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爭取和全國抗戰形勢的推動下，國共兩黨最終就紅軍改編問題達成了協議。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按全國陸海空軍戰斗序列，將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1938年初，在南方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游擊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紅軍改編，在部隊中引起很大震動。許多干部、戰士思想上想不通，對改編不理解，尤其是對紅軍改名和穿國民黨軍服、戴國民黨帽徽意見最大，不能容忍紅軍的紅五星換成“白軍”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們說，過去我們戴著紅帽徽為窮人鬧翻身，國民黨軍隊打了我
們多少年，如今卻要摘下紅五星，換上他們的帽徽，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為啥非得戴國民黨軍帽，穿國民黨軍服？有的說：“我們打了十年，犧牲了千千萬萬戰友，打來打去向國民黨‘投降’了，能說得過去？”……還有人干脆“干地方”去了。
陳錫聯上將在回憶錄中寫道：有的老戰士生氣地往地上礅槍托說：我們在戰場上出生入死，跟國民黨反動派打了10年仗，現在卻要換上他們的帽子，成了他們的部隊，改編就是投降。一些新解放不久的原國民黨軍隊的戰士心里也憋著氣，紛紛議論：“我們戴上紅軍帽沒幾天，腦殼還沒有捂熱，現在又要我們摘下來，戴上原來的帽子，真是想不通！”
李聚奎上將回憶：九年前，我參加平江暴動，從國民黨軍隊里沖殺出來，此后一直與之作戰。我萬萬沒想到今天又得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花，這在感情上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楊成武上將的回憶錄中，對換帽子風波記述得最為生動、詳細：
……我換裝完畢，徑直朝一營駐地走去。二連一排住在村頭一幢大院落里，還沒進門，就聽得一陣暴雨般爭辯聲。我的腿剛邁進去，爭辯聲頓時停止了，院內的同志們都站起來。我定睛一看，好家伙，地上扔著好幾個青天白日帽徽，有的還被踩到爛泥里去了。幾位戰士滿臉通紅，額頭冒汗，竭力遏制著自己的怒氣。
我說：“全撿起來，一個也不能少，丟了還沒處補發吶。不戴它，國民黨不讓你東渡黃河抗日！”
他們沉默了一會，也許見我也戴上了這東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個個撿了起來，七嘴八舌地問我：“團長，過去咱們的槍口一直是對準這東西開火，現在怎么戴起它了？戴上它，咱們紅軍豈不是和國民黨的軍隊一樣了？”
“改編改編，我看是上了國民黨政府的當！”
“戴紅五星一樣抗日嘛，干么非戴它？群眾見了我們會怎么想？”
面對這些問題，紅軍進行了普遍深入的統一戰線教育。1937年9月3日，一二〇師抗日出征誓師大會，賀龍師長說：“10年前我們為什么丟開白帽子戴紅帽子，今天為什么收起紅軍帽子戴國民革命軍帽子。過去因為國民黨叛變革命，今天為了抗日，我們戴國民革命軍帽子沒有關系，只要是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褲子都可以的。”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師在陜西省涇陽縣石橋鎮冒雨舉行抗日誓師大會。師長劉伯承代表中央軍委宣讀一二九師各旅干部的任命書。
宣布完任命書，劉伯承將頭上的紅軍帽脫了下來，他緩緩地撫摸了一下紅五星，“同志們，換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過是個形式，這就叫‘西瓜政策’，外面是青的，里面是紅的。我們人民軍隊的本質不會變，紅軍的優良傳統不會變，我們解放全中國的意志也決不會動搖”。然后發出命令：“現在換帽子！”
雖然指戰員思想上都弄通了，可是在上交原來的軍衣和帽徽時，所有人都把一直跟隨自己的五星八角帽悄悄地珍藏了起來……
（ 據《軍事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