南京作為地下情報活動與工作的重點，先后派遣特情人員潛入南京。
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南京的政治地位更顯重要。中共“上海情報站”先后派遣李德生、張鳴仙（李德生的妻子）、汪錦元、呂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開展情報工作，與原已潛伏在這里的日籍西里龍夫和陳一峰、張明達一道，組成“南京情報組”，李德生任組長。全組有8個成員。
但是，在1941年10月，共產國際與蘇聯總參謀部派駐日本的佐爾格間諜小組被東京警視廳特高課（“特別高等警察課”的簡稱）破獲：擔任日本近衛文麿首相的秘書兼顧問的尾崎秀實、以德國記者身份作掩護的佐爾格、日籍情報人員中西功、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等人先后被捕。1942年7月29日，中共情報人員李德生、汪錦元、陳一峰等3人也被捕。
后來，日方當局將佐爾格、尾崎秀實判處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將他們秘密處死；將中西功、西里龍夫判處死刑，但未及執行，日本就面臨戰敗；將李德生、汪錦元、陳一峰判處無期徒刑。1945年5月，南京日軍總部下令釋放李德生，讓他先只身前往位于南京長江西北岸的中共淮南根據地，與新四軍軍部“牽線”。
南京日軍總部與新四軍代表的秘密談判
李德生化名紀綱，進入淮南新四軍根據地。他向新四軍軍部和中共華中局領導人說明來意。當時，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早已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在新四軍軍部主持工作的是新四軍代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副軍長張云逸、華中局組織部部長曾山等人。饒漱石找到擔任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的揚帆，要他負責接待和審查一位從南京監獄放出來叫紀綱的人，稱此人是南京日軍總司令部派來的，說有重要信息向我們轉達。饒漱石命揚帆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戲……
揚帆真名石蘊華，他“經與紀綱談話并從多方面查證了解”，核實了紀綱的身份，了解了南京日軍總部派遣紀綱與新四軍軍部“牽線”的意圖。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當時對此事的判斷，據揚帆說：“我們從各方面了解并聯系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分析中，不難找到了答案……1945年5月，蘇軍直搗德國首都柏林，德國無條件投降……此時日本已經明顯地感到滅頂之災即將來臨，就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日本向我們伸出政治觸角，妄想試探找到一條延緩他們失敗命運的辦法。日本人通過紀綱來搭線，就是在這一意圖下的一著棋子”。（見《揚帆回憶錄》）
揚帆
新四軍軍部和中共華中局立即將此事請示延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回電表示同意和日方秘密接觸，目的是為了弄清日方的真正意圖，但應掌握絕不能和日方談判任何具體問題的原則。在這期間，新四軍軍部和中共華中局批準紀綱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讓他回南京，向日方傳遞中共方面表示同意和日方秘密接觸的信息。
紀綱回到南京，向南京日軍總部作了報告。日軍總部在得到中共方面同意秘密接觸的信息后，就于1945年6月初派遣3位代表，隨同紀綱及其夫人張鳴仙，秘密前往中共淮南根據地。這三位日軍代表，為首的叫立花，是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二科的“對共工作組”組長，另外兩個人，一個叫原，一個叫梅澤。他們身穿便衣，按照事先約定，來到竹鎮附近的一個村莊。
新四軍的首席談判代表，是華中局宣傳部部長彭康，代表梁國斌是新四軍軍部保衛部部長，代表揚帆是新四軍軍部聯絡部部長。他們與日方代表舉行了會談。日方代表提出要和新四軍實現“局部和平”，即雙方停戰。新四軍代表表示拒絕。立花等人見談判沒有結果，以為是他們的代表級別低，就邀請新四軍派遣高級代表隨他們秘密前往南京，與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首腦舉行直接會談，并表示絕對保證新四軍代表來去安全，甚至表示他們愿意留在新四軍根據地作為“人質”，表現出急于求成的意向。
新四軍的代表與駐南京日軍總部的代表在竹鎮舉行的秘密談判，就這樣結束了。
新四軍軍部和中共華中局為了進一步觀察、了解日方的意圖和動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更全面、更直接的敵情參考，決定派遣揚帆作為代表，到南京與日軍總部繼續接觸。
1945年6月間，揚帆在紀綱夫婦和三個日本人的陪同下，到達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設于傅厚崗的將校招待所內。
第二天，日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二科主任參謀喬島代表尾崎大佐，設宴招待揚帆。
第三天，日軍總部主管情報特務工作的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以茶點歡迎揚帆，并與揚帆進行會談。這是一次比5月份在淮南中共根據地級別要高得多的正式會談。揚帆表示，他是新四軍聯絡部部長，奉陳毅軍長、張云逸副軍長、饒漱石政委之命前來，日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今井武夫代表岡村寧次總司令官對揚帆來到南京表示歡迎。他先主動向揚帆提出，有一個皖南新四軍的政治干部被日軍押在南京，問是否要帶回去，以此想讓揚帆先向他提出要求。揚帆已經知道日方提出的那個干部早已叛變，便拒絕了。接著，今井武夫稱贊新四軍軍紀嚴明，裝備雖不如重慶軍，但士氣高昂；然后再次提出要求與新四軍方面達成“局部和平”的協議，并表示，為了表明日方的誠意，日軍愿意讓出八座縣城給新四軍。今井武夫說：“華中局勢不要很久就會大變。皇軍希望與貴軍攜手合作，共同對付英美盟軍與蔣介石的重慶軍”（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這就是日方的真正意圖——分化抗日陣營，中立甚至拉攏新四軍，以便讓其集中力量，對付可能即將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的英美盟軍與舉行反攻的重慶國民政府軍隊。揚帆表示，他未被授權討論這樣的具體問題，他只能將日方的要求帶回去向上級匯報。揚帆以此方法進行推托，并乘機縱談國際、國內局勢，揭示中國對日戰爭勝利在望。今井武夫凝神諦聽，表情沮喪。
第四天，即在揚帆離開南京的前夕，日“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親自接見揚帆，以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的名義，設西餐招待，并代表岡村寧次請揚帆轉告新四軍領導人，“我們雙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可以先不談具體問題，希望保持聯系”。雙方未達成任何協議，但保留了聯絡通道。
揚帆在南京數日，不僅摸到了日軍當局的意圖，而且近距離觀察到當時日軍上層虛弱而低沉的情緒，回來向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作了匯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立即報告了延安中共中央。（見《斷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長》）
然而，未等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再次與新四軍聯系，戰局急轉直下，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就傳到了南京。
日本投降后，揚帆到南京與日軍總部的談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在南京收聽了裕仁天皇的“終戰詔書”后，接著又收聽到重慶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通過廣播電臺發給他的命令，主要內容是關于日軍投降事宜的六項原則。
蔣介石命令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后，“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并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蔣介石令岡村寧次派代表至江西玉山，接受盟軍中國戰區受降主官、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指示，洽談受降事宜。
當日下午，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專使張叔平攜帶隨員一人，公開出現在南京中山北路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與日方代表洽談。他們根據蔣介石與顧祝同的命令，要求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立即派遣代表到江西省玉山，商談受降事宜。
在這同時，新四軍軍部與中共華中局派遣揚帆，以中共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與新四軍情報部部長的身份，攜帶隨員紀綱，離開淮南新四軍軍部，星夜兼程，在8月15日也趕到了南京。他先找到以前與他們談判的日軍總部代表立花等人，要他們向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轉達朱德總司令向岡村寧次下達的命令，要求在華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以及新四軍軍部向華中日軍發出的《最后通牒》的4條內容。
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等人都是日本著名的中國通，十分了解當時中國的復雜政治局勢與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他們很快決定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規定，向重慶國民政府投降。日軍總部讓立花向揚帆轉告上述決定，表示希望新四軍方面予以諒解。同時，他們應揚帆要求，釋放了關在南京獄中兩年多的中共情報人員汪錦元與陳一峰，讓他們與紀綱夫婦一道，前往中共根據地。
紀綱（李德生）、汪錦元與陳一峰隨揚帆來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經審查和上級組織批準，恢復中共黨組織關系，并繼續從事情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