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從建立到發展壯大，以致后來屢立戰功，被人們譽為鐵的新四軍，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與周恩來對其傾注的一片心血是分不開的。由于周恩來關心新四軍的事情太多，不能一一列舉，我想從他一些書信的字里行間所流露的關愛之情，來點剖析。
一、了解新四軍干部情況，及時解決存在問題。周恩來關心新四軍，首先體現在他對新四軍干部情況的了解。他平時工作雖然很忙，但從沒有把新四軍忘掉，總是一有機會，就了解新四軍情況，尤其新四軍干部情況，因此，他對新四軍干部情況有清楚的掌握,特別是對領導干部。有一次，教育家、文學家吳伯蕭同志（曾任延安大學和華北大學教授）想通過周恩來了解張云逸情況。周恩來知道后，立即寫信給吳伯蕭。信中寫到：“你來適外出，累你空跑一趟。關于張云逸同志我不知道全面，不過較別的同志多知道些。如暇，請于星期三日上午十時半來棗園一談。”（《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31頁）“較別的同志多知道些”。這句話充分說明他對張云逸情況的了解。其實，周恩來對新四軍干部情況的了解，又何止張云逸？
由于周恩來對新四軍干部情況了解的多，因此，能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早在皖南事變前，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之間存在一些矛盾，葉挺由于是非中共黨員，感到不好工作，辭呈出走。周恩來了解葉挺，在重慶同他進行了長談，耐心地說服他，使葉挺回心轉意，收回辭呈，并隨周恩來回到了軍部。在軍部，周恩來針對項英的問題，多次與他懇談。項英強調，“江南特殊”，如果發展，必然和蔣介石發生摩擦，國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聽從三戰區（司令顧祝同）的命令。周恩來嚴肅地批評項英，一方面處處向國民黨讓步，甚至把蔣介石的演說“宣言”編進新四軍的政治教材，把黨絕對領導的新四軍稱為統一戰線隊伍，還要聽從三戰區的命令；另一方面，對群眾、對朋友縮手縮腳，不敢發動，不敢爭取，甚至連葉挺軍長也不想要！國民黨和日軍都怕葉挺指揮新四軍作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都很尊重葉軍長，中央已決定，葉挺同志參加新四軍委員會。周恩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語，深深打動了項英，當場表示“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隨后，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新四軍軍委會會議上，他根據中央精神，要項英多注意新四軍總的領導和東南局工作，將軍事指揮與軍事工作多交給葉挺辦。從那以后，項英對葉挺的態度有了明顯好轉，兩人關系也得到改善，葉挺軍長的作用得到應有的發揮。
二、為了新四軍的生存發展，積極同國民黨斗爭。新四軍自建立后，由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因此成了日軍和國民黨的眼中釘、肉中刺，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取消新四軍、消滅新四軍。周恩來為了新四軍，總是積極的同國民黨展開斗爭。
1938年12月，時任國家社會黨總務委員會委員兼總秘書的張君勱（曾任燕京大學、中山大學教授）經蔣介石授意，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主張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及陜甘寧邊區，為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張目。周恩來非常氣憤，1939年1月25日，他就改善兩黨關系致蔣介石信中指出：“少數不明大義之人竟愈加一意孤行，外地報紙存惡意攻擊者有之，特別張君勵致毛澤東公開信其內容與汪精衛反共主張無異，而國民黨報卻競相登載。鈞座試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對者給予敵人挑撥之機又如何？職尋思再四，認為國民黨同志尚有如此作法者，全因國民黨中央對中共所取之態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黨，致下級黨部只能根據自身所見，各行其是。”（《周恩來書信選集》第169頁）從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對蔣介石旨意要取消新四軍等十分惱火，指出“與汪精衛反共主張無異”，一針見血地加以痛斥，對當時反共氣焰的蔓延起到了抑制作用。
到了1940年下半年，國際形勢急劇變動，德意日要求國民黨放棄抗日，加入他們的陣營，英美則要求國民黨加入他們的同盟，同時，蔣介石還繼續得到蘇聯的幫助，國際上三大力量都在拉蔣。蔣以為時機對他有利，于是便下了發動皖南事變的決心。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致電朱德、彭德懷、葉挺，限八路軍、新四軍在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顧祝同圍攻新四軍。周恩來分析了當前形勢后認為，“皓電”的原則和辦法決不能接受，但必須給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他在11月1日致電中共中央時建議：“用朱、彭、葉、項名義電復何、白，表示皖南新四軍在有充分保障的條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證在移動中不許友軍襲擊。”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對于江北的部隊則暫時擬請免調。”這個合情合理的立場，在政治上贏得了廣大中間力量，包括不贊成分裂的國民黨中間人士的同情。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代表中共中央在重慶談判新四軍北移問題。當他收到項英來電，知道新四軍面臨的現狀后，又立即寫信給張沖（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組織部代理副部長，當時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國共談判）“惟目前最嚴重的事件，莫過于新四軍江南部隊已整裝上道，而一切補給猶無著落，新四軍、八路軍在江北部隊已聽命停止沖突，而山東之東北軍，安徽之廣西軍猶向之著著進逼。尤其甚者，則為李鶴齡（李當時任國民黨政府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職）主席所指揮之兩個師已越淮南而東，新四軍支隊東退，彼竟直逼滁縣，并在該縣設立‘剿共司令部’；是李主席直欲切斷新四軍大江南北聯絡，并與江蘇方面友軍配合，造成對新四軍、八路軍在蘇北之半包圍之勢，直逼之于江海之濱，尚有何渡江北移之可能？”（《周恩來書信選集》第190-191頁）要求張沖急報蔣介石，予以制止。實際上，周恩來早看透蔣介石要用武力把八路軍、新四軍趕到黃河以北。
當周恩來獲知蔣介石發動了皖南事變，使新四軍陷入重圍時，立即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提出抗議，接著向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分別提出抗議，他還寫信給蔣介石，要求國民黨部隊立即撤圍，給北上的新四軍讓路。他還奮筆疾書，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挽詞和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使人民看到了真相，使共產黨在政治上、外交上占據了主動。
三、關心被捕同志，多次要求釋放被關押的新四軍人員和其他愛國人士。浙江平陽縣周飲冰，1938年3月任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主任，他積極開展工作，成了國民黨眼中釘，同年10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9年1月25日，周恩來在給蔣介石《致電兩黨關系貫徹合作到底》信中指出：“浙江周飲冰案，其所被搜出文件，非為舊稿即系捏造，因其與中共現行政策完全不符。”“現在各省獄中屬于共產黨政治犯比比皆是，去秋所呈名冊迄無消息。職備位會中，每思同黨尚作獄囚，何能自解？”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不僅對周飲冰十分了解而且對案情也非常了解，指出對周飲冰的指控，完全是捏造，應該放人。后周飲冰在獄中堅貞不屈，繼續與敵人斗爭，組織兩次越獄未成，1942年6月英勇就義。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當局關押了許多新四軍干部戰士，周恩來通過各種方式要求放人。1941年3月2日，他就《關于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給國共兩黨談判代表張沖的信中寫道：“經考慮結果，特提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附志于后，敢請轉陳蔣先生及貴黨中央。倘能蒙諸采納，并獲有明確保證，則敞黨參政員必能報到出席。”（《周恩來書信選集》第194頁）在附志后的第八條要求釋放葉挺，回任軍職；第九條要求釋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撥款撫恤死難家屬。后來雖然放掉一部分人，但葉挺等人仍被關押。
1944年9月，赫爾利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身份來華，同年11月間曾到延安同中國共產黨商討共產黨同國民黨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周恩來給赫爾利寫了一封信《為了中國的抗戰民主與團結》，信中寫道：“關于國民政府有無可能接受我們提議的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方針來進行談判問題，我們不愿再繼續抽象的探討。我們認為國民政府果欲向國內外表示其與民更始于決心。應先自動的實行：一、釋放全國政治犯，如張學良、楊虎誠、葉挺、廖承志及其大批被監禁的愛國志士；二、撤退包圍陜甘寧邊區及進攻華中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的國民黨大軍……誠能如此，則取消一黨專政，建立根據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窺其端倪。閣下代表美大總統兩月來對于中國之抗戰、民主與團結，已盡最大努力，今于吾人之提議，當愿力促其成也。”（《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52頁）在黨中央及周恩來努力下，廖承志于1946年1月出獄，葉挺是1946年3月4日出獄。
周恩來關心新四軍，既是他為人民、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豐功偉績，也是偉大政治人格的光輝寫照。他這種人格精神必將繼續鼓舞全國億萬人民，成為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快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