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訊 10月31日下午，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在江蘇省淮安市召開“華中抗日根據地——新四軍之家”研討會，中國新四軍研究會代會長朱文泉、第一副會長徐承云，中國新四軍研究會高級顧問、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韓星臣，常務副會長王清葆，副會長兼秘書長潘永明，副會長毋矚遠、弘強、徐紅、顧星、王路奇、孫文富，出席中國新四軍研究會第六屆常務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的代表及新四軍研究的專家學者近百人出席了研討會。顧星副會長主持會議，弘強副會長作會議總結。
這次研討會的召開，是為了更好地貫徹朱文泉代會長在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根據地研究要有更大突破”的指示精神，深入落實根據地研究五年“實施意見”并向縱深突破的實際行動。
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名譽會長、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領導小組組長、中共江蘇省委原書記梁保華同志對這次會議很關心很重視，多次要求把會議組織好。領導小組先是在《鐵軍》雜志和“新四軍網站”發稿征文，此后又重點約稿，跟蹤落實，為研討會順利的召開打好了基礎。此外，各地研究會鼎力支持，各級黨史部門主動參與，諸多專家學者積極參與，也是這次研討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這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52篇，精選44篇，質量普遍較高。
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領導小組副組長、江蘇省紀委原書記弘強在會議總結中充分肯定了這次研討會所取得的成果，并對根據地研究工作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具體要求：
研究史料要進一步深入。根據地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總體上看，偏重全局性內容多，闡述重大事件多，論述領導人的活動多。僅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這次研討會上一個可喜現象，就是探討根據地的教育、文化宣傳、廉政建設以及改造地方武裝、瓦解偽軍等內容多了起來。這是豐富、拓展、深入根據地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比如根據地的財政金融是怎樣籌措和運轉的，怎樣保證部隊經費供給的；文化宣傳是怎樣擴大黨的影響，吸引大城市青年學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人物研究上，特別是經濟學界的人物研究還有待加強。如孫冶方、薛暮橋、顧準等，他們當年是怎樣開展經濟研究的，尤其是顧準，那個時代就已經認識到市場經濟的運行問題。這些內容可能比較冷僻，但有助于對整個根據地研究的深入、具體細節的填補和完善。
研究視角要進一步拓展。抗戰期間，曾有國民黨高官在參觀延安后發出“延安之謎”的感嘆，不理解共產黨為什么能吸引千千萬萬人民群眾。有資料記載，國民黨在敵后也曾搞過根據地建設，但沒有成功。原因很簡單，人民群眾不相信、不支持他們。而我們通過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和維護人民權利，占據了道德高地，把握了話語權，從而贏得了人心。這看上去是一個文化現象，其實無文化不思想，就看誰做得好，更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對歷史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對人性進化的研究。這個認識也完全適用于對根據地研究的指導。
研究工作的現實性要進一步加強。我們常說，讓過去告訴現在，讓歷史啟迪未來，說明了歷史和現實之間有著重要的傳承關系。這次研討會上，研究劉瑞龍發展農村經濟的文章，研究根據地反腐倡廉工作的文章等，得到了大家的普遍稱贊，是因為這些文章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今天的有關工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這方面還有一些好文章，如對淮北行署機關精兵簡政的研究，當年一下子從360人減到60人。這對當前的政府機構改革不無啟示。又如有的文章談到當年根據地在發展經濟工作時，就已提出“要保持人民一定的財富，不僅能生活，而且能生產。這樣才能養活我們，才能有抗日積極性”。這個認識不僅符合辯證法，而且有著樸素的市場經濟意識，表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早在根據地時期就已有萌芽。
弘強副會長最后指出，新年度的工作，主要是深入落實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印發的《加強領導，精心組織，確保根據地研究有更大突破的實施意見》，爭取早日完成1部總史、8部分史、9部子史的編修任務。隨著歷史檔案的部分解密、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我們應利用這一極好時機，走訪交流，相互協商，著眼當前，籌謀遠景，組織各方力量，用較長時間，有組織有計劃地編纂“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力求全面系統翔實地反映根據地創建鞏固發展的艱辛歷程、珍藏的寶貴財富，為《新四軍全書》增添一部分權威系統有價值的新成果，將根據地研究扎扎實實地向前推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