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昆明市
時間：2016年5月16日
尋訪：新四軍老戰士張正
昨天飛抵昆明，今天尋訪第二位老兵：張正。
云南省八路軍新四軍研究會，以“搶史”為己任，在西南邊陲探礦似的尋訪新四軍老兵。我坐的航班，是中午到達昆明的，會長姜琳、辦公室主任高曄，下午就在下馬村北教場的軍隊干休所等候我了。在這個干休所，新四軍五師老兵黃福林接受了視頻采訪，兩年前，鐵軍雜志社記者束華靜采訪過他，這位老兵以親身經歷創作出版了小說《烽火滿中原》。訪畢，姜琳和黃福林女兒黃曉春執意找一家米線店，她們說，“來了云南，還是要嘗嘗正宗米線”。席間，姜琳告之，“明天我們副會長閆慶江陪你，去采訪張正，張正是昆明的老副市長，江蘇人。”
今天早上，閆慶江來電話，說他騎車前往，我們約在張正的家碰頭。
一進老人家門，身材瘦高的張正，一下就流露出江蘇南通的口音。聽說我從南京趕去的，他喜形于色，“哈哈，來看老鄉了”。訪談，選擇在他空間不大的書房。
張正，1927年生，老家位于南通的郊區。祖輩農民，父親做過小販，差點死于日軍飛機的轟炸。張正是靠釣魚賣錢積攢學費，讀完初小。1941年，有位遠房親戚來到張正的家，對張正父母說，務農沒田種，做工沒廠進，經商沒資本，建議張正當兵去。第二年，張正約了堂兄去找新四軍，找了三天，干糧吃完，零錢花完，還是沒有找到。回到家，父母說，你年紀小，過兩年參軍也不晚。1945年過完春節，父親把張正送到區里，請求參加新四軍。他由交通員護送，繞道通過封鎖線，抵達蘇中行署。與他同時到達的還有一批敵占區來的知識青年。分區和行署領導經過研究，決定把他們分到了華中局和新四軍雙重領導的華中印鈔廠。
張正本以為扛槍抗擊日軍，沒想到進了新四軍工廠。領導說，印鈔廠是新四軍系統非作戰單位，在印鈔廠就是金融戰線的戰士。張正服從組織分配，在印鈔廠當材料員。材料科每天進出的材料約有一二十噸，都是從水路運來的，先從船上卸下來搬進倉庫，再發送到各個車間，全靠扁擔繩索。運輸、存儲、裝卸、搬運、收發、記賬，啥都要干。張正干活十分賣力，喜好政治學習，經常寫讀書筆記，他睡在倉庫，有電燈，就用廢棄的包裝箱做成簡易寫字桌，寫字學習。第一次拿到津貼，他買了本四角號碼字典，遇到生字查字典。廠里一位叫李萍的股長，關心張正，1945年7月，他介紹張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個月之后，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傳來，印鈔廠全廠沸騰了。歡慶的當日，工廠午餐特地加菜，一下子擺了4個冷菜4個熱菜：油炸花生米、五香蘭花豆、高郵咸鴨蛋、涼拌粉皮、紅燒鯽魚、三鮮鍋巴等，張正至今沒忘記。
第二年，內戰爆發。上級決定，印鈔廠要撤離蘇北遷至山東。搬遷撤離分水路、陸路兩條線，張正分在陸路運輸線。物資用牛車、馬車和獨輪車接運，每天只能行走三四十華里路，吃飯，饑一頓、飽一頓。時值冬季，數月之后到達魯南。進入了山東，原華中野戰軍與山東野戰軍合并為華東野戰軍，華中銀行改為北海銀行。張正從印鈔一廠調到印鈔二廠任材料股長，工廠利用破廟，又加蓋了簡易房，趕印出了一批北海銀行的鈔票。解放戰爭打運動戰，1947年間，張正所在的印鈔廠7次轉移，5次恢復生產。平均在一個地方上待不到兩個月，一直處于緊急撤離、緊急恢復生產狀態。
1949年夏季，渡江戰役后不久，第二野戰軍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劉伯承、鄧小平決定從中央和老區選調一批新聞、郵電、財經、公安等戰線的干部，同時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學生、青年職工，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當時，北海印鈔廠是指定抽調干部支援西南的單位之一，工廠采用公開動員、自愿報名、組織審查的方式，選拔南下干部。張正此時已有戀愛對象，女朋友施先是一個廠的，兩人商量一起報了名。這一年9月20日，鄧小平在西南服務團干部動員會上說，進軍西南是八千里路的“小長征”。10月5日，是西南服務團出發的日子，第一站是漢口，乘坐悶罐車廂，沒有供水系統和衛生設施。中旬就到了長沙，又移師湘潭休整。11月上旬，從湘潭向貴州進軍。湘西的山區，山高坡陡，林茂水深。長途跋涉，12月上旬進入貴州境內。走了20多天，到達貴陽。過完1950年的元旦，離開貴陽沿黔滇公路進軍昆明，直到春節過后，才抵達春城。
服務大西南，拉開了序幕。1950年3月4日，西南軍區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百業待興，張正分到軍管會交通部報到，被安排在國營西南運輸公司昆明分公司，出任秘書科長。這個分公司是由原國民黨陸軍第四運輸處、原國民黨經濟委員會運輸處和原云南省運輸公司合并成的。1952年，張正調入昆明汽車保養場任廠長，該場承擔著云南全省客、貨運輸的繁重任務。路況差，車況差，汽車缺少燃油和配件，大部分汽車只能用木炭代替汽油。張正組織開展技術改造和技術革新，對輪胎實行兩次翻新，延長使用壽命。這一年，這個場站超額完成了客貨運輸任務。1955年，張正出任昆明市公用事業局副局長，翌年任局長，20世紀50年代，昆明的城市公用事業基礎十分薄弱，張正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指導自來水公司疏挖九龍池淤泥增加產水量，同時尋找新水源，擬制新水廠方案。另外，增加公共汽車數輛，新建了修理廠。“文革”年代，張正擔任總指揮5年，修了昆明起始的4條鐵路。1981年6月，在昆明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張正當選昆明市副市長兼計委主任。任期內，他悉心擬制1981—200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鼎力抓住昆明卷煙廠等重點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城市居民住宅建設。1984年至1991年，張正作為昆明市人大副主任，牽頭制定出臺了《滇池保護條例》《石林風景區保護條例》《城鎮綠化條例》。張正回憶說，“這三個地方性法規，是我提出來的，又牽頭組織起草，交人大通過實施，今天看來，對保護昆明的生態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生，張正難忘伴侶。施先，安徽天長人，比他大一歲。她在印鈔廠做檢票檢號工作。人漂亮，很活躍，會唱歌，做事認真。華中印鈔廠，當時廠址在江蘇寶應縣新舍村，是一個孤島村落，少數村民遷出，島上只有印鈔廠一個單位，島外一個警衛連為印鈔廠警戒。幾百人的印鈔廠，軍事化管理，統稱為革命戰士。宿舍是茅草房，同一個食堂吃飯，相互之間天天見面，有時一天見幾次。張正和施先從相識、熟悉到相戀，最終走到了一起。兩人參加西南服務團是鐵了心的，數千里行軍，困難再多，艱險再大，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情緒。到達昆明5個月后，兩人結了婚。“文革”歲月里，張正受到迫害，施先頂住壓力，鼓勵丈夫堅強活下去。1982年離休時，她在昆明市房管局工作。2007年，82歲的施先走了，張正專門寫了一本懷念妻子的書《思念》，記錄了兩人相愛60年的風風雨雨。
記者感言 西南服務團這個名稱，對于今天的年輕一代來說，是陌生的。而對于見證新中國誕生的人，尤其對親身經歷了“八千里路云和月”進軍大西南的新四軍老人來說，那是這輩子刻骨銘心的。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下達《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的指示。其實，這是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一份復電。毛澤東對部隊提出了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要學會的11個“善于”本領：善于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善于對付資產階級，善于領導工人和組織工會，善于動員和組織青年，善于團結和訓練新區的干部，善于管理工業和商業，善于管理學校、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善于處理外交事務，善于處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問題，善于調劑城市和鄉村的關系，解決糧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問題，善于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5月23日，中央軍委電令正在浙贛一線進行戰備整休的第二野戰軍，“應準備兩月后，以主力或全軍向西南進軍。”鄧小平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刻開展隨軍干部隊伍的籌建工作，并把這項工作納入解放大西南的整體戰略部署。在研究這支南下干部隊伍的名稱時，鄧小平說，“叫服務團更能體現和符合為西南人民服務的宗旨。”張正，一位西南服務團的團員，對“服務”兩字太有感慨了。憶當年，參加新四軍的時候，組織上讓他進了華中印鈔廠。他知道，新四軍1944年發起戰略攻勢，華中的蘇北、蘇中、淮北、淮南等根據地逐步連成一片，原來抗日根據地各自發行貨幣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這年的年底，中共中央華中局為方便貿易，適應各根據地金融斗爭及經濟建設的需要，決定統一發行貨幣。新四軍政治部命令，“成立華中銀行，并授權發行華中券”。華中銀行以原江淮印鈔廠為基礎，在蘇北寶應成立了華中印鈔廠。張正明白，無論在什么抗戰的崗位上，都是人民解放事業的需要，都是服務人民、服務大局的需要。組建西南服務團的時候，他沒有任何猶豫，和戀人共同報名參加。他心里裝著整個國家的一盤大棋，在漫漫征途上，吃盡千辛萬苦，挺過千難萬險，從華中進軍大西南，服務昆明，建設昆明，張正親歷而為，大有作為。
一個江蘇人民的兒子，22歲那年走向大西南，張正已在西南邊陲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67年，把大半輩子人生奉獻給了服務大西南建設。“服務”，就其本質來說，是溫暖的、樸實的，是有境界的。巴甫洛夫說，“我無論做什么，始終在想著，只要我的精力允許我的話，我就要首先為我的祖國服務。”愛因斯坦說，“要把為社會服務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標。”雷鋒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是出眾的語言大師，他把中國共產黨和這個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最高要求，高度又精煉地概括為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張正，一名新四軍的金融戰士，自參加革命以來，始終以服務為榮，恪盡職守，努力干好每一件服務工作，不愧為我黨我軍根本宗旨的忠誠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