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
辦訓練班培養抗日骨干
1933年初陶鑄來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5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并判無期徒刑。1937年國共再次合作，陶鑄經周恩來、董必武向國民黨交涉營救出獄。陶鑄出獄后，即被黨派到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員會擔任常委兼宣傳部長。
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形成，中國共產黨準備利用湖北省合作委員會等機構訓練幾批合作指導員深入農村，宣傳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戰，訓練地點設在湖北省應城縣的湯池。周恩來、董必武研究決定，派陶鑄以共產黨員身份公開領導這個訓練班的工作。
1937年12月22日，訓練班第一期開學了。這個訓練班是按照延安抗大、陜北公學的榜樣辦的，教師和學生六七十人，主要學習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游擊戰爭戰略戰術。除課堂分組討論和軍事練習外，還到農民家里進行調查研究，幫助農民勞動。
第一期僅僅訓練一個多月就結束了，接著辦第二期。各地要來湯池訓練班的青年學生越來越多，很快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軍統頭子康澤調派別動隊到皂市監視、收集情報。蔣介石也出面干涉，他質問王明：“湯池訓練班這樣搞，影響統一戰線”，“你們怎么在這里辦起紅軍大學和抗大來了？”
王明回來和蔣介石唱一個腔調，叫嚷什么“陶鑄太左了。湯池合作人員訓練班不要講黨的建設、游擊戰爭、馬列主義，只講合作社就行了。”董必武和陶鑄不同意王明的錯誤意見，仍然要堅持講黨的建設、馬列主義、游擊戰爭。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的堅決斗爭，從1937年底至1938年5月，訓練班共辦了四期（前三期在湯池，第四期在武昌），先后培訓了300多名青年干部，均以合作指導員的名義分配在應城、京山、鐘祥、天門、漢川、云夢、安陸、荊門等縣，以及鄂西、鄂北、鄂南、鄂東地區。這幾批革命火種撒到湖北省各地，在黨的領導下與抗日民族先鋒隊、假期回鄉知識青年及各縣知識青年、各地進步人士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
徐州失守后，黨中央1938年5月22日明確指示長江局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民眾，準備發動游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幾個游擊隊和游擊區”。周恩來和董必武將中央這一指示傳達后，董必武又指示：“湯池訓練班還須辦下去。”陶鑄堅決擁護和執行了黨中央這一指示，他堅定地說：“湯池訓練班不能在湯池辦，就換個地方辦；訓練班遭到反對，就改為‘臨時學校’；不能公開辦，就秘密辦，唯內容不變——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培養我黨游擊戰爭骨干力量，武裝民眾，準備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游擊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
在陶鑄的組織和領導下，排除和抵制了來自國民黨頑固派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又辦了兩期湯池臨時學校，招收鄂中地區知識青年，為本地區開展抗日斗爭工作培養干部。
不斷壯大革命隊伍
國民黨頑固派視陶鑄為眼中釘、肉中刺，欲將陶鑄趕走。王明也要將陶鑄驅逐得越遠越好。周恩來和董必武考慮，陶鑄是黃埔軍校學生，參加過南昌和廣州起義，獨自在福建東南搞過武裝斗爭，像這樣有斗爭實踐經驗的領導同志，對今后發動敵后游擊戰爭能起重要作用。因此，他們指示陶鑄不要走遠，暫在沙市待命，以便隨時回到鄂中地區繼續擔任領導工作。
1938年10月，武漢和鄂中相繼淪陷。陶鑄很快從沙市轉道宜昌，回到鄂中京山縣丁家沖與鄂中特委書記楊學誠會合。陶鑄到丁家沖時，僅有蔡松云帶了八條槍和十多個人。陶鑄立即著手組織和擴大抗日武裝力量的工作：他委派蔡松云為隊長、陳秀山為政治指導員；指示魯爾英把武漢淪陷前托人在香港買回的兩打駁殼槍及一些長槍從湖區立即帶上山來；集中黃定陸的京山獨立隊；另外還將經過我們黨改造的郭仁太的隊伍，以及經過統戰工作的國民黨應城縣政府保安大隊，都先后集中在丁家沖、李家沖、猴子凹一帶。陶鑄又發動干部群眾收集國民黨逃兵所遺棄的槍支彈藥來武裝隊伍。至11月間，各路人馬達500余人。
在鄂中黨委的領導和組織下，成批男女青年紛紛來到丁家沖，要求參加抗日隊伍。黨委決定由楊學誠主持地方工作，建立縣、區組織，廣泛深入發動群眾。并派沈少華、安琳生（余秉西）與應城縣礦區資本家搞好統戰關系，團結他們共同抗戰。在黨的領導和陶鑄直接指揮下，鄂中抗日斗爭形勢發展很快。
人和槍多了，問題也相應多了。一則因為部隊剛組織起來不久，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更沒有實戰經驗；二則因日寇野蠻兇惡，經常進行掃蕩和騷擾，加上陰歷年關已近，許多戰士是當地人，想回家過年。1939年春節前，日寇連續對丁家沖、熊家灘一帶進行掃蕩，在反掃蕩戰斗中，特務大隊損失很大，大隊長魯爾英犧牲，蔡松云的挺進大隊也受到部分損失。
面對挫折，有的同志灰心喪氣，而陶鑄則意志堅定。他斬釘截鐵地對大家說：“目前工作的艱苦和環境的險惡，更能鍛煉我們的意志。要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把壞事變成好事，失敗者成功之母，我們要繼續戰斗下去！”陶鑄還用周恩來在武漢淪陷前夕各界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大會上的演說和在《新華日報》上的題詞，給干部和戰士反復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說：“我們應當學習魯迅先生的戰斗精神，……現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要反對中途妥協投降，反對消極應付。疾風知勁草。我們在困難中，要預見與確信有光明的將來。這是我們堅持長期抗戰，堅信最后勝利所必須發揚的民族精神！”
艱苦的戰爭環境與工作緊張勞累，陶鑄的肺病發作，咯血，發高燒。但他仍堅持與干部戰士談心做工作，考慮重大問題。他1939年在大洪山打游擊時所寫的那首《七絕》，真實地記錄了當時艱苦斗爭的情景，抒發了他為黨為革命事業奮斗不息的偉大胸懷。
寇深日亟已無家，策馬洪山蹈日斜。
風自寒人人自瘦，拼將赤血灌春花。
擊斃日本皇族親王
1939年初，黨中央察覺到國民黨頑固派會有反共逆流出現，特派李威（李先念）、馬致遠（劉子厚）、婁光琦等南下至長崗店鄂北專員公署與石毓靈交涉南下打游擊的事宜，以便增強鄂中抗日游擊戰爭的力量，頂住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發動的反革命逆流。
3月9日，陶鑄事先得到情報，有五六十名日軍押送幾十條船，由應城縣沿富水向京山宋河運輸物資，據聞船上還有一些軍火。陶鑄決定打一次伏擊。他在動員時說，這次伏擊戰斗的目的，一是打擊日寇的囂張氣焰，擴大政治影響，更好發動群眾，給害了恐日病的國民黨軍隊一付清醒劑；二是可以鍛煉部隊；三是可以搞一些敵人的軍火和物資。他指定蔡松云、黃定陸為這次伏擊戰的正副指揮。
當敵船進入伏擊有效射程時，機槍、步槍、手槍同時開火，手榴彈在敵船上爆炸，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有的中彈落水，有的死傷在船上，有的慌忙藏在甲板下，有的跳入水中向對岸鼠竄。當偵察員報告發現宋河方向有敵人騎兵前來增援時，陶鑄當機立斷，命令部隊撤出戰斗，迅速轉移。
這次伏擊戰，斃傷敵軍20余人，繳獲“三八”式步槍兩支和一部分勞軍物資（船上并無軍火）。事后得知，在擊斃的敵人中，有日本皇族親王一人，是勞軍團的團長。宋河至應城一帶敵人，還為他戴孝三天，后用飛機將其尸體運回東京。
經過這一戰斗，部隊受到了實戰鍛煉，更激發了指戰員的戰斗意志。京山、應城兩縣人民聞此捷報，歡欣鼓舞，抗日熱情高漲。原來氣焰囂張的日軍，不得不在運輸線上加強巡邏和保護。
游擊隊攻打縣城
這次伏擊戰告捷后，游擊武裝力量受到了很大鍛煉，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又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1939年4月間，武裝隊伍集中在楊家河進行第三次整編。整編完畢后，一個夜襲云夢城的戰斗方案已在陶鑄的籌劃中。
據敵情偵察，陶鑄得知云夢城內只有一個日軍宣撫班和偽軍，分駐在城內幾個據點。南門城墻曾被敵機炸塌一部分，這是一個很好的突破點。陶鑄對孫耀華、徐休祥、蔡松云三個隊領導說：“云夢城的敵情我們已偵察清楚，現在是打云夢城的好機會。到現在我省還沒有攻打縣城的，我們要敢打！這是一次攻堅戰，也是一次政治宣傳戰。”陶鑄在征求大家的意見之后，攻打云夢城的計劃就定下來了。
第二天夜幕降臨，部隊出發。這次攻城的戰斗部署是：城東放一個中隊，向孝感伍洛寺警戒（敵人據點距云夢縣城35里）；城南放一個中隊，向隔卜潭、長江埠方向警戒（敵人據點距云夢城30余里）；一個中隊和全部手槍隊從南門城墻缺口處登上城樓，打開城門，然后分別攻打敵人的幾個據點。戰斗完畢后立即撤退出城，到指定地點大山頭集合。陶鑄率第二大隊在清明河作預備隊。
由于計劃周密，戰斗進展順利。此戰擊斃敵人20余人，生俘30余人，繳獲槍枝20余支，大刀10余把，手榴彈和子彈10多箱。天剛亮，戰斗結束，部隊即按原計劃撤出云夢城。
抗日游擊隊攻下云夢縣城的消息，在方圓幾百里一下子傳開了。種種傳說像神話一般，大滅了敵人的威風，大長了人民群眾抗日的士氣。
抗戰初期，鄂中在周恩來和董必武的關懷下，在陶鑄直接領導下，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培訓了大批黨的骨干力量，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建了鄂中抗日武裝力量和游擊根據地，為新四軍五師南下打下了牢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