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薛暮橋來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參加農村經濟調查工作，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研究生涯。該所負責人陳瀚笙早年留學美國，后成為中共秘密黨員，曾任北大教授，與李大釗同事。在他身邊聚集了一批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駱耕漠等人，他們日后都成為聲名顯赫的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這一期間，薛暮橋發表了他的成名作《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1934年10月，薛暮橋任主編的《中國農村》創刊。他開始走上了系統研究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之路，并成為上世紀30年代這一領域中的佼佼者。抗戰爆發后，《中國農村》是上海進步刊物中第一個決定內遷的。其時，《中國農村》的出版方新知書店已遷武漢。薛暮橋隨后也輾轉抵達武漢，以接洽《中國農村》的出版事宜。不過這次武漢之行，薛暮橋卻有了另外的收獲，即走進新四軍行列。
薛暮橋、羅瓊夫婦
與項英同車前往云嶺
武漢漢口舊日租界中街89號，是一處較有規模的舊式建筑，原為一家洋行。1938年1月，這里成為八路軍、新四軍駐武漢辦事處所在地。由于是合署辦公，辦事處工作職能廣泛，顯得異常忙碌。這年夏天，從延安開會返回途經武漢的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即住辦事處。其時，新四軍正廣泛延攬人才，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醫學與文化等諸多方面。項英小憩武漢，正是希望通過武漢大城市的優勢，吸引各式人才加入新四軍。
正在武漢的薛暮橋與羅瓊夫婦得知這一消息后，遂決定前往報名。原來在去年的11月份，薛暮橋、羅瓊與朱克靖在南昌見到正在為組建新四軍奔波的陳毅。朱克靖與陳毅較熟，隨即將薛暮橋夫婦引薦給陳毅。正是這次見面，陳毅希望薛暮橋能夠動員一些從上海撤退至內地的文化人參加新四軍。薛暮橋當即表示愿與羅瓊率先加入。只是軍部尚未成立，但薛暮橋早心有所屬，并一直關注新四軍組建的動向。
機會在武漢又出現了。薛暮橋與羅瓊不免心動。次日，羅瓊只身前往辦事處了解情況。只見很多大學生聚集登記要求加入新四軍，亦有社會各界別人士咨詢與表達愿望。現場氣氛熱烈，羅瓊深受感染。她當即提出報名，并在工作人員提供的表格中簽下了兩個名字：薛暮橋、羅瓊。
當項英看到薛暮橋的名字后，非常開心。他知道這是抗戰使命與新四軍魅力使然。新四軍以后之所以被稱為有文化的軍隊，正是得益于有類似薛暮橋這樣一批文化人的加入。而項英與薛暮橋的見面則是在其后的南昌。
羅瓊加入新四軍后，即奉命前往皖南軍部報到。薛暮橋因移交《中國農村》月刊編輯事宜，暫緩前往。8月的武漢熱浪襲人，而抗戰的激情亦如武漢天氣般熱力四射。羅瓊先行一步，并與薛暮橋相約皖南再見。
薛暮橋開始了緊張的忙碌。讓他依依不舍的仍然是長期傾注心血的《中國農村》月刊。他將資料全部移交，并請千家駒、張錫昌二位繼任編輯，敲定出版事宜。處理完相關事務，薛暮橋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以后他自己說的：“我決心投筆從軍了。”
薛暮橋先往長沙，看望了時在長沙公辦的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兼軍法處長李一氓。他們是故交，話題自然離不了敘舊與新四軍。李一氓告訴薛暮橋，項英時在南昌，要求他先往新四軍南昌辦事處接洽，并給他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政治教官的委任狀。有了正式身份，薛暮橋一路就方便多了。
10月下旬的一天，秋高氣爽。薛暮橋乘公共汽車從長沙抵達南昌。次日，在新四軍南昌辦事處見到了副軍長項英。
“聽說你來了，真是很高興。現在抗戰正是用人之時，暮橋同志來到新四軍，不僅可以一展身手，而且必將影響其他文化精英效仿前來。這是新四軍之幸，亦是抗戰之幸啊！”項英緊緊握住薛暮橋的手，求賢若渴的心聲溢于言表。
項英一席話，讓薛暮橋心感溫暖。他知道參加新四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項英隨后約薛暮橋次日與他同車前往皖南。薛暮橋感覺到了項英的厚愛，他很清楚隨項英小車同行必將方便許多，而這種待遇又非常人所能享受。
以后薛暮橋如此回憶：“他（項英）穿了一身半舊淺藍色的棉軍衣，扎著腰帶綁腿，穿著同隨行的警衛員和司機毫無區別。出發時連我一共四人。吃飯時四人同桌，毫無上下級之分，同國民黨軍隊等級森嚴形成鮮明的對照。我也毫無拘束，一路隨便談笑。”
這是一次愉快之行。當晚，他們落住一個小縣城旅館。次日黎明出發時已經降霜，天際掛著殘月。薛暮橋頓覺有一種唐代詩人溫庭筠名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意境。
此時，國共合作的整體氣氛還比較好，所以一路順暢。凡遇國民黨軍隊的哨卡，只要遞上副軍長的名片便暢通無阻。抵達屯溪北面的巖寺后，薛暮橋與項英分手。原因是此地往云嶺皆為崎嶇山路，汽車無法通行。項英當即騎馬前往云嶺軍部。而不會騎馬的薛暮橋無奈地被留在巖寺新四軍兵站。次日，根據項英行前安排，由兵站派一個班的戰士護薛暮橋抵軍部。
薛暮橋（右一）與董必武等合影
云嶺一日，薛暮橋與羅瓊便前往距云嶺十里遠的中村。那里是軍部教導總隊所在地。總隊部則設在中村的董家祠堂。這是一處青磚翹檐、頗具規模的私家祠堂，為村中醒目建筑。
其時，已有大批熱血青年從大后方抵皖南參加新四軍。僅1938年下半年，在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上海即動員、組織了近千名黨員、工人和青年學生，分幾批輸送到新四軍軍部。新四軍原來擬辦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分校，但由于當時國民政府軍委會對新四軍的發展還是有所限制的，為了避免給軍委會和第三戰區以干涉的口實，新四軍軍分會報請中共中央軍委批準，成立新四軍教導總隊。它的教育方針、校訓和教育內容與抗大總校基本相同。而其領導成員多由延安調來。教導總隊是一所擁有一千余人的“抗大”式干部學校。在薛暮橋到來時已具規模。總隊長由軍部副參謀長周子昆兼任，教育長馮達飛由延安抗大總校調任，政治處主任余立金曾任紅軍師政委。薛暮橋不久后被任命為訓練處處長。而其夫人羅瓊則在由夏征農、陶白負責的訓練處政治文化教育科任政治教員。當時教導總隊沒有校舍，各隊都借用祠堂和民房。住所很簡陋，晚間點小油燈，干部和學生睡在門板搭成的床或鋪稻草的地上。就這樣，教導總隊從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共辦了五期，每期約半年時間，先后為新四軍各部隊培養訓練了近5000名軍政干部。
薛暮橋主講政治經濟學。其時的《政治經濟學》課本為《資本論》的壓縮本，只講工人，不講農民；只講帝國主義，不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適合中國實際。薛暮橋為此在教學的基礎上，自己重新編撰了一本結合中國實際的《政治經濟學》讀本，同時又編纂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此兩書后由新知書店出版，成為新四軍軍政學校的教材，并在新四軍干部中廣為流傳。新中國成立后，有很多老同志都稱自己是薛暮橋的學生，是因為他們讀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即為薛暮橋的《政治經濟學》。
薛暮橋說：“我每次上課三小時，總要留出半小時來讓學生提問題，或者師生共同討論，不用注入式，而用啟發式；不背教條，而是聯系實際學習理論。”這種互動式的學習方法在那個年代完全是一種創新與突破。
軍部領導對軍中文化人與知識分子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顧。薛暮橋對此感觸良多。他說：“項英自己每月只領四元生活費，生活簡樸，但決定我、羅瓊和夏征農、陶白等幾個人每月領十五元，其他政治教員領十二元、十元不等，這在當時是最高的生活待遇。”
周恩來在皖南的特別約見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抵達皖南新四軍軍部。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新四軍的戰略方針；一個是協調葉挺、項英的關系。從青弋江竹筏移步上岸的周恩來，在葉挺、項英的陪同下即開始視察軍部的部隊機關。教導總隊自然在這次視察范圍之內。在得知周恩來要來視察后，薛暮橋與教導總隊的師生都很興奮。薛暮橋雖然此前并未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但對周恩來還是頗多了解與敬重的。這次在教導總隊的視察，周恩來實地了解了他們的工作、學習、軍事訓練和生活情況。薛暮橋說：“這使他對新四軍情況的了解，比原來只是通過電文往來所知道的要清楚具體得多了。”
薛暮橋
周恩來在離開皖南前，專門約見了薛暮橋夫婦。這讓他們有些意外。3月中旬的皖南，已有融融暖意。在周恩來下榻的招待所，薛暮橋夫婦與周恩來首次直接接觸。
周恩來說：“這次來皖南行程很短，此前沒有能夠專門看望你們。我明天就要離開了，很想與你們單獨見見面。”
“謝謝周副主席。我和羅瓊能有這樣的機會向周副主席匯報工作，真是覺得非常的溫暖和幸運。”薛暮橋臉上洋溢著喜悅之情。
“你們參加新四軍，我特別高興。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作為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新四軍正是用人之時。暮橋同志去年向長江局提出恢復黨籍，我是知道的。后來長江局批準你重新入黨，我也是同意的。有些事情要正確對待，要向前看。暮橋同志在社會經濟學研究方面很有成績，新四軍需要你這樣的人才。現在你更要擔負起培養人才的重任。我代表葉挺、項英兩位感謝你和你的同仁們所作的努力。”周恩來的儒雅、溫和以及無微不至的關懷，給薛暮橋夫婦留下深刻印象。
薛暮橋匯報了來新四軍工作前后的情況，并表態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繼之，周恩來又問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情況。得知項英對他們非常照顧，周恩來頗感欣慰。臨別時，薛暮橋特別請周恩來代向鄧穎超同志問好。
周恩來離開皖南后，薛暮橋經常會回味這一次的見面與談話。他知道，周恩來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傳達他對新四軍中文化人的尊敬。
這年7月，軍部召開全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薛暮橋夫婦均為代表。十天的會議，檢討了三年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對建軍三年來黨的工作作了基本總結，提出新的建軍目標位：“使本軍成為政治上、軍事上最堅強而有黨的堅強骨干的不可戰勝的鐵的新四軍”。會上，選舉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羅瓊作為婦女界候選人光榮當選。多年后羅瓊回憶這件事時說道：“當宣布當選名單，讀到我名字時，我面孔通紅，全身發熱，心情的激動難于用言語形容，千言萬語，歸結成一句話，感謝黨和同志們對我的信任。”
對羅瓊而言，新的榮譽又接著而來。第二年“三八”婦女節前夕，她又被評為全軍模范女干部。在軍部紀念“三八”節大會上，項英與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宣教部長朱鏡我等親自參加。項英宣布了全軍模范女干部、優秀女戰士和政工人員名單。羅瓊從袁國平手中接過了獎狀以及作為獎品的一件汗背心和一條毛巾。
繼之，會議的一個環節將氣氛推向高潮。項英宣布了軍部直屬隊的三對“模范夫婦”，并予以褒揚。他們分別是：袁國平與邱一涵夫婦，他們是老紅軍，參加過長征，邱一涵此時是教導總隊政治處的組織科長；朱鏡我與趙霞君夫婦，他們都是日本留學生，朱鏡我曾長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趙霞君在教導總隊附屬的抗日軍人家屬子弟學校任教導主任；還有一對就是薛暮橋與羅瓊夫婦。
這讓薛暮橋有些意外，也觸動了他心底一種特別的情愫。他拉著羅瓊的手，緩緩地走上臺，接受項英親自給他們佩戴的紅花。看著深情款款的妻子，薛暮橋覺得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
羅瓊早年是蘇州女子中學師范科的學生，因思想進步活躍，當選為學生會領導人。之后，她與薛暮橋同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員。正是這一時期的朝夕相處與共同愛好，他們漸漸走近而生情愫。1934年5月5日，薛暮橋與羅瓊選定馬克思誕生日這天結婚，昭示出他們共同的愛情與信仰。五年的愛情生活，他們相依想戀，為事業，為抗戰，執手而行。對他們來說，“模范夫婦”確實名至實歸。
對這次“模范夫婦”的褒揚，薛暮橋較為看重。他以后曾在回憶中不惜濃墨重彩：
“在‘三八’節表揚我們，主要是提倡夫婦共同獻身革命，雙方相互敬重，相互支持，積極工作和努力學習。在軍部直屬隊，男女知識青年較多，紅軍出身的干部幾乎都沒有成家，在相對說來環境比較平穩的皖南工作和學習，漸漸地出現一些戀愛、婚姻、家庭方面的問題。但是在戰爭時期，尤其是在軍隊里，必須使大家將精力集中用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處理上述個人生活方面的問題不能不受到戰爭形勢的制約。表彰模范夫婦，也是為了引導大家更好地致力于工作和學習，對革命作出貢獻，正確對待這些問題。”
1940年1月的一天，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找薛暮橋與羅瓊談話。李子芳微笑著對他倆說：“有一件事要征求你們的意見。明年黨的‘七大’在延安開會，羅瓊同志作為新四軍代表要去參會。因路途遙遠而艱難，所以不久即將啟程，大約一年時間回來。而薛暮橋同志因為工作需要，留在皖南。想聽聽你們有什么意見？”
薛暮橋與羅瓊雖然沒有精神準備，但都毫不猶豫地表態，同意組織安排。李子芳最后還開了一句玩笑：“對不起了，我要拆散你們這對模范夫婦了。”
此后不久，羅瓊即離開皖南，經浙江金華輾轉前往陜北。“七大“后，她調至中共中央婦委工作。薛暮橋與羅瓊于皖南一別將近六年。直到抗戰勝利后才在山東解放區會面。這是他們當初始料不及的。
在山東根據地時的薛暮橋（右）
曾山通知他迅速渡江北上
1940年底，皖南形勢可謂波詭云譎，一個在抗戰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正在蘊積，待發。此前，周恩來在云嶺與新四軍領導人共同商定新四軍的戰略方針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但這一戰略方針并未得到有效實施。直到1940年下半年，形勢異常緊張，國民黨頑固派對皖南軍部的包圍正逐步收縮。軍部開始有計劃地疏散病人、家屬等非戰斗人員。到了12月份，軍直屬隊約3000非戰斗人員分兩批撤離皖南。路徑是經蘇南往蘇北抗日根據地。第一批主要是軍政治部系統的文職人員，包括戰地服務團，將近1000人。
一種緊張的氣氛開始在皖南彌漫，視線中繁盛茂密的竹林灌木中仿佛也隱藏著某種詭秘和危機。
第二批撤退人員隨之結集組合。薛暮橋亦在這批人員之列。這一千多人的隊伍主要由軍需處、軍醫處和教導總隊的人員構成。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武器，只有一個執法隊配有短槍，作為護送的戰斗連隊。行前，軍部副參謀長周子昆將軍需處處長宋裕和、軍法處副處長湯光輝和薛暮橋找去談話。明確這支隊伍由他們三人率領，宋任指揮，湯、薛任副指揮。并且交代了部隊出發、行軍的注意事項。周子昆還告訴他們，軍部不久也要轉移了，要求他們到達江南指揮部后立即電告軍部。
12月9日凌晨，薛暮橋與這批轉移隊伍從云嶺出發。這離皖南事變的爆發還不到一個月時間。所幸薛暮橋在這一時段離開皖南，否則結果將很難預料。關于這次轉移，薛暮橋是這樣記述的：
“我們這個支隊是走宣城以南，經郎溪到達竹簀橋、水西地區，連續行軍六天，曉行夜宿，每天平均走六七十里。前兩天經馬頭到楊柳鋪是國民黨嫡系五十二師防地，沿途見到的士兵都荷兵實彈，戒備森嚴。11、12兩日是經東北軍一零八師防區，對方比較友好，設了茶水站，有些軍官夾道目送我們離去。后兩天經過的是國民黨第二游擊區冷欣部隊防區，我們都作了隨時應付襲擊的準備。氣氛雖然比較緊張，但總算在14日午后安全到達我軍江南指揮部駐地。12月間我軍兩支先行隊伍經由皖南、蘇南國民黨軍防地均安然無事。”
薛暮橋對這次能夠安全轉移，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與結論：“這是國民黨蓄意要釣我們軍部這條‘大魚’，而把兩條‘小魚’放走了。
以后，他們兵分兩路前往蘇北。其中教導總隊的干部由薛暮橋率領，按軍部指定的路線去茅山游擊根據地轉入蘇北。這注定又是一次艱難之行，因為要經過日偽軍的多道封鎖線。
在句容，薛暮橋遇見東南局組織部長曾山。曾山告知薛暮橋，軍部來電，要求薛暮橋離開部隊，迅速渡江北上。曾山給他的路線是：經鎮江坐火車去上海，再轉往蘇北。
薛暮橋隨即對轉移部隊做了安排，化整為零，秘密潛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得知了皖南事變的消息。薛暮橋以后說：“我們全隊同志捶胸頓足，悲憤不已，痛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這場蓄謀已久的突然襲擊，深切悼念多年來共患難、同戰斗的遇難戰友。我們更急著要趕快設法過江去蘇北，為黨加倍工作。”
薛暮橋由地下交通員帶領前往鎮江乘火車抵達上海。之后是滯留，等待，尋找合適時機。
這天終于來了。薛暮橋隨交通員在上海碼頭坐輪船前往江北。同行的還有從皖南突圍出來的教導總隊政治教員袁牧華。他們在蘇中新港登岸，輾轉抵達海安東北的唐家洋。這時，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正率部在海安、泰州一帶討伐投靠日軍的原國民黨蘇魯皖邊區游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在宿營唐家洋時，陳毅得知薛暮橋亦已抵此，隨即與之相見。
南昌一別，再次相見，薛暮橋與陳毅均感到興奮與快慰。陳毅了解了薛暮橋一路轉移的艱辛后說：“總算把你盼來了，雖然一路辛苦，但你還要繼續北上到鹽城。我在這里還有討伐李長江的戰事，暫時不能回軍部。我們以后在鹽城再詳細聊。”陳毅接著將一封給劉少奇的信托薛暮橋到鹽城轉交。
戰爭環境，匆匆數言，薛暮橋便與陳毅分手。又是幾天的北行，終于抵達新四軍新軍部所在地蘇北鹽城。這已是3月上旬，薛暮橋始于皖南的長途跋涉宣告結束。
鹽城街市中心有一棟青磚黛瓦的兩層小樓，名“正北樓”。它為歐式風格的民國建筑，長柱內廊，上下各十間。其時為抗大五分校校部所在地。新四軍政委劉少奇亦短時間住在二樓。薛暮橋與劉少奇就是在“正北樓”上首次相見的。當時在場的還有劉少奇的秘書陸璀。劉少奇詳細詢問了此行的途中經過，并代表新四軍新軍部歡迎他到來。繼之，劉少奇讓陸璀向薛暮橋介紹新四軍重建軍部以及蘇北根據地的當前情況。這時的鹽城既是新軍部所在地，又是整個華中抗戰的戰略中心，涵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政權等各項建設正蓬勃開展。鹽城正顯示出她前所未有的地域激情和勃勃生機。
薛暮橋聞之后按捺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融入其中，當即向劉少奇請纓，要求工作。
劉少奇說：“好啊，你在皖南從事干部教育工作，現在我住的這個地方就是新成立不久的抗大五分校所在地。你先休息兩天，到街上看看，適應一下環境。之后就到這里報到。”
劉少奇講話直接、干練，濃濃的鄉音中透露出一種堅定和自信的色彩。薛暮橋明顯感覺出劉少奇與陳毅的不同性格。陳毅儒雅與感性，劉少奇嚴謹與理性。薛暮橋知道，從此將要在劉少奇、陳毅直接領導下工作。
他很興奮并充滿期待。
1950年，薛暮橋夫婦與兩個女兒合影
陳毅對“暮橋”之名充滿好奇
華中抗大五分校以原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所屬江北軍政干部學校和蘇北指揮部所屬蘇北抗日軍政學校以及八路軍五縱隊教導隊為基礎，于1940年11月組建。新四軍重建軍部后，抗大五分校直接隸屬于軍部。陳毅兼任校長，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兼任副校長。薛暮橋到抗大五分校報到時，不禁樂了。見面的學校負責人均是熟人。副校長兼政治部主任馮定原是皖南軍部政治部宣傳部教育科長，副校長謝祥軍原是皖南教導總隊的大隊長，政治部副主任謝云暉是原軍部戰地服務團副團長。歷經皖南事變之后，大家在鹽城重逢，不禁有今夕何夕之嘆。
雖然到抗大五分校工作，但具體做什么，劉少奇沒有明確。薛暮橋只有先熟悉學校的情況并醞釀一些教學計劃。十多天后，陳毅回到鹽城并到抗大五分校看望薛暮橋。他問薛暮橋擔任什么職務？薛暮橋回答沒有宣布職務。陳毅說：“沒有職務不方便，這樣吧，就請你擔任訓練部部長。”“服從軍長安排”，薛暮橋當即表態。
不久，從延安抗大前來支持蘇北的洪學智以及從皖南突圍出來的余立金等先后到達鹽城，而從皖南教導總隊撤往蘇北的干部，約有100人左右分配到抗大五分校工作。軍部決定重新調整五分校的領導班子。陳毅仍兼校長、政委，任命馮定、洪學智為副校長，謝祥軍、賀敏學為正、副教育長，余立金、吳勝坤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薛暮橋、謝云暉任訓練部正、副部長。抗大五分校是抗戰時期華中敵后舉辦的規模最大的干部學校。
五分校的學生來源，除來自和從根據地招收的青年外，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上海和江南淪陷區，還有不少愛國華僑青年。上海黨組織有計劃地將已暴露身份的黨員和進步群眾輸送到蘇北，大多進了抗大五分校。五分校還在海安、東臺等地設立招生處，自動前來報考的青年要經過簡單考核，錄取者需有初中文化水平。
薛暮橋除了負責學校訓練計劃安排管理等行政職能外，還兼授課。主要講授政治經濟學。這是他的主打課程，也得心應手。其次，還有中國革命問題課程。薛暮橋因其豐富的文化底蘊，加之出眾的口才表達，以及互動形式的講課方法，很受學生喜歡。當時，鹽城還有一所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他們師生常來五分校聽薛暮橋的課。在學員眼中，薛暮橋猶如一座厚重的橋梁，將他們送達知識的彼岸。
一次，陳毅到五分校視察。他特地搬張凳子默默地坐在后排聽薛暮橋的課。這讓薛暮橋十分意外。陳毅在薛暮橋的循循善誘與學員們求知若渴的互動中，充分感受到薛暮橋在“傳道、授業、解惑”中所發揮的這種橋梁作用。他聯想到薛暮橋的名字，猜度是否有甘做橋梁的“慕橋”之意呢？課后，陳毅忍不住問薛暮橋“暮橋”二字有何出處？薛暮橋告知，30年代初，他剛出獄不久，處境困難，陳翰笙推薦他到廣西的一所大學去講授經濟學，并給他改了名字叫“薛暮橋”。陳翰笙說：“末路窮途，有橋可渡。”暮橋二字應源于此。
陳毅連說：“改得好!暮中有橋，表達一種樂觀主義的境界。這便應了陸游那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陳毅又說：“在知識的傳播上，你猶如一座橋梁，可將你的學生送達知識的彼岸。這很切合你的名字。”說著說著，陳毅竟情不自禁地念出：“暮橋可渡達彼岸”之句。陳毅的如此解讀，讓薛暮橋有些意外，同時也頗感自豪。
這年7月，日軍對鹽阜根據地發動大掃蕩，抗大五分校師生經歷了戰火考驗，以后轉移海邊。反掃蕩結束后，根據地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考慮到此時在整個華中根據地已陸續辦有幾所抗大分校，所以軍部決定在原抗大五分校基礎上建立抗大華中總分校。其任務是：“統一領導華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華中統一的軍事學校教育制度。”總分校仍隸屬軍部，同時接受抗大總校的領導，成為總校的組成部分。1942年1月4日，抗大華中總分校在阜寧縣境內成立。新的校領導成員構成情況為：陳毅兼校長，韓振紀任副校長，謝祥軍任教育長。薛暮橋任政治部主任兼訓練部長。之后新建的五分校歸新四軍三師建制。
作為新任政治部主任，薛暮橋對抗大總分校的政治文化教育頗多思考與研究。之后，他擬定了一份新的政治教育計劃，包括：思想教育、時事教育、中國革命問題、黨的建設、政治工作、理論教育等六個方面。繼之，又擬定包括自然科學、史地常識等在內的文化教育計劃。他對教育方法也提出創新的要求。薛暮橋將這些思路梳理清晰，系統闡述，形成《抗大政治文化教育報告》。在《建軍》雜志第二期發表，成為抗大總分校政治教學大綱。
1942年底，日軍再次對蘇北抗日根據地實施大掃蕩。軍部適時地轉變戰略指導思想，實行精兵簡政，縮小機關，加強基層，便于靈活作戰。軍部亦轉移淮南黃花塘。總分校隨即解散，干部、教員和學員全部分配到部隊和各分校。剛好這時延安要求各根據地抽調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到延安工作。薛暮橋名列其中。
晚年薛暮橋
“做軍隊教育工作四年多時間。這是我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一段經歷。我經受了嚴格的軍隊生活和艱苦的戰爭環境磨煉，接觸了大量工農干部和知識青年，系統地講授了政治經濟學和中國革命問題兩門課程，并且積累了在訓練部門和政治工作部門擔負獨當一面的領導工作的經驗，在實踐中成熟多了。同時，在充滿同志友愛氣氛中工作，感到非常愉快，真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薛暮橋告別華中同志前往延安，不料途徑山東時，被羅榮桓“扣”了下來，主持山東根據地的經濟工作，直到抗戰勝利。
作者小傳
劉小清，中共鹽城市委黨史工辦副調研員兼宣傳處長，江蘇作家協會會員，鹽城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長期從事新四軍與華中抗日根據地史、香港史、左聯史研究及傳記文學創作，學者型作家。已發表作品凡300萬字，已出版專著《蘇北抗日根據地文化散記》《文化名人在香港》《香港野史》《中國百年報業掌故》《紅色狂飆—左聯實錄》《民國時期政要與香港》等。策劃、主編并參與創作的其他著作《東方鹽文化》《躍馬揮戈—抗戰時期的黃克誠》《劍指江淮—抗戰時期的張愛萍》《飛鴻雪泥—文化名人與鹽城》《新四軍統戰紀實》《劉少奇在鹽城》等10多部。大量作品被國內媒體轉載和獲獎。1997年為《名人傳記》專欄作家，2010年為鳳凰網歷史專欄作家。本刊特邀其為《人物寫真》欄目、《新四軍中的文化人》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