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不”老紅軍李開文
李開文，金寨槐樹灣人，1896年出生，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后勤部炊事員，長征中任擔架隊長、炊事班長，1937年被選調到中央任炊事班長、特灶班長，在毛澤東主席等領導人身邊工作了11年，1949年冬回到金寨縣古碑區糧站工作，1958年退休。
毛主席的炊事員李開文，革命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忠誠，為人忠厚老實，做得一手好飯菜，工作非常認真。長征途中，在紅三十軍后勤部當炊事員的李開文在雪山草地寒冷潮濕的情況下，用身體把濕草焐干，保證及時引火做飯。他不怕苦、不怕累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得到了廣大指戰員的一致好評。
1936年10月，當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后，李開文就從紅四方面軍調入中央紅軍。他做夢也想不到，他隨后被派往延安，直接分配到黨中央機關，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炊事班班長，接著便調任中央特灶班當班長，天天同毛主席等領導人生活在一起，給毛主席當了11年的炊事員。
1949年，他跟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一同進入北京。進京后，他被組織上安排到中央機關干部文化學校學習。
不去天津回家鄉
1949年7月，李開文從干部學校畢業了，他高高興興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給自己分配工作。
群工部部長李維漢和李開文是老熟人了，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李開文同志，組織上考慮你過去吃了太多的苦，現在就給你安排一個‘甜’的工作，決定派你去天津當糖廠副廠長。”
李開文一聽嚇了一跳，忙問：“天津糖廠的干部群眾很多吧？”李維漢說：“不會少于1000人吧！”
李開文直搖手：“不行，不行！這么多人，夠得上一個團的編制了。這么大個廠啊，我哪有本事管好這么大的一個攤子呀！不行，不行！”
他接著要求：“李部長，我不想去天津，也當不了那個副廠長，你還是讓我回大別山老家吧！”
“回老家？”李維漢有些意外。
李開文沒有拐彎抹角，直率地說：“解放大軍打到江南了，我的家鄉早解放了，我要回去工作。再說，老婆兒子還在家里等著我呢！”
李維漢沉思了一下，勸道：“老李啊，你如果不想去天津，留在北京工作也行啊！”
李開文堅持說：“我還是回去找她們吧。17年前我硬著心腸丟開了她們，現在仗打完了，我得回去償還這些年欠她們的債呀。”
李維漢知道李開文為人老實，不講假話，但脾氣倔。既然他決心已下，不便再勸，就安排工作人員把李開文的組織關系先轉到華東軍區，再請他們把他的檔案轉到安徽。
離開北京之前，李開文很想見主席一面。他想，這一回家鄉，就隔了千山萬水，今后不一定有機會能再見主席了。聽說主席住在香山，他就一路問過去，在雙清別墅見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關切地問李開文：“聽說你不去天津糖廠？”
李開文說：“天津糖廠的糖雖然很甜，但還是沒有家鄉的水甜啊！”
毛主席一聽笑了：“你這是要‘葉落歸根’啊！”
李開文說：“我識字不多，不是一塊當廠長的料子，沒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鄉后，找個自己能夠干得了的工作，好好干！”
毛主席高興地說：“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經常寫信來。到哪里都要記住，你是從中央出去的。”
不當縣長當站長
李開文的組織關系從華東軍區轉到了安徽，安徽有關部門領導試探著問：“李開文同志，您想從事什么樣工作呀?”
李開文說：“服從分配，干什么工作都行。”
“那您就回金寨縣去當個副縣長，怎么樣呀？”
李開文一聽，又是吃驚不小。心想：叫我去天津糖廠當副廠長，我已經感到1000多人太多，現在讓我回家鄉當副縣長，一個縣少說也有二三十萬人，我哪有這個本事去領導呀？
于是，他的手像蒲扇般地搖起來，說：“不行，不行，這當官的事我干不了……”
領導見李開文態度堅決，說道：“您先住下來，過兩天我們再落實這件事。”
李開文說：“我就不在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經過兩天的顛簸，第三天天亮時，他回到了家鄉槐樹灣鄉板棚村。
從弟弟李開香口中得知，他離開大別山的那一年，國民黨軍隊進了村，燒了他家的房子。他妻子張氏為了逃命，連夜帶著大兒子，抱著才出生不久的一對雙胞胎，東躲西藏，不敢回村。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別大，天也出奇的冷，張氏躲在一個山洞里，因為沒有東西吃，可憐的一對雙胞胎眼睜睜地餓死了。后來，他妻子整整等了他10年，最后以為李開文不在人世了，才死心改了嫁。
最后，李開文接受了金寨縣委給他的“響山寺糧站站長”的頭銜。
“三讓”將軍徐立清
中將徐立清的一生，淡泊名利、顧全大局，他讓級別、讓軍銜、讓職位，他的高風亮節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稱贊，被譽為“三讓將軍”“人生楷模”，毛主席稱他是“我黨我軍的好同志、好干部”。
主動讓級別
1950年9月，為統一全軍干部管理，中央軍委成立了總干部管理部。當時，毛主席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點將，“成立總干部部，要徐立清來搞。”總干部部成立后，羅榮桓兼任部長，徐立清是主管任免、組織調配工作的副部長。
1952年，全軍干部定級，徐立清主持這項工作。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徐立清已擔任大兵團政委，按規定應是正兵團級。當時，有關部門上報中央軍委的報告上寫的是“徐立清正兵團級”，他看到后將“正兵團級”改為“副兵團級”，并專門向總干部部寫了報告，這是徐立清的“第一讓”——“讓級”。
堅持讓軍銜
1955年1月，中央軍委發布《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對軍銜評定工作給予了政策性的規定。在羅榮桓的直接領導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主持這項工作。
徐立清本人，按照軍委規定的條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將軍銜的。當他看到授予上將軍銜人員名單中有他的名字時，便將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調”到中將行列。名單到了羅榮桓部長手里后，他親自找徐立清談話：“這是中央軍委定的，正兵團職的一般都授上將，你的名字怎么能隨便劃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貢獻的，是夠資格的嘛。”于是，羅榮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將名單中。之后，徐立清又給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寫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將軍銜，并列舉了種種理由：一是可以減少原紅四方面軍在上將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設想；二是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估價，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爭軍銜同志的工作，保證授銜工作的正常進展。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銜儀式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次評銜，共評出了10位元帥、10位大將、55位上將(后來又補授王建安、李聚奎兩位)、中將175人，主動讓銜的徐立清排在中將之首，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再三讓職位
1950年10月，徐立清到軍委總部工作時剛滿40歲，但是，在干部授銜評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剛剛45歲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臟病復發，有幾次暈倒在工作崗位上。
因此，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療，并主動要求總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窮副部長兼管。羅榮桓部長在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曾談到徐立清的工作態度。毛主席說：評銜工作很辛苦，管評銜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奮，沒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風很值得同志們去學習。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連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書給他讀文件的要點。這時，徐立清為自己有病不能堅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對去醫院看望他的賴傳珠副部長誠懇地說：“請轉告羅榮桓部長，我的身體狀況很差，短時間內不能工作，建議總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輕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當羅榮桓部長專程到醫院看望他時，徐立清再次當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羅榮桓對他說：現在安心養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過多考慮。此后，在醫院的病榻上，徐立清親自給中央軍委寫信，請求“讓位”，建議免去他總干部部副部長職務，以便及時任命新人。軍委對徐立清的建議非常重視，進行了研究。軍委領導一致認為，徐立清還很年輕，應抓緊時間治病，等病好了再繼續工作，最后結論是：“放放再說。”
徐立清的建議沒有得到批準，他的思想包袱越來越重。當他病情稍有好轉時，又直接給彭德懷、羅榮桓元帥寫信，請求提前退出現役轉業地方，或到省軍區任個副職，做點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眾工作。幾天后，羅榮桓部長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現役的請求，軍委和總部沒有采納，等病好了繼續履行總干部部副部長職責。
徐立清請求“讓位”的事雖然沒有被批準，卻反映出他對黨的事業、對部隊建設高度負責的革命精神和薦賢讓賢的寬闊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