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民族抗戰的節節勝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步形成一整套科學理論，毛澤東是這一理論體系的最杰出的代表。晉察冀日報社于1944年編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在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此時遠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蘇中根據地的新四軍將士，都渴望能夠得到一本《毛澤東選集》。
時任蘇中區領導的粟裕、陳丕顯、管文蔚，委托區宣傳部長俞銘璜擔綱編輯出版蘇中版《毛澤東選集》，并明確表示要人給人，要錢給錢，一定要高質量、高標準。俞銘璜這位“蘇中才子”懷著深厚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憑著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強烈的責任感，在區黨委和行署主要領導的支持下，從蘇中報社、蘇中出版社抽調了一批精干力量，通過接收電臺的信息，查閱報紙公開發表的資料，以及從延安輾轉帶來的一些整風學習材料等，陸續搜集了一批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講話和中央領導同志對毛澤東思想深刻內涵的精辟闡述。經過緊張的資料搜集、文章編輯校對后，于1945年7月初在寶應湖蕩中正式付印。《毛澤東選集》蘇中版與晉察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展現了自己的風格，體現了鮮明的蘇中特色。
首先蘇中版《毛澤東選集》的序言別具一格。蘇中版的序言輯錄了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李富春、彭德懷、陳毅、陸定一、岡野進、曼努意斯基等18位中共中央領導人、國際友人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定義、基本理論、現實意義及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等。蘇中版序言不僅形式新穎，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運用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系統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內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如周恩來是這樣表述的：“對全黨全邊區來說，我們黨領導整風運動，收獲了從來沒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績，精兵簡政收獲了力量上鞏固的成績，統一領導收獲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績，擁政愛民收獲了黨政軍民聯成一體的成績，發展生產樹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這一切成績是怎樣得到的呢？是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三年來事情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領導或對其有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的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劉少奇同志更直截了當地說：“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在22年長期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于使我們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22年來，在各種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經過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團結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
序言中18位中央領導同志、國際友人對毛澤東思想的有關論述，短則數百字，長則數千字，無不表達了他們對毛澤東的敬佩之情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序言的形式把這些論述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言論如此集中地歸納起來，當時也是罕見的。這為蘇中根據地軍民學習毛澤東思想、了解毛澤東思想、運用毛澤東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其次蘇中版選用的文章多是毛澤東在延安各個重要活動中的談話和演講，大多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根據當時蘇中能夠搜集到的毛澤東11篇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其中《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關于共產黨與抗戰及民主政治問題》《關于抗戰與團結的前途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6篇文章是從《晉察冀日報》大連大眾書店晉察冀中央增訂版《毛澤東選集》摘編的。
此外，《在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演講》，演講時間是1938年3月12日，最早發表在3月15日的《新中華報》上，1939年4月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四卷，同年5月新華日報館出版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再次收錄。但其他《毛澤東選集》版未曾發表過的，是俞銘璜等同志通過其他途徑和媒體獲得并輯錄的。
《在延安各界國民精神總動員“五一”勞動節大會演講》，演講時間是1939年5月1日。最早發表在5月10日《新中華報》上，1940年7月編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五卷。
《五四運動》是毛澤東1939年5月1日為延安《解放》雜志寫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文章，全文收入1952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與世界學聯代表樂滿、柯德、克雷難的談話》一文發表在1938年7月5日的《新中華報》上，1939年5月收入新華日報館出版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
三是版面作了精心設計。蘇中版《毛澤東選集》封面采用套紅印刷，從右至左橫排書名，中間印有毛澤東肖像一幅，右下角標有卷數“1”字樣，左下角橫排“蘇中出版社出版”7個字，顯然它是為適應抗戰斗爭需要編輯出版的。紙張質量不太好，但編輯質量很高，錯訛之處較少。令人難以想象的，它是在條件極差的寶應蘆葦蕩中印刷完成的。
由于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一些新聞媒體的誤傳，對毛澤東文章的內容和發表時間出現了一些誤差。如《關于“一黨專政”問題》，這篇文章其實并非是毛澤東的著作，而是由當時在武漢的王明起草，以毛澤東同延安《新中華報》記者談話的名義發表的，發表前沒有送毛澤東看過。1938年2月9日，王明在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解釋過為什么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事負責同志立即與國民黨起正面沖突，不過因時間倉促及文長約萬字，來不及事先征得毛澤東及書記處審閱。”1959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同王稼祥等人的一次談話中，也曾提及這篇文章，說當時蔣介石要封我們武漢的報紙，封《新華日報》，王明用我的名義寫了一篇文章，頂了一家伙，蔣介石不封了。因此，這篇文章雖被編入了《毛澤東選集》蘇中版，但不能算作毛澤東的文章，蘇中出版社的編輯顯然不了解這一情況。1939年5月，《新華日報》出版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也曾誤將該篇收錄。
《毛澤東選集》蘇中版的出版，推動了蘇中根據地軍民學習毛澤東思想熱潮的形成，為奪取蘇中抗戰的最后勝利及隨之到來的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它的出版，以其獨有的風格特點在《毛澤東選集》出版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