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時的顧準
他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英，是思想隧道中的單兵掘進者。他如普羅米修斯般盜取真理的火種，而自己毅然直面苦難。他曾經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中國市場經濟理論的首創者，被西方稱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偉大思想家”。他又是唯一被兩次打成“右派”和孤獨抗爭的人。有人說，自從進入20世紀下半期，中國就再也產生不出獨立批判的思想家了。學者李慎之則說：“這話并不盡然，我們有顧準。”對，他就是顧準。這個因思想而罹難，在罹難中堅毅前行者，為我們聳立起一座思想與人格的高峰。顧準是學者、文人，卻也有著軍人的經歷。那就是抗戰時期他曾加入新四軍，活躍在根據地。因此，他性格中也有著軍人般的堅毅和剛強。
蘇南， 敵后第一站的起伏考驗
1937年11月12日，倍受國人關注的淞滬抗戰戛然而止，東方明珠黯然失色。然而，抗戰的巖漿仍在滬上涌動、蓄積而噴發。就在上海淪陷的同時，新的中共江蘇省委卻在上海秘密成立。這幾乎重疊的時間和空間，標注著“孤島”抗戰的開始。
在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下，上海各界相繼成立了黨的委員會，其中包括工委、學委、教委、文委、婦委等。而在考慮職委書記人選時，進入省委書記劉曉視線中的則是顧準。顧準時在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并兼任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授。其出類拔萃的業務能力和社會影響力，在上海灘職場享有極大聲望，故成為職委書記的不二人選。1939年2月，省委決定顧準接替離開上海的曹荻秋任省委文委副書記。而書記則為孫冶方。孫冶方與顧準以后均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的翹楚。但他們最初的合作就是在上海文委。正是在文委的領導下，上海進步文化活動異常活躍，營造出抗日救亡的濃烈氛圍。
“孤島”時期的上海光怪陸離，地域文化活動亦難免其折射的痕跡。正如柯靈所說“是光與暗，紅與黑，熱與冷，崇高與猥瑣，圣潔與卑污”混雜交叉的狀態。
雖然顧準為“孤島”的進步文化活動而蟄守，但他心底始終有一個聲音，即到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去。他希望自己馳騁的戰場是可以一任縱橫、躍馬揮戈，酣暢淋漓展示英雄本色的地方。而上海顯然是不行的。于是，他向江蘇省委坦露了心跡。江蘇省委考慮到新四軍與根據地亦急需大量人才，或許顧準到那里可以發揮更大作用，故決定調顧準前往蘇南抗日根據地工作。
顧準要離開上海的消息很快傳開并引起關注。第一時間獲知信息的孫冶方在挽留未果的情況下，只得與他依依話別。孫冶方知道那里是一片抗戰的熱土，顧準在那里一定會大有作為。送走顧準后的孫冶方沒有想到，不久，他亦能抵達新四軍根據地并與顧準會師。
而潘序倫在得知顧準要離開上海后則表現出一種無法言表的遺憾之情。潘先生多次當眾表示，希望顧準成為立信會計事業的接班人。他曾對顧準說：“今后中國的會計學界，舍去你我，更有何人？”欣賞、寄托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潘先生亦知道顧準“心不在此”，唯有尊重他的選擇，才是繼續維系他們間關系的前提。潘先生所能做的就是在福州路一家豪華的大西洋西菜館為顧準把酒送行。
顧準放棄了在上海勃興的事業、優厚的薪水和舒適的生活，毅然決然地前往根據地。這是追求使然，境界使然。
其時，顧準妻子汪璧因身體原因不能同行。顧準與汪璧相識于早年地下黨的外圍進步組織“進社”，1934年結婚。彼此心心相印，琴瑟相和。
從長江邊的江陰縣到太湖畔的無錫縣，有一條南北延伸的錫澄公路將蘇南地區一分為二。公路之東則為路東根據地。它北襟長江，南至太湖，東接上海，西連茅山。經濟發達，交通縱橫，為戰略要地。著名京劇《沙家浜》的地域背景就為這一地區。
右起：顧準、劉曉、陳同生
顧準在秘密交通的護送下來到風情別致的江南小鎮常熟。那是由中共江南特委改稱的東路特委所在地。顧準受命擔任東路特委宣傳部長。因蘇南距離上海較近，故顧準化名“吳達人”。作為宣傳部長，顧準主要負責特委的《江南》雜志和《大眾報》。由于工作中心在江南農村，物質條件相對上海反差較大。顧準的每月生活費只有四元法幣，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但顧準的精神生活卻是愉快和充實的。
1940年9月，時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司令員兼中共東路軍政委員會書記的譚震林抵常熟視察。在工作接觸中，顧準的作風干練和知識淵博給譚震林留下深刻印象。譚震林離開時親自點將，調顧準擔任新成立的澄（江陰）、錫（無錫）、虞（常熟）工委書記兼江抗總辦事處副主任。就這樣，顧準又前往無錫履新。
澄錫虞是蘇南的金三角地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顧準的新職務充分體現了譚震林對他的信任。以后，顧準又被任命為東路特委委員兼蘇南第二行政區專員。
在此任上，顧準領受了一項并不是他擅長的工作，即剿滅“暗殺黨”。當時，忠義救國軍中有一批與共產黨為敵的頑固分子，專門暗殺抗日政權地方干部，制造白色恐怖。對此，譚震林十分震怒，下令顧準剿滅這些“暗殺黨”成員。但顧準畢竟不是軍事干部，幾次行動失利。這也讓他陷入深深地自責之中，深感敵后斗爭的殘酷和復雜。
以后顧準還是揚其所長，創辦工委機關報，進行抗戰宣傳。中共東路工委副書記兼江抗副司令何克希極力支持顧準，將繳獲的鉛字印刷機和一批白紙送給他。顧準隨即抽調人手，積極籌辦。《東進報》（地方版）終于問世。顧準經常為報紙寫稿，曾發表《東路根據地地方行政制度改組的意義》等文章，對區域工作進行指導。當年被顧準調進報社、建國后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藍瑛在回憶顧準時說：“我至今還能記起顧準高高的個子，瘦長臉，戴著眼鏡，在我們面前侃侃而談的生動形象。他盡管是一位黨政首長，而更多的是學者風度。他的平易近人和議論風生，都為當地干部所稱道……他勤奮好學，通古博今，忠于人民，忠于真理的特點，更一貫令我深深敬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譚震林出任新四軍六師師長，統領路東、路西兩塊戰略根據地。譚震林隨后對地方政權進行了調整。顧準由此又有了新的任職，即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這是一個閑職，客觀上顧準已經失去了剛到根據地時的那種勢頭。這一切源于譚震林對顧準幾件事情處理的不滿。
顧準知識淵博、思想敏銳、性格率真，但總體上文化人的特性較為明顯，對敵后斗爭亦缺乏經驗。據《顧準全傳》（上海文藝出版社）作者高建國披露，顧準在東路特委宣傳部長任上曾對東路根據地民運工作中一種現象不能認同。即在每個農村都派有民運工作同志，并掌握實權，似有包辦之嫌。顧準特別強調尊重農民意愿，并引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作為經典論證。而譚震林則不以為然，批評顧準是教條主義。如果說這一問題尚不能夠改變譚震林對顧準印象的話，那繼之出現的問題在譚震林印象中則較為嚴重，以致特委專門開會對顧準錯誤進行斗爭。顧準被列舉的錯誤有兩條：在二區專員任上“過分強調政權機構的作用，有對黨委鬧獨立性的傾向”；不請示匯報而擅自修改譚震林發表在《東進報》上的文章。
斗爭是嚴肅的，結果也是殘酷的。顧準被調離蘇南根據地，到軍部報到，另行分配工作。
鹽阜，工作能量得到充分的釋放
顧準前往鹽城新四軍軍部的心情是不輕松的。那是因為“犯有嚴重錯誤”而被調離蘇南根據地，到軍部重新分配工作。當時，蘇南到蘇北的交通被日偽軍重重封鎖，顧準只有轉道上海再擇機前往蘇北。
這是1941年的夏天，等待似乎有些漫長。雖然心有委屈，但顧準前往軍部的意志卻是堅決的。他在靜候組織通知。就在顧準焦急等待的同時，數百里之外的蘇北鹽城正面臨著一場嚴峻的反掃蕩斗爭考驗。在保衛鹽城未果的形勢下，新四軍軍部輾轉撤往阜寧鄉村。蘇北戰場烽火連天，顧準不免對軍部的狀況更加關注和牽掛。以后顧準在《自述》中說道：“蘇北掃蕩后路途困難，我是知道的。可是，既然譚震林決定讓我去軍部，我一定要到達軍部。留在上海是走回頭路。”8月底，蘇北形勢稍有好轉。顧準得到通知準備啟程。
這次又是孤身前行，顧準將別離妻子和一歲多的幼子，情感上總是難以割舍。他對妻子有一種深深地愧疚，但兒女情長又不是他的性格。在決定投身新四軍和抗日戰場那天起，他就對這樣的分離有著充分的精神準備。而汪璧也是一位堅強的女性。她將對顧準的愛全部轉化為對他的支持和服從。炎夏之際，依依惜別。顧準對她說：“待情況穩定，我即接你們到蘇北團聚。”顧準堅定的目光給即將分別中的妻子以相當大的安慰。
上世紀50年代，顧準（右一）與母親（中）、妻子汪璧（左一）及五個兒女合影
在交通員的帶領下，顧準輾轉抵達阜寧停翅港。這是一處地域偏僻的鄉村，但因新四軍軍部的落駐，又顯得異常的熱鬧和人氣旺盛。顧準被安排到離軍部不遠的招待所住下。所謂招待所也就是幾間農家屋舍而已。夏季多雨，鄉路泥濘。顧準幾乎沒有走動和與外界交流。但令他沒料到的是，他充滿希望和激情地來到軍部，竟然在招待所等待了三個星期。后來知道是蘇南區黨委致電華中局，強調了顧準是犯錯誤撤職的。所以軍部對顧準新的工作安排還是相當慎重的。
但在得知顧準來到軍部后，有一個人顯得十分興奮。他就是時任新四軍財經部副部長兼鹽阜區財經處處長的駱耕漠。駱耕漠長期從事財經工作，抵根據地之前亦在上海工作過，雖未與顧準謀過面，但卻心儀已久。在經過日偽掃蕩后的鹽阜區，財經工作的重要性凸顯無疑。它關系到軍部、駐鹽阜區三師部隊以及鹽阜抗日政權的生存和穩定。而身兼部隊、地方財經重任的駱耕漠責任重大，壓力也大。他一直希望物色一個副手能有所分擔。但這一人選的綜合要求又非常高，尤其是經濟行家的要求非常人所能勝任。而顧準的到來，則令駱耕漠眼睛為之一亮。他立刻找到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提出要調顧準參加鹽阜區財經工作。曾山也知道顧準是個人才，便欣然同意。
這天，駱耕漠騎馬直奔軍部招待所。阜寧鄉間的農舍見證了日后成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的駱耕漠與顧準的第一次相見。
駱耕漠迫不及待地握住顧準的手說：“非常歡迎你來到根據地，當年在上海我即仰慕大名，可謂神交已久啊！”
“耕漠兄過獎了，你在經濟學界大名鼎鼎，我早有所聞，只恨無緣相識。沒想到能在敵后相遇，真是欣慰。”
駱耕漠與顧準可謂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他們從上海一直聊到蘇北，彼此介紹了情況。駱耕漠的到來令顧準溫暖了許多，數星期的寂寞為之一掃。駱耕漠最后說到主題，在詳細介紹鹽阜根據地財政狀況后，懇請顧準出任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駱耕漠的真摯、坦誠以及敦厚的長者風范令顧準很感動。他不假思索地答應了駱耕漠。
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從此開啟了他們之間的愉快合作。而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友情一直維持到他們終生。
鹽阜區是整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軍部與華中局等大量軍政機關云集于此。軍費與行政費用的龐大開銷，決定了鹽阜區財經處具有非同一般意義上的地方財經部門的重大責任。
顧準到任，立刻協助駱耕漠積極開展工作。當時反掃蕩勝利不久，根據地物資供應十分緊張，尤其是糧油鹽菜等生活必需品。在部隊、地方開展生產運動、解決生活所需的前提下，顧準與駱耕漠采取刺激區內外商品流通、開展邊貿等手段，有效地緩解了供給的突出矛盾。鹽阜區盛產棉鹽，此兩項均為戰爭緊缺物資，需求量相當大。
顧準與駱耕漠充分利用這一突出的地域優勢來做文章，加大對外貿易，爭取財政收入。在蘇北區黨委及鹽阜行政公署領導下，鹽阜區財經處采取了統一稅收制度、實行進出口管理、依靠公糧、田賦以及鹽稅、關稅等，加之厲行節約等措施，促使鹽阜區財政經濟狀況明顯好轉，軍民生活亦有較大改善。顧準于此功不可沒。
當地老百姓有一首民謠十分生動：“雪白的棉花，嫩綠的菜，挑起鹽擔做買賣，不是‘四老爺’打進來，鄉下人哪敢進城來。”
財經處的工作環境和諧友好，盡管工作任務繁重，但大家始終同心協力，忘我投入。其時在財經處工作的年輕干部還有項南、吳為真、里程等人，他們對新來的副處長顧準非常尊重。這也讓顧準在工作中的心情特別愉快。更讓顧準欣慰的是，在鹽阜區工作期間，接觸并認識了許多領導、朋友。有軍長陳毅、三師師長黃克城、副師長張愛萍、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鹽阜軍區司令員洪學智、鹽阜區黨委書記劉彬、行署主任宋乃德等。顧準過去對他們只是有所耳聞，現在大家竟同在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工作，真讓人感嘆不已。而上海故交在鹽阜區亦有相遇者，如區黨委副書記曹荻秋、行署秘書處長劉丹、保安處長揚帆等。舊友重逢是一件很開心的事，自然不免小酌敘舊，快慰之至。
在鹽阜區工作期間可謂是顧準心情特別好的時期。顧準留給世人的照片不是很多，但有一張很經典。那是一幅全身照，神采奕奕的顧準身著長軍大衣，雙手插口袋，面帶微笑，目光炯炯地直視前方。背景則是一面鏤空花磚墻。這張照片就是顧準在財經處工作期間，穿上領到的一件繳獲的日本呢軍大衣，在當時隸屬于阜寧的東坎鎮由隨軍記者拍攝的。溢于眉宇間的是一種自信和堅毅。由此也能夠感受到顧準當時的環境與心情還是較為愜意的。
阜寧汪朱集是華中黨校所在地。顧準曾在那里聽過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的報告，并深為劉少奇的理論水平所折服。他開始有意識地閱讀劉少奇的論著，尤其是《論黨內斗爭》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仿佛與自己的心靈有某種契合，他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說到“過火斗爭”害處時所引用的“利刃割體傷猶合，惡語傷人恨不休”極具同感。他自己曾說：“劉少奇這些報告對我的世界觀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1941年底的一天，在蘇北根據地的顧準突然遇到了一個驚喜。那就是妻子汪璧從天而降。原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形勢更加險惡。上海地下黨果斷安排汪璧以及顧準的妹妹陳楓等隨同時任江蘇省委婦委書記的陳修良撤往蘇北。
見到妻子，顧準大喜過望。雖然分別不久，卻一直思念縈繞。
但悲傷的是年幼的兒子在上海因病夭折。汪璧說到這一情況時，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作為父親，喪子之痛猶如刀割。但顧準還是緊緊拉住妻子的手，盡量給她安慰。汪璧從顧準拉住她手的力度中，明顯感覺到了一種安慰和力量。
不久，汪璧被安排進華中黨校學習。
工作順心與夫妻團聚，令顧準在鹽阜區的心情十分快慰。那天，他來到鄉間田埂，一任輕風拂面，感覺空氣從未有過如此的清新怡人。
1942年攝于阜寧東坎
淮海，亦喜亦憂中堅強前行
1942年3月，蘇北大地還彌留著陣陣寒意，但畢竟這已是冬季的尾聲了，偶爾還能預感到一絲春的氣息。正是在這冬春交替的季節，顧準離開了鹽阜區，調任新的工作崗位。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位新四軍元老人物。他就是新四軍組建時任中共東南分局秘書長兼軍部秘書長的李一氓。李一氓曾經與葉挺、項英、袁國平等共事，是早年新四軍重要領導人之一。皖南事變發生時，李一氓歷經艱難，終于突圍抵達新軍部所在地鹽城。但李一氓在鹽城受到長時間的審查。這在當時也是慣例，所有從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的人都要經過這一程序。李一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被分配工作，處于賦閑狀態。以后李一氓在其回憶錄中說：“那時華中局也沒有一定的招待所，不管你住哪里，反正都是住老百姓的房子，一樣的都是吃大鍋飯，都是公家發的食，能夠住哪里就住哪里，華中局絕不會過問。那時揚帆已同胡立教兩人從皖南突圍到軍部，揚任軍部軍法處副處長兼鹽阜地區保安處長。軍部答應了我的要求，同意我住在鹽阜保安處，吃他們的飯，住他們的房子。”而顧準與揚帆又同為上海故友，走動較多。這樣，顧準與李一氓即有了在揚帆處經常相遇的機會。
李一氓于上世紀30年代亦曾在上海參與領導左翼文化運動，對顧準之名并不陌生。兩人相見，可謂一見如故，情投意合。雖然李一氓大其12歲，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成為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交。不久，華中局任命李一氓為淮海區黨委副書記、淮海區行政公署主任。
李一氓到任后，對淮海區的財經工作并不滿意。當時淮海區財經處長為民主人士章乃器，李一氓覺得其工作能力有限，故特別希望顧準能到淮海區打開工作局面。
李一氓
淮海區與鹽阜區毗鄰，并與鹽阜區合稱為蘇北抗日根據地。區黨委書記則為建國后曾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金明。鹽阜、淮海同為蘇北，干部之間常有交流。李一氓的提議對顧準倒沒有什么，同為抗日根據地，同樣做財經工作，無所謂什么選擇。但對駱耕漠來講，則是依依難舍。不過始終以大局為重的駱耕漠知道鹽阜區的財經工作已初見成效，而淮海區則相對滯后。他對顧準說：“你自己決定，我尊重你的選擇。”
李一氓的誠懇相邀令顧準難以拒絕，而開拓性與挑戰性又常常對顧準產生誘惑。就這樣，顧準前往淮海區，擔任財經處處長。不久，原在淮南根據地工作的陳易調任副處長。
打開對外貿易的通道，解決根據地的需求，是顧準在淮海區首先解決的問題。淮海區沒有工業，商業也不發達。因此布匹、棉花、醫藥、紙張以及其他的軍民日常用品，都要從上海、徐州等地引進，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而根據地生產的糧食、花生油怎么輸出去，同時購進需求物品，這是很大的考驗。顧準與相關人員利用種種關系，打破日偽封鎖，建立起地下貿易渠道，搞活了根據地經濟。
對此，行署主任李一氓非常滿意。他說：“雖然有時賣出的東西太賤了，買進的東西太貴了，棉衣的布料買來太遲了，這種種吃虧的地方和不方便之處，想來難以避免。但我們總是千方百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還沒有遇見過寒冬臘月部隊還在穿單衣的情況。但是不管什么，買進來的可能是布匹、紙張、棉花、藥品及其他等等，出去的基本上是糧食和植物油料，都是農產品。”
當時，在敵占區市場上，逐漸形成以布匹或者面粉來衡量所有商品的價值，代替了國民黨的法幣和敵偽政權的偽幣。淮海區在出口糧食上，也是根據這規律來進行交換。所以擁有充足的糧食和植物油的儲存，則掌握了貿易的主動權。
田賦和稅收是淮海區的主要財政收入。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說法：“吃飯靠田賦，用錢靠稅收。”顧準經過詳細考察后，組織制訂了淮海根據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稅法，既合理負擔,又利于發展生產。這個照顧各階層利益的稅收原則，調動了轄地一切抗日階層的積極性。
淮海區作為一個獨立型經濟區域，在貨幣問題上，必然要排斥法幣和偽幣進入其流通市場。當時，周邊的鹽阜區、蘇中區、淮北區等都陸續發行了自己的貨幣。為此，李一氓要求顧準迅速建立淮海區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顧準奉命而動，雷厲風行，經四個月籌備即成立了淮海銀行。李一氓任命顧準兼任淮海銀行首任行長。銀行掛牌那天，鑼鼓喧天，氣氛熱烈。淮海區黨政軍民為擁有自己的銀行而感到驕傲和興奮。
淮海抗幣也在第一時間印制發行。這是一種以元為基本單位、以角為輔幣的貨幣。因為當時沒有硬質紙張，就采用一種白細布來印成抗幣，用號碼機打上號碼，再加蓋李一氓銅印。在淮海區共發行了兩千多萬元。其發行保證不是金銀，而是糧食。李一氓說：“我們只把它當成商品流通手段，沒有把它當成財政手段。”淮海抗幣的發行，有效抵制了偽幣、法幣的進入，穩定了區內經濟。顧準又適時地發放諸如紡織、商業、榨油、手工業等各種貸款，促進了經濟繁榮。面對淮海根據地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作為行署主任的李一氓自然是樂在其中。而對顧準的貢獻，李一氓也絕不吝嗇夸獎。他多次說：“我請來了一個財經專家”。以后，李一氓又任命顧準兼任貿易局局長。
與顧準同事的陳易，對顧準的工作激情和工作能力很是敬佩。他說：“顧準過去讀過很多書，有思想，有見解，對許多問題都有高識卓見。他在淮海地區雖然時間很短，但建立了不少制度，比方說糧食系統、稅務系統，建立銀行，發行淮海票子”，“顧準具有高超經濟理財才能，這在我相處的朋友中是很突出的。”
1943年2月的一天，李一氓代表淮海區黨委找顧準談話。通知顧準將工作移交陳易，準備前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事情很突然，顧準幾乎沒有精神準備。以后陳易說：“顧準之所以調延安學習的原因是：敵后環境殘酷緊張，而顧準有才華，值得進一步培養。”
當時，日軍對敵后根據地頻繁掃蕩導致環境惡化。為了保存培養干部，以備將來之需。中央要求各根據地派出一批干部到延安學習，這是大背景。但具體到顧準，還是另有原因的。
此前的1942年底，淮海區經歷了艱苦的反掃蕩斗爭。就在日軍掃蕩淮海區前夕，顧準與副行長盧純根到高溝鎮了解相關業務情況。次日，得知日軍掃蕩淮海，行署機關已緊急轉移。在與上級機關無法聯系的情況下，顧準撤離到漣水縣，偶遇行署交通局長朱月三。朱月三隨即將顧準安排到鹽河邊其族侄家中暫住。數天后，朱告知顧準，他曾遇見區黨委組織部長張彥與宣傳部長楊純夫婦。他們托朱告訴顧準，現在形勢緊張，區黨委和行署人員已經分散，讓其在原地隱蔽，待形勢好轉再聯絡他。就這樣，顧準在鹽河邊竟住了一個多月。直到他得知區黨委書記金明已過鹽河抵達黃克誠三師地域后，乃主動過鹽河與金明聯絡，并隨金明返回行署新駐地。
然而，正是這一個多月的隱蔽，又一次改變了顧準的命運。顧準返回后得知大多數打埋伏的同志早已主動找回行署，積極參加掃蕩后的修復工作。而顧準埋伏了一個多月未與組織聯系。這令金明、李一氓都很不滿。雖然未被視作逃兵，但在他們的眼中卻是極不光彩的。顧準無法辯白，唯有自責。區黨委隨后即作出決定：顧準到延安學習，而他的妻子汪璧則返回上海工作。
委屈、無奈、孤獨，顧準是在這樣一種與來淮海區反差極大的心情中離開的。好在目的地延安正是他夢寐以求的。經歷了這些挫折，顧準也變得更加成熟與堅強。
往延安一路充滿艱辛曲折，顧準一行竟走了半年多。他參加了延安的整風學習，也開始反思一路走過來的起伏之路，并充滿信心地期待著新的工作。1944年，顧準被調進中央黨校校務部工作。后來，中組部長陳云點將，顧準又調任邊區財經會計培訓班教員。在延安期間，顧準見到了從新四軍軍長任上抵達延安的陳毅。知道顧準經歷的陳毅熱情地與他敘舊，勸其放下包袱。陳毅稱，當時淮海區領導人麻痹大意，沒有做好反掃蕩準備。所以責任不在你。陳毅此說令顧準感到特別的溫暖。顧準覺得“唯一可以洗刷這一終身恥辱的，是今后的實踐。”正是陳毅的信任，為日后顧準重返華中工作奠定了基礎。
抗戰勝利后，根據中央的決定，劉曉率領顧準等一批干部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但顧準抵達淮陰時，卻改變了行程。原來淮陰已成為新成立的華中分局和蘇皖邊區政府所在地。蘇皖邊區政府主席即為當年十分欣賞顧準的李一氓。而華中分局組織部長兼財經辦事處主任為同樣了解顧準的曾山。顧準就這樣結束了前行而被留在淮陰。
面對熟悉的地域環境，顧準難免百感交集。但他很快振奮精神開始了新的工作。他受命擔任華中分局財委委員，負責“黨產”工作。隨著形勢的發展，顧準又相繼擔任山東工商總局副局長、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上海首任財稅局長等。他以杰出的理論與實踐，彰顯其在宏觀經濟學中的天賦，成為新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