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周恩來總理生前秘書、武警指揮學院原副院長紀東少將應周恩來紀念地管理局邀請，來館作“學習周恩來總理，以清正家風帶動政風浸潤黨風”主題報告。紀東在1968年8月由中央警衛團調任周恩來總理秘書直至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紀東以自己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八年的所見所聞，講述了周總理對長輩孝、對妻子愛、對晚輩嚴的故事。紀東說，談周恩來的家風，實際上是談周恩來的家國情懷。周恩來從來就是把家和國聯系在一起，把優良的家風用于黨風建設，用于治國理政。
周恩來生前秘書紀東在周恩來紀念館作報告。
孝長輩
紀東說自己親耳聽到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這些人不在了，還修什么墳，留什么骨灰，撒掉就完了，還保留做什么？還占什么地？”周總理逝世后，骨灰撒到四個地方：北京、密云水庫、海河入海口、黃河入海口的上空。總理歷來主張移風易俗，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周家祖塋地位于淮安市淮安區淮城東郊的閘口村，是周恩來的曾祖父周樵水當年遷居淮安時買下的。周家在淮安沒有田地，除了駙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來的誕生地——周恩來故居）外，只有這不足一畝的墳地，這里安葬著周恩來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親屬的遺骨。1941年周恩來曾表示希望抗戰勝利后，能到母親的墳前祭掃，還對記者說：“38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恩情未報。”1950年周恩來又深情地回憶：“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離淮安只有300余華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為淮安還有我兩個母親的墳……”
實際上，周總理不僅在1965年平掉了淮安老家的祖墳，還在1958年平掉了重慶的兩位老人(父親周貽能、岳母楊振德）墳墓，60年代平掉了紹興的祖墳（1939年周恩來曾回祖籍紹興認祖歸宗、祭祖掃墳）。周總理平掉的是三處祖墳，卻在全國人民心中樹立了永恒的豐碑。
當今我們有些人，對長輩生前不管不問不贍養，長輩去世后則大操大辦，修豪華墳墓，這實際上是做給別人看的。周總理對長輩的孝，不是停留在保留祖墳的形式上，而是發之內心。
1972年4月10日，從廣州回北京的飛機上，周恩來與隨行人員合影。總理身后站立者為紀東。
愛家人
進西花廳前，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與紀東談話時交待，叫周恩來就叫總理，不要叫首長；叫鄧穎超稱大姐。有次在總理辦公室，總理對紀東說：“你把小超叫來。”紀東一下子愣了，就問了一句：“小超誰啊？”總理沒有回答。紀東出來之后問警衛高振普，才知道“小超”就是大姐。“小超”是總理對大姐的愛稱，叫了一生。總理逝世后，鄧穎超送的花圈落款就是“小超”。
談到周總理和鄧穎超的愛情，紀東說，總理開始選擇的是張若名。大姐就跟我們講過：“張若名比我長得漂亮。”五四運動中，張若名與周恩來、鄧穎超都是覺悟社成員，張若名的代號為“衫六”，周恩來代號為“伍豪”，鄧穎超代號為“逸豪”。1920年11月，張若名與周恩來等一起從上海赴法勤工儉學，1930年成為中國第一位在法國獲得女博士的人。
周恩來1949年11月住進西花廳，一直到1974年6月病重住院，在西花廳生活了25年。周恩來曾表示，只要我當一天總理，我就不蓋政務院大樓。總理身邊工作人員趁他和鄧穎超不在北京期間維修了西花廳，為此，他對有關人員嚴肅批評，并三次在國務院會議上作自我批評。
總理的家，也是工作人員的家。在1975年3月前，紀東在北京沒有家，就住在西花廳。紀東說，趙茂峰、趙煒的女兒就是在西花廳長大的。大姐關心這個家里每一個人，包括工作、思想和家庭。大姐曾經對西花廳工作人員談到孩子的教育問題，說：“要求太急，對孩子恨鐵不成鋼，效果恰恰相反。學習不好是因為沒有興趣，要先培養學習興趣。”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很多孩子都到過西花廳，見到總理和大姐。2008年，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的長子童丹寧主編的《西花廳孩子們的懷念》，就收集了45個人的文章。
1972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后，周總理與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人閑聊。總理突然問：“你們知道嗎？我也有個親生的兒子！”大家都愣住了，總理接著說，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在廣州正要臨產的大姐到處躲藏，最后躲進了一家私人醫院。因為難產，醫生只好用手術鉗夾著嬰兒頭往外拉，因為用力太大，孩子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沒有存活。大姐這次難產后，又因顛沛流離，身體受到嚴重損害，從此失去了生育能力。紀東說，新中國成立后，總理多次在政治經濟待遇上嚴格要求大姐，大姐都毫無怨言。尤其是1974年籌備四屆人大時，毛主席批準大姐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總理硬是給壓了下來。
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就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小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周恩來的秘書劉昂曾經回憶：1955年實行工資制，蔡暢定了4級，鄧大姐至少應是5級吧，但總理給大姐定了個6級。周恩來出國訪問從來不帶鄧穎超。
紀東說，總理與大姐就像傳說中的兩個泥人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愛得真摯。那個“八互”（1950年，鄧穎超在送給身邊工作人員結婚禮物的一塊紅綢布上寫下的“互愛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諒互讓互慰”），是他們感情的總結。
嚴晚輩
紫光閣武成殿后面有個乾隆皇帝立的碑，碑文提醒“我后世子孫，庶咸知滿洲舊制，敬謹遵循，學習騎射，嫻熟國語，敦崇淳樸，屏去浮華，毋或稍有怠惰。”意思是騎著馬打下江山，仍然要保持奮斗精神，不能整天提籠架鳥，否則就會亡國。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稱此碑為“下馬必亡”碑，并多次用此碑教育青年。文革開始后，此碑被造反派破“四舊”弄出去了。總理下令找，終于被找到并立回原處。
2016年去世的吳慶彤，1952年起先后任國務院秘書廳秘書室主任、國務院值班室主任，他在所著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書中也提及此事——周總理在會議上說：乾隆諭旨碑上有句話叫“下馬必亡”。這是乾隆教育他的后代，不要貪圖享樂，不要忘記戰備。我們共產黨人也要警惕和防止產生這類問題。周總理責成我查找石碑和石獅子的下落。在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幫助下，費了很大的勁，終于把石碑、石獅子找回來，并請人將損壞的地方修補后，放置原位。
周恩來的二弟周恩溥1944年就病逝了，解放后，二弟媳王蘭芳和兒子周榮慶住在河南焦作。在長達20年時間里，周恩來鄧穎超每個月都寄給她幾十元生活費。王蘭芳患有哮喘病，到北京看病時，都是鄧穎超替她承擔全部費用。
紀東也提及那個廣為人知的周恩來讓侄兒周秉和、侄女周秉建脫下軍裝的故事。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黃永勝知道周總理的意見，但一直拖著不辦。有次在人民大會堂，總理對黃永勝說，你們趕快下命令，把兩個孩子從部隊退回去。你們再不辦，我就要打電話給軍區領導，直接下命令了。黃永勝只好說馬上辦，馬上辦。總理還把保健醫生卞志強叫到跟前，因為總理不知從哪兒聽到卞志強的兒子也“走后門”入了伍。為此，西花廳支部專門為“走后門”開了支部會。總理有次還把侄女周秉建叫到家里，在她思想不通的情況下叫了一聲“同志”。大姐就說：“秉建，你趕快表態，總理已經叫你同志了。你再不表態，總理就要下命令了。”紀東說，總理對晚輩的嚴，就是愛。
1970年12月，周總理的專職司機楊金明的女兒楊毓光也參了軍,在領到軍服回家的第二天，被父親要求退伍。楊金明告訴女兒，“總理批評了我們，認為你們當兵是在走后門，影響不好，所以必須制止。”
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家有秉德、秉鈞、秉宜、秉華、秉和、秉建等六個子女。這六個人在合寫的《親情西花廳——我們心中的伯父伯母》書中深情地說：“伯伯每月給我們家的經濟補助占到了他工資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紀東認為周總理的家風淵源體現為三個字：誠、儉、忍。尤其是文革中，周恩來忍常人所不能忍，忍辱負重。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點，是總理與他們的最后一次見面，對他們（包括錢嘉東、趙茂峰）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累了”。說到這里，紀東忍不住留下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