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時代，是一個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也是一個產生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抗戰開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友軍的撤退，國人的不安，各種困難、矛盾疊加，出路何在？全民抗戰怎么組織？一系列的問題，迫切需要智慧來回答，一批忠誠于馬克思主義者，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來。蕭縣抗日民主政府民運科長孫叔平，1939年12月17日寫的《抗日農民運動講話》，就回答了蕭縣如何組織農民進行全民抗戰問題。
孫叔平敘述自己的經歷是“從工作到哲學”。1928年6月15日在中共蕭縣第一次代表會上，孫叔平當選為縣委書記。1932年初任徐州特委書記。1938年8月蕭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他當了20個月的民運科長，也是在這時接觸了哲學，并用哲學與現實對話。1940年4月，他調至抗大四分校任教，進入比較系統的學術研究階段。南京解放后，他出任合并后南京大學的軍代表、黨委書記、副校長，是南大哲學系的奠基人，全國著名哲學家。
1982年孫叔平在他寫的《哲學學習瑣談》一書中，寫了這樣幾個片斷：“1925—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以后，我的政治方向定了，要做革命工作。但工作怎么個做法，我不知道。”“我們那時所做的事，大多是事與愿違。”“1937年抗戰開始，翌年家鄉淪陷了。理智告訴我：我該做我應該做的事。……這時候，和我一起碰過釘子的同志們都是30多歲的人，做起事來不再那么莽莽撞撞了。”“我們的工作雖然不免仍有失誤，但已不是件件都事與愿違了。我們辦成幾件事。”“通過痛苦的失敗與小小的成功，我們工作已經接觸到哲學了。”從“痛苦的失敗”到“小小的成功”，他是由哲學指引從失敗走向成功的。他用哲學與現實對話，解決了怎樣發動和組織農民，開展磅礴的抗日戰爭。
孫叔平在《抗日農民運動講話》一開頭便講：“我們曾經寫過一冊民眾運動工作綱要，主要的是在說明救國會應該做些什么，后來就壓縮在農民救國會的綱領里了。現在由于工作的深入，做什么的問題已大致解決，怎樣做的問題已經來到面前了。怎樣做不是個技術問題。要懂得怎樣做，就要懂得農村社會的本質，就要認清農村生活的動態和動向，就要知道如何去做主觀的努力。這篇講話就來解答這些問題。”他首先肯定農民有局限性：“歷史上沒有‘農民政權’、‘農民哲學’，只有‘地主政權’、‘地主哲學’，因為農民是不能用新的生產方式代替舊的生產方式、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的階級。他們只有三種出路，在封建制度依然存在的時代，是改朝換代的工具；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他們獨立的道路是沒有的。”他用這一論點，分析了淪陷后的農民。他說，日寇一來，農民原來的“靠山”沒有了，仰仗主人已不能“保險”，仰仗官吏也不能安居，都“保護”不了他們了。他說，農民也未嘗沒有順民思想，最初，也希望某些媚外投降分子來“保護”，但經過試驗以后，農民就嘗到了被“保護”的滋味，飽受奸淫燒殺之苦，身受日寇漢奸雙重壓榨。這時農民既怕日本人，也怕加入抗日團體，最后，兩怕相較取其小，認為還是加入抗日團體打日本吧！這就是農民的心態。因此，他們就當了“抗日短工”，非“自動之作”，是缺乏積極性的。
怎么讓農民從被動抗日轉向積極抗日呢？這中間必須架起一道橋梁。橋梁在哪里？走紳士道路不行，走流氓道路也不行，他認為必須由革命的鄉村知識分子充當此任。并著重指出：“離開革命的鄉村知識分子，動員農民是不可能的。”他分析：“抗戰把知識分子由都市趕回鄉村，抗戰把漂浮的知識分子卷入群眾。”他稱贊：“這些人在建立抗日部隊，開展抗日民眾運動上都起著先鋒作用。”由于孫叔平敏銳地找到了組織民眾抗戰的船和橋的問題，蕭縣農民運動就蓬勃地開展起來。蕭縣農運搞得好，首先是鄉村知識分子發動得好。僅兩期去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受訓的蕭縣知識分子就有200多人，他們先后大都參加了抗日工作；蕭縣師范畢業生、實小等校高年級學生、青年教師大多數都走向了抗日第一線，成為農民隊伍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孫叔平把鄉村知識分子作為抗日民主政府動員農民起來抗戰的橋梁，提得這么早、這么響亮，提到如此高度，發揮如此大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1938年11月成立的縣政委員會，在13名委員中有半數以上受過高等教育；1939年3月組建的蕭縣常備隊，一共6個營，在28名營連以上的干部中，蕭師出身的幾近一半。
孫叔平在“講話”中專門論述了開展鄉村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說：“鄉村抗日統一戰線是鄉村兩大階級的平等合作，所以它的基礎是自覺的，有組織的農民，它的上層是開明的進步的地主，而徹底的民主政治則是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由于歷史原因，在新形勢下，地主只講統一和協調，抹殺對立和斗爭，原始的農民意識，又是只講對立和斗爭，破壞統一和協調。“講話”中就特別強調：“我們所講的是斗爭的協調，對立的統一，統一協調是主要的，對立和斗爭是次要的，對立只是平等的合作，斗爭只是矛盾的一致。對立只表現為擁護進步分子，孤立梗頑不化分子，斗爭只表現為爭取可變分子，打擊反動的分子。我們應有最大的包容和一切抗日者合作，堅決反對宗派行幫的成見。但我們在抗日主張和辦法上要有確定不移的階級見地，堅決反對‘順風打柳’。”
什么是“確定不移的階級見地”？孫叔平在《蕭縣農民救國會工作綱領》中“改善生活”一節有兩條規定:一條是發動農民，說服地主，實行災區減租減息。這里提到的減租減息，對農民是發動，對地主是說服，體現了平等合作解決問題的原則。但是減租減息這一階級見地是確定不移的，因為減租減息，增加長工工資，實行合理負擔，都與農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也是發動群眾的最好方法。有人并不懂得土地在農民心目中的位置。彭雪楓在1940年11月寫的《豫皖蘇邊工作報告大綱》中，把土地問題當作解決一切問題的前提，他說：“土地蘇北較集中，階級分化明顯，各地還可見到封建時代莊園制的殘余，大地主在農村統治。皖北土地集中程度次之，豫東土地分散不集中，小農自耕農占主要地位，地主的剝削在經濟上還較其他地區稍輕（佃、主平分或倒四六分很普遍）。”提倡不同的土地關系用不同的方法處理。
另一條是“擁護政府沒收漢奸家產和土地，救濟難民、貧民、軍人家屬，并充作抗日經費。”從這一條可以看出，當時對私有財產還是恪守不容侵犯的律條，沒收只限于漢奸財產。這一方面把打漢奸的行動與農民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沒收漢奸的財產用作救濟難民、貧民、軍人家屬，并充作抗日經費；另一方面也警告地主中的動搖分子，千萬不要當漢奸，當漢奸的就要沒收財產。
動員農民抗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抗日救國的道理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孫叔平在“講話”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我們越是能把從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而且已經成為農民的知識的一部分的東西加以發揚，我們越是能打動農民的心，越是能發動他們抗日。”什么是最能打動農民自己的知識呢？比如傳說中的八月十五殺“韃子”，就含有反抗民族壓迫的意識。民眾普遍罵秦檜，反映了一種仇恨漢奸賣國賊的意識。戚繼光殺倭寇、鄭成功驅荷復臺、林則徐銷毀鴉片等民族英雄的偉大愛國精神，更是激勵老百姓分辨忠奸、奮起抗敵的政治意識。再比如農民對日寇和漢奸用燒香詛咒，對抗日烈士用燒香祭奠，這雖然帶有“迷信”色彩，但都表現出農民的愛憎分明。
歷史流傳下來成為農民知識的部分，多半來源于戲劇舞臺、說書場，或是老一代人講的故事。為了利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擴大宣傳，改進宣傳，蕭縣抗日民主政府除了組織老藝人演唱一些愛國主義戲曲外，還在部隊中廣泛組織宣傳隊，宣傳隊戰時隨部隊上前線，平時唱歌、跳舞、寫墻字、貼標語樣樣干，在召開群眾大會時，他們用唱歌、民謠、快板等各種民間形式鼓舞人、教育人。演劇沒有劇本就根據當地歷史故事特別是抗日斗爭故事自編自演。軍民堅信“力量可以歌取之”，很多地方都是在抗日歌聲指引下，出現“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夫上戰場”的動人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