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名蘇中的“草鞋司令”陳玉生，其腳蹬草鞋、打著綁腿的革命軍人形象深深地留在家鄉人民的腦海中。抗日戰爭時期，他組織、領導人民群眾抗擊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在蘇中地區深得百姓愛戴。因而，百姓們也親切地稱呼他“瓦嘎司令”。“瓦嘎”是泰興方言的音譯，意思是“我們家的”或“我們的”，百姓對他的愛戴可見一斑。而他傳奇的革命生涯也在當地廣為流傳。
革命意識初覺醒
1900年，陳玉生出生在泰興縣南沙鄉陳家莊一戶普通的農民家中，因生活所迫，15歲的他在本家叔叔陳玉祥的帶領下到上海生和隆油廠當徒工。剛離開貧苦的家鄉，來到花花世界大上海，陳玉生對眼前的一切都很新奇。盡管當徒工非常辛苦，但比起在家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陳玉生覺得很知足，因此，在上海的最初幾年，他一心只顧著埋頭做工。
1930年秋，紅十四軍在江蘇通海如泰斗爭失敗后，家鄉有一些革命者逃到了上海，住在陳玉生家中，和他談起了紅十四軍開展武裝斗爭，建立蘇維埃政權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陳玉生聽了打心眼兒里覺得很痛快，漸漸地萌發了對革命的向往。3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國難深重、內憂外患的時刻，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我國的東北，次年1月28日又對上海發起進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風起云涌。陳玉生和工友們一起，積極參加罷工、游行示威和抗日宣傳活動。
1936年春，陳玉生由上海黨的外圍組織“社聯”成員陳進覺介紹參加了上海抗日救國會。之后，陳玉生又認識并結交了失去組織關系的宋振鼎，宋對陳玉生關懷備至。由于頻繁開展救亡工作，來客很多，陳家受到日本人的盤查。這樣，陳玉生不敢回家，只有在楊樹浦、曹家渡、南京路一帶活動，居無定所。宋振鼎知悉后，將他安排在楊樹浦老公茂工廠一個老工人家中的閣樓上。老宋不僅每天介紹他閱讀一些進步書籍，而且經常和他一起討論形勢，談革命道理，這一切在陳玉生心頭燃起了熊熊的革命之火。他晚上參加抗日救國會的活動，白天就獨自在閣樓上看書。他被書上寫的窮人要翻身做主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越讀越想讀，這樣在老工人家中的閣樓上，陳玉生待了四個月。其間，老宋還安排陳玉生參加工人夜校學習，抗日宣傳和其他進步活動，讓他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鍛煉，增長才干，提高政治覺悟。
陳玉生在回憶這一段生活時說：“我之所以能在抗日戰爭初期拉起抗日游擊隊，走上革命道路，參加共產黨，參加新四軍，是因為我在上海參加了抗日救亡活動，受到了黨的教育和革命思想影響。沒有上海的一段經歷，也就沒有后來的我在泰興組織抗日游擊隊的活動。”
身陷囹圄堅持斗爭
1936年底，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陳玉生參加了上海日商紗廠總罷工，以反對日商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抗議和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以及華北的暴行。在總罷工期間，憤怒的中國工人打死了一個作惡多端的日本特務。日本方面懷疑此事為陳玉生一行所為，于是命令上海警察局進行查處。
1937年7月，陳玉生和楊桂芳及四個孩子被逮捕，陳玉生被單獨押往國民黨警察局。面對國民黨的詢問，陳玉生嚴詞以對，拒不交代，于是國民黨對其刑訊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烙鐵烙，并對他連續使用了七次電刑。陳玉生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然而他卻咬緊牙關，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敵人無計可施，決定押解原籍，由國民黨泰興縣政府繼續審問。
陳玉生被押解到泰興，縣長單成儀親自審訊，要他交代“犯罪事實”。陳玉生仍然堅持在上海的說法，沒有什么可以交代，并一再申訴自己無罪。在一次又一次的審訊中，陳玉生還乘機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勸單成儀等人團結抗日。令審訊他的人瞠目結舌、無以應答。
泰興縣政府的監獄里關押著原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的一些人員，他又認識了農民起義和紅十四軍的在押人員周德華、顧義群等，與他們結成了患難之交。
1937年7月7日，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又向上海發動全面進攻。這些消息陸續傳到獄中，陳玉生聞訊，全身的熱血沸騰了，面對著山河破碎、妻離子散的慘烈現狀，他迫切渴望沖出牢獄，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
過了幾天，陳玉生從探監的親屬處得知：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要求以及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等在國共兩黨談判中所堅持的條件和施加的壓力下，已經釋放了1936年就被他們關押的沈鈞儒等“七君子”。聽到這個消息，陳玉生非常高興，認為：爭取出獄的時機到了。他和獄友們一商量，決定給縣政府寫請愿信，要求縣政府以抗日為重，釋放全部無罪在押人員，并一致要求由陳玉生起草請愿書。
陳玉生在請愿書中寫道：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值此異族侵入，國難當頭之時，我等決心以七尺之軀，報效國家民族。謹望政府體察民意，順應民心，為國家民族存亡大計，釋放全部無罪在監人員，輸送抗日前線，參加抗日斗爭。緊接著，他和獄友們又組織了一次罷飯運動。這天的午飯時分，一大桶飯放在了院子里，但和平常不一樣，今天的犯人手頭都沒有拿碗，等人到齊了，陳玉生帶頭高呼口號：“我們不吃飯，我們要求見縣長”“我們要到前方抗日，殺敵立功”“我們不要做亡國奴”！陣陣口號聲驚動了楊姓獄官，陳玉生對他說：“我代表全體獄友，要求縣長接見，讓我們到前方殺敵立功，如不答應，我們就不吃飯”。這位獄官怕把事情鬧大，便對大家說：“你們要抗日，不愿做亡國奴，我同情你們，我負責向縣長匯報，你們先吃飯，要抗日也得有強壯的身體才行。”于是，大家一合計，決定先吃飯，等獄官匯報后再說。
縣長單成儀知悉該情況后，責令警察局長張恨愚查清此事，背后主謀予以查辦。訊問中，陳玉生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慷慨陳詞，一再申訴請愿理由，表明抗日救國之心，使張恨愚大為感動，在單成儀面前講了許多好話。1937年9月，陳玉生終于被釋放出獄了。
組織武裝首戰告捷
出獄后，陳玉生稍作休息，便開始籌劃組織抗日團體和抗日游擊隊的事情。他和從上海回來的陳進覺，并約上馬般青、錢文禮等人聚在陳進覺家中，共商抗日大計。經過幾次反復討論，最后大家商定：堅決遵照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指示，首先建立“靖泰抗日救亡協會”，地址設在禪師殿，并立即制定協會章程，發布宣傳口號。經過廣泛宣傳，充分發動，很快就在靖江、泰興和如西三縣交界地區發展了大批會員。與此同時，他們想方設法準備搜集槍支彈藥。在反復偵查、摸索情況后，決定由靖泰抗日救亡協會出面，以“借槍抗日”的名義，采取各種方式和方法，收繳了一些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頑區公所常備隊和鄉公所自衛隊的槍支彈藥，以備武裝即將建立的抗日游擊隊。
1938年2月11日，在柳家巷張宅大院，召開抗日游擊隊成立大會，陳玉生在大會上莊嚴宣告：“靖泰抗日游擊隊”成立。陳玉生任大隊長，馬般青任參謀長，陳進覺任政治部主任，錢文禮任副官，原農民起義中的積極分子和紅十四軍的一些人員則成為隊伍中的骨干。全隊共有官兵250余人，游擊隊下設三個連。陳玉生帶著這200多個年輕人風里雨里跌爬滾打搞軍事訓練，為抗日殺敵保家鄉苦練殺敵本領。
1938年2月21日，陳玉生得知駐靖江城的日軍一個中隊和偽軍，明天早上將要出城，到泰興廣陵鎮一帶掃蕩，帶隊的是黑田中佐。
陳玉生已經聽說過，黑田是一個嗜血成性、殺人不眨眼的日本強盜。日軍侵占靖江城后，黑田屢次率領鬼子下鄉掃蕩，燒殺淫掠，無惡不作，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陳玉生怒火中燒，拍案而起，狠狠地說：“打的就是他，這是我們游擊隊的第一次戰斗，大家必須勇敢作戰，敢打敢拼，要給日本鬼子一個沉重的打擊。”傍晚，陳玉生又親臨現場，觀察地形，以作好伏擊戰的具體布置。
22日早晨8點多鐘，黑田率領一個中隊的鬼子和偽軍約300余人朝范石橋走來。陳玉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前方的情況，眼看敵人全部進入伏擊圈內，陳玉生瞄準鬼子開了第一槍。全體隊員立即開火，炮聲、手榴彈爆炸聲響徹田野，走在前排的鬼子當即喪命，活著的日偽軍當場亂作一團。黑田命令鬼子就地臥倒，準備組織反擊。
這些第一次上戰場的年輕人，雖然沒有什么戰斗經驗，但他們對裝備精良、驕橫無比的侵略者毫不膽怯。陳玉生率領年輕的戰士們與日軍激戰8小時，擊斃日軍43名，繳獲三八式步槍8支。這次戰斗，游擊隊5人負傷，2人犧牲。此戰挫敗了日軍侵犯廣陵鎮的企圖，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往日驕橫跋扈的日軍龜縮在靖江城內一段時期不敢下鄉。
靖泰抗日游擊隊的行動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他們到了西沙，許多百姓紛紛送糧送肉來慰勞，且天天都有不少青年要求參軍，游擊隊一下子增加了許多人。后來靖泰抗日游擊隊直接受到中共如、泰、靖黨委領導，在艱難困苦的抗日游擊戰爭中，這支部隊經歷過在南通被繳槍的曲折，也創造過奇襲季家市，一度收復靖江城的輝煌，幾經起落，不斷發展壯大。在斗爭實踐中，陳玉生的政治思想日趨成熟。1939年2月經惠浴宇、金求真兩同志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單線聯系的特別黨員。
戰爭年代屢立功勛
1940年5月17日，日偽軍500余人掃蕩江都吳家橋，我新四軍挺進縱隊與之發生激戰，日偽軍傷亡慘重。為防敵人報復，挺進縱隊撤到郭村休整。國民黨頑固派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趁機挑撥，唆使泰州李長江糾集13個團的兵力進攻郭村。為給國民黨頑固勢力以應有的反擊，挺進縱隊和蘇北特委急電陳玉生立即率部參加郭村保衛戰。陳玉生星夜馳援，與新四軍主力葉飛、陶勇二部勝利會師。從此，陳玉生所屬部隊編入新四軍主力序列，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第三縱隊，陳玉生任副司令員。爾后，陳玉生又率部參加了著名的黃橋戰役。
1941年，陳玉生先后擔任蘇中保安司令部司令員、蘇中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三分區是蘇中根據地的前哨陣地，軍分區機關曾遭襲擊，陳玉生身負重傷。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陳玉生堅定正確地執行了黨的建黨建軍路線和創建根據地的各項政策。他除了直接領導三分區的軍事工作、指揮部隊作戰外，還參與地委領導，廣泛開展統戰工作，負責對頑軍、偽軍的宣傳、爭取和瓦解工作。陳玉生還應組織要求利用過去的幫會關系，為新四軍籌集醫療器材，營救被捕同志，組織情報網絡，搜集敵情動態。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對建立和保衛根據地、堅持敵后抗日斗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陳玉生任蘇中軍區獨立旅旅長。他率部解放了黃橋、泰興等城鎮，配合友鄰解放了如皋、鹽城、伍佑等十余座城鎮，殲敵數萬。組織了泰州姜堰戰役，重創了敵軍，受到蘇中軍區首長嘉獎。1947年，陳玉生任華東野戰軍華中指揮部副參謀長，1948年任蘇北兵團（后改為十兵團）副參謀長，參加了漣水、鹽南、泗陽、淮海、渡江等大小數十場戰役和戰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亊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忠誠坦蕩黨心彌堅
1949年春渡江后，陳玉生擔任蘇南軍區參謀長兼無錫警備區司令員。同年7月調任華東軍區海軍后勤司令員。1951年2月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第一副參謀長。在這一時期，陳玉生為新區機關的建立，城市的警衛以及華東海軍后勤部隊的建立，后勤基地的建設，海岸炮兵的技術訓練和骨干培養，付出了艱辛努力，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貢獻。1959年，陳玉生由部隊轉業，曾擔任江蘇省政協常委、省人委副秘書長。粉碎“四人幫”后，先后擔任過省委統戰部顧問、省政協副主席。
陳玉生一生久經考驗，幾經磨難，他對黨的耿耿忠心始終不變，不管遇到什么艱難曲折，也動搖不了他“跟黨走，做黨的人”的堅定信念。1951年“三反”及1955年“肅反”，陳玉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和處理；“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了迫害。面對曲折和挫折，他心地坦蕩，黨心彌堅，堅信黨的陽光必定會掃除陰霾，恢復朗朗乾坤。1979年中共江蘇省委、1983年中共南京軍區黨委先后做出《關于陳玉生同志錯案的平反決定》，為陳玉生同志在“三反”、“肅反”和“文革”中受到的錯誤處理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83年7月，經中央軍委批準，陳玉生的行政級別恢復為8級，享受正軍級待遇。
1990年7月，黃橋老區召開新四軍東進50周年紀念大會，同時召開黃橋老區經濟發展座談會，90歲高齡的陳老興致勃勃前往參加。他堅持參加了會議各項活動，還不顧勞累，接觸基層干部，參觀工廠農村，走訪父老鄉親，暢敘魚水深情。特別是在紀念大會上，他代表老一輩革命領導人所作的講話，充滿了對老區和老區人民的無限深情，令人感動，令人振奮，多次激起全場熱烈的掌聲。
1994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陳玉生同志，在南京逝世，享年9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