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1）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2）而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時（3）也。故釋（4）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5）。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6）
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7），今為殤子（8）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9）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10）。”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感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以此任物（11），亦必悖矣。
注釋
（1）上：國君。胡：為什么。前“法”：效法。后“法”：法令。（2）不可得：不可能。（3）要于時：切合時代的需要。（4）釋：放棄。（5）所以為法：用來制定法令的依據。（6）“以益所見”二句：是說以其所見推知所不見。（7）壽民：長壽的人。（8）殤子：未成年而死的孩子。（9）契：刻。（10）所從墜：從這里墜落。（11）任物：對待事物。
解析
本文節選自《呂氏春秋·察今》，“察今”的意思是制定法令制度必須考察當今的實際情況。節選的大意是：國君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令制度呢？不是它不好，而是因為后人無從效法它。凡是先王的法令制度，是適應當時的需要的。因此要拋棄先王現成的法令制度，而效法他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據。那就是從人出發，明察自己就可以推知別人，明察現在就可推知古代。明白事理的人，可貴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夠根據近的推知遠的，根據現在的推知古代的，根據看到的推知未見到的。
所以說治理國家沒有法令制度就會混亂，死守古老的法令制度而不改變就會行不通，混亂和不合時宜都不能治理好國家。社會不同了，時代改變了，改變法令制度是應該的。比如好的醫生，病癥千變萬化，下藥也要千變萬化。病癥變了而藥不變，本來可以長壽的人，現在也變成短命鬼了。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根據法令制度來進行，修訂法令制度要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楚國有個渡江的人，他的寶劍從船上掉到水里，就急忙用刀在船上刻個記號，說：“這里是寶劍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就從刻著記號的地方下水去打撈寶劍。船已經走了，但劍沒有動，這樣尋找寶劍，不也是很糊涂嗎？用舊的法令制度治理他的國家，正和這個故事相同。時代已經變了，而法令制度不變，用這種方法治理國家，豈不太難了嗎？有個從江邊上走過的人，看見一個人正拉著嬰兒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嬰兒啼哭起來。旁人問他為什么這么做。他說：“這孩子的父親很會游泳。”盡管孩子的父親很會游泳，那孩子難道就一定也很會游泳嗎？用這種方法處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謬的。
感言
《呂氏春秋》系戰國時期的秦相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而成，該書博采先秦諸子各派學說，目的是為秦國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提供思想武器。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界，人們往往崇尚效法先王制度。出自本文的“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后來演變為成語“察今知古”。為了使論點更加明確和形象，文章還用了“刻舟求劍”等寓言故事，指出不知審時度勢、固守舊法的迂腐愚昧，從而深化了順應時勢、法與時變的論題。
值得注意的是，呂不韋所說的“法”，是指人治社會中的先王之法，這里的“法”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我們今天強調“依法治國”，是指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當下中國的國家立法權由人民有組織地行使，其中的組織和領導則離不開黨。人民制定出來的法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外、凌駕于法律之上。這與“先王之法”有本質區別。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講話中強調“法外無權”：“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令人遺憾的是，由于我國“人治”的歷史慣性過于強大，即便在今天，也有少數行政機關在國家管理活動中以行政長官的意志為轉移，行政效率低下，進而影響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某些具有特權思想的官老爺，甚至隨意制定一些假公濟私、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條條款款”，美其名曰“依法治國”，其實質是將個人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是歷史的倒退，這種想方設“法”馴服百姓的思想，與當今提倡的法治社會背道而馳。如果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都能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不要去行使不該由自己行使的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然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雖然“先王之法”已成為歷史的糟粕，但《察今》中的一些觀點對今人還是有很大啟發的。當下社會高度進步，一個又一個發展契機擺在我們面前，如何才能保證經濟、政治、文化快速發展，如何才能維護社會穩定，這就要依靠法律的作用。國家及社會的有序運行離不開法制的維護，而制定法令制度，必須考慮到當今社會的發展情況。呂不韋提出“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反對泥古不化和墨守成法，強調變化和調查，這些具有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因素，在今天看來同樣是積極進步的。聯系當下實際，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發是，依法治國需要與與時俱進結合起來。
在當下中國經濟轉軌、體制轉型時期，法制建設日益完善，一些法律條文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發展要求，需要予以修改補充，加以完善，而以往未制定的但符合人民發展需求的法律制定被提上日程。例如，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短短14年時間，中國已對其進行了八次修正。“醉駕入刑”“猥褻定罪”“減少死刑”等成為第九次刑法修正案中引人關注的焦點。這些修正案既與時俱進，又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再如，將于2017年10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很多條文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人文關懷，一個人從胎兒、老人甚至到逝者，權利都得到了關懷和保護。這部法律的誕生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體現了以人為本、平等以及契約精神，也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將會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產生積極的重大的影響。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我們黨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不拘泥于舊法，不斷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既繼承了古代先賢的智慧，又體現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堅實的法治基石正在奠定，這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大成就，也是我們繼續前進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