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榮的、戰斗的一生”和一分為二的剖析
曾希圣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老同志，早在1922年就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后又參加廣州政治學習班，積極投身北伐戰爭。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正當革命遭遇嚴重挫折的時候，曾希圣同志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表明了為黨的事業和革命的勝利奮斗終生的決心和信念。他的一生，大體上可以分為從事軍事和地方黨政領導工作兩個階段。紅軍時期主要從事技術偵查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希圣同志擔行新組建的新四軍七師政委，大力建設和發展皖江根據地，轉戰蘇魯豫皖。新中國建立前后，先后擔任皖北區黨委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還曾一度擔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從事地方工作，主要是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曾希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沖擊，后因身患重病而于1967年7月去世。1973年在黨的十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解放譚震林、曾希圣等十三位老同志，并說：曾希圣同志雖有錯誤，但功大于過。現在他去世了，應當全面地歷史地看，給他恢復名譽。
粉碎“四人邦”之后，黨中央于1978年7月18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曾希圣舉行了追悼會，由胡耀邦同志致悼詞，鄧小平、李先念、鄧穎超、王震、粟裕、宋任窮、康克清等同志出席了追悼會。胡耀邦同志在悼詞中說：“曾希圣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幾十年來，他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忠于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曾希圣同志在粉碎蔣介石發動的對我革命根據地五次圍剿的斗爭中，在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他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南征北戰，積極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在軍事情報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曾希圣同志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戰斗的一生。”
在《曾希圣傳》的封底上，有兩行醒目的黑體字：“我軍情報破譯工作創始人”，“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先驅”，可以說是曾希圣同志一生最大的亮點和貢獻！有許多老同志回顧一生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時，常說自己早先參加革命、搞社會主義建設，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后，都是講真情，說真話，真抓實干，為國家和人民作出了貢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左”的指導思想日益嚴重，黨的生活很不正常，因此，假大空盛行，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都遭受嚴重損失。曾希圣也是這樣，可以說是兩頭冒尖，在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頭腦發熱犯了錯誤，農村出現了嚴重的“餓、病、逃、荒、死”。在六十年代初痛定思痛，自我反省，認識到必須在思想上糾正“左”的錯誤，并在行動上用大力推行“責任田”，從而擺脫困境，改善人民生活。人民也因此永遠懷念他以可貴的膽識在全省推行“救命田”的功績！
（二）《曾希圣傳》的編寫出版經過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共黨史研究大步邁進，各地成立了黨史研究室，也有的叫黨史資料征集編篡委員會，黨史出版社組織編寫出版了黨史人物傳，曾希圣同志也名列其中。
1991年3月，李先念同志向中組部部長呂楓同志提出要為曾希圣同志寫傳。中組部向安徽省委負責同志交待落實。在安徽省委的領導和安排下，很快成立了《曾希圣傳》編篡委員會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編委會首先開會研究了編寫工作的指導思想，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地、公正客觀地記述曾希圣同志的一生經歷，為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同時，編寫組同志進行了大量的搜集資料、采訪有關當事人并得到湖南省委、山東省委以及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協助。在寫出初稿后，廣泛發給有關人員征求意見，又增添人員系統地查閱檔案資料，走訪健在的老同志，進一步修改充實相關內容。鑒于曾希圣同志對軍事技偵工作有突出貢獻，這方面材料又不便搜集。1992年經曾希圣同志子女請求，得到了原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同志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從軍科院軍史部抽調專人，在總參有關部門協助下，比較系統地整理出了曾希圣同志開創我軍技偵工作，在反圍剿和紅軍長征中所起重大作用以及隊伍建設等方面的材料，成為《曾希圣傳》的重要亮點。
《曾希圣專》編寫完成并經送審之后，在2004年曾希圣同志誕辰100周年之時，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內部分發的《曾希圣傳》。后又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按照黨的基本理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堅持實事求是，言之有據，具體分析，既充分肯定傳主在我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貢獻和成就，也指出其所犯錯誤和教訓，準確地反映幾十年間的奮斗歷程，更好地發揮人物傳記資政育人、傳承經艾勇基因，記取經驗教訓的重要作用。
2012年以來，又組織力量，擬定了修改方案。增加了一些章節，同時又深入曾希圣同志戰斗過的地方挖掘有關資料，查閱和分析多方面的檔案，力求正確反映歷史事實，在總結經驗教訓上下功夫，既不護短，不掩蓋遭受的挫折，又要澄清一些不實之詞，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對原稿的修改上下了很大的勁，費了很大的力。然后又按規定報送主管部門審閱。審閱意見下來之后，又作了進一步修改，按照“改到位”的要求把書稿定下來。
解放軍出版社對該書的編審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書的封面設計裝幀也很有特色，特別是在封底上，加上了兩行醒目的黑體字：“我軍情報破譯工作創始人，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先驅”，突出了曾希圣同志一生的兩大貢獻，也是本書的最大看點。
（三）在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盡心竭力開創和強化軍事技偵工作，立下赫赫戰功
曾希圣同志在參加革命的早期，曾在武漢中共長江局軍委任秘書長，后又轉任參謀部諜報科科長，積累了一些做情報工作的經驗。1931年12月，曾希圣轉道香港，進入中央蘇區。當時，中革軍委正在充實總參謀部所屬各部門的建設，將無線電總隊偵察臺從通信部門中分離出來，與諜報科合并在一起，組成總參謀部偵察科，由曾希圣負責。1932年初，總參謀部下設的科改為局，按排序稱為二局，從此曾希圣一直擔任二局局長。
從1931年12月到1939年1月長達七年多的時間里，他為我軍技偵情報工作的創立、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紅軍奪取反圍剿勝利和長征中化險為夷，勝利到達陜北建立了不朽業績，為開辟對日偵察、加強抗日戰爭中的情報偵察發揮了開創、奠基作用。毛澤東等同志都對二局和曾希圣同志的開創性工作給予了高度贊揚和評價。毛澤東曾說：“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像的。”周恩來同志稱贊曾希圣是我軍技偵情報工作“創業的人”。
曾希圣奉命掌管二局工作，一方面深感責任重大，另一方面對這項軍事技偵工作又毫無經驗。新的形勢和任務促使他在勤學苦鉆、發揮才智、勇于探索創新中成為我軍技偵工作的開創者。隨著無線電發報技術的快速發展，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國民黨的軍隊中建立了無線電通訊和偵察。但對我國紅軍來說，還處于初創階段。既無像樣的設備，也缺少破譯的經驗。曾希圣擔任軍委二局局長，是他革命生涯的一個新起點，也是他面臨的攻堅克難的新使命。他殫精竭慮，發揮個人才智，依靠集體智慧，在人手少、難題多的情況下，決心在摸索中前進，在智斗中取得成就。
萬事開頭難，他決心親自帶頭攻克開頭的難關，打開一條通道。他一面向已加入紅軍的原國民黨軍電臺人員請教，一面精心研究已掌握的各種資料，更重要的是他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帶領二局人員跟隨紅一方面軍行動，部隊一旦占領敵人市、縣，立即搜查敵人機房，收繳機要文電，從中獲取敵軍的密碼，留下的文字材料，取得破譯的線索。這一招果然有效。1932年8月，紅一方面軍取得宜黃戰斗勝利，繳獲國民黨軍的一些密電，有的已譯出三十多家，曾希圣等人以此為基礎，經過反復推演，終于將密電全部譯出。在朱德、周恩來指導下，曾希圣等人終于破譯了國民黨軍的“展密”，這是紅軍破譯的第一個密碼。這就為破譯敵人其它密碼奠定了初步基礎。不久敵人就發現無線電通訊泄密，特請外國專家幫助編制新的“猛密”。這時，曾希圣為了適應技偵工作時間緊、難度大的特點，及時調整了二局的體制，把原來的偵收兼破譯分開，一部分人專門負責破譯，使破譯工作專業化，以利集中全部精力進行鉆研和破譯，緊緊盯住敵人密碼的變化，找出破譯的辦法；一部分人則專門負責偵聽，緊盯主要偵聽對象，有效地提高了偵聽、破譯的效率和質量。
特別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二局表現突出，大獻身手，戰功顯赫。1932年10月蔣介石在江西加強兵力，對中央蘇區和鄰近的湘鄂贛、湘贛及閩浙贛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來勢洶洶。而此時，以博古為首的中央已遷到中央蘇區執行一套錯誤路線。使得紅一方面軍的直接指揮周恩來、朱德在指揮上困難重重。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周恩來、朱德更需依靠二局準確和及時的情報來作出決策，說服不同意見者。曾希圣不負厚望，源源不斷地將敵軍部署和調動情況報告周恩來、朱德同志，及時作出準確而又周密的布署。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一再打破了敵方合圍紅軍的圖謀，乘機有力地打擊了敵軍主力。這次反圍剿共殲滅敵三個主力師的絕大部分，斃傷敵師長二人，俘敵師長一人及萬余人，繳獲槍支萬余支。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不久，迎來了紅軍建軍六周年紀念日，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鑒于曾希圣作出的杰出貢獻，于7月21日聯合提議授予曾希圣二等紅星獎章。
更加值得大書特書，永留史冊的是在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四渡赤水、突破重圍的經典戰例中，曾希圣和二局發揮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之后，蔣介石調集十倍于我的四十萬大軍，妄圖圍殲紅軍于烏江西北的川黔邊境地區。中央紅軍則擬北渡長江去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我方由于對川軍的情況及其戰斗力掌握不夠，我軍一度處于十分危急的被動地位。周恩來急忙趕到二局。要求迅速查明四周川軍情況。經過緊急偵聽和破譯川軍密電，發現周圍布滿了敵軍，只有一個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攏，軍委立即決策抓緊從這個空檔中突圍，西渡赤水突出了重圍，脫離了險境。此后，二局又偵破獲息蔣介石調整部署，派重兵追剿中央紅軍。于是紅軍又經太平渡、二郎區二渡赤水，紅軍、一、三軍因迅速攻克婁山關、遵義，此役共殲滅敵吳奇偉部兩個師、黔軍8個團，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蔣介石急忙飛抵重慶，密謀圍殲紅軍于遵義等地。二局破獲敵方部署之后，毛澤東將計就計，命令紅軍偽裝就地徘徊，然后轉而西進，在茅臺附近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蔣介石誤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調各路部隊圍剿。二局破獲了蔣介石發給蔣岳、周渾元，嚴防紅軍再渡赤水的訓令，以及在赤水以西地區圍殲紅軍的部署，以及川軍、滇軍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密電。毛澤東同志據此一面命令少數部隊佯裝主力攻擊前進，同時指揮紅軍主力從國民黨軍重重圍堵的縫隙中成功穿越，經二郎灘一帶四渡赤水，把國民黨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地區。
四渡赤水之后，紅軍向南急進，尋機南渡烏江。這時，二局又偵悉國民黨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的主力有向南推進的動向。此時，該部與紅軍相距只有十多公里，紅軍處境十分險惡。當天深夜，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和曾希圣等一起研究如何擺脫險境。曾希圣急中生智，提出絕妙一計。他說二局有破譯國民黨密碼，包括破譯蔣介石“專用密本”的豐富經驗，熟悉蔣介石中央軍往來電文格式、往來電報的程序和規律，只要假托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個命令電文，要求兩部加速前進，按原定經泮水向新場前進，以阻我西進黔西，就可以避免敵我兩軍于31日在安底，狗場、沙土地區遭遇，確保我軍于31日全部南渡烏江。曾希圣提出的這一妙招，很符合蔣介石經常越級指揮的特點，所以大家都拍手稱好。于是立即擬定電文，用蔣介石近日使用的密碼發出。曾希圣又坐鎮偵察臺，從偵聽中了解敵軍周渾元、吳奇偉的反應，獲悉都已遵照執行，這時他才如釋重負。就這樣，紅軍又順利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擊圈，蔣介石的圍剿圖謀又以破產告終。
四渡赤水是我軍歷史上以少勝多、轉危為安的一個光輝范例。毛澤東也認為：“四渡赤水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筆。”葉劍英曾回憶說：“長征時，主席指揮英明，機動靈活，把蔣介石的軍隊如放在手中玩兒那樣。四渡赤水，老紅軍都知道嘛，在龍里、貴定之間不過六十華里的地方，進進出出，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是靠二局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就不容易下這個決心。”前蘇聯費羅希洛夫軍事學院的教材中把四渡赤水戰例稱為“神話般的奇跡”，而英國蒙哥馬利元帥則稱它為“今古奇觀”。在當時，紅軍處于嚴重不利形勢下，我軍無線電偵察還處于起步階段，器材老舊，人員緊缺，能夠勝任如此緊迫、艱巨的任務，充分顯示了曾希圣和二局同志們高昂的戰斗精神，純熟的技術才能，無比的聰明才智，善于探索密碼規律的本領，難得的多謀善斷，堅定的敵服致勝決心。
（四）臨危受命組建、壯大新四軍七師和建立、發展皖江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不久，經周恩來提議，中央決定派曾希圣到設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軍事組，加強情報工作。后來又隨葉挺等人一起從重慶到了皖南新四軍軍部，周恩來當時就向葉挺提出要安排好曾希圣的工作，發揮他的才能和作用。
曾希圣先到皖南涇縣六區新四軍軍部，在那里他全面了解了新四軍的發展情況和戰略地位。自從中共中央發出“大力發展華中”的指示之后，新四軍確定了“向北發展、向東作戰、向南鞏固”的戰略方針，成立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1940年10月軍部派人護送他過江北上，到達了安徽無為。他了解了無為的歷史和現狀，地名的由來。他從當時的軍事態勢分析，認為這“無為之地”完全可以成為大有作為的抗日根據地。這時，軍部突然電告曾希圣，軍部和皖南部隊即將北撤，要他就地組織渡江指揮部，做好各項相應工作。11月下旬，軍部少量相關人員帶著大批軍用物資到達了無為。但很快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曾希圣懷著悲憤和責任感，轉而動員廣大干部群眾千方面計做好接應和收容我軍皖南突圍人員。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有700多名皖南事變突圍人員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包括皖南特委書記李步新、新 支隊政委黃火星軍部軍部作戰科長李志高以及馬長炎、楊明、巫希權，這批經過長期斗爭的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成長起來的指戰員，成為了新組建的七師的骨干力量。
1941年1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重建新四軍，2月中央軍委任命新四軍七個師的軍政負責人，張鼎丞為七師師長，曾希圣任七師政委。張未到任，實際工作由曾希圣一肩挑。七師當時主要由從皖南突圍過江人員、孫仲德無為縱隊、林維先挺進團及現有散布在皖南的部隊組成，總共有1900人。
根據當時情況，曾希圣決定七師在初創時期應實行隱蔽發展的方針，同時在干部中整頓思想，提高認識，加強訓練，以提高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在站穩腳跟的情況下，積極向南發展，恢復皖南抗日陣地。七師陸續派出有力部隊抵達銅（陵）繁（昌）地區，又重新組建了皖南特委，提出“打回江南去”的口號，并不斷加強派往皖南的部隊，拔除了一些地方的日軍據點。經過艱苦斗爭，在東起巢湖、西至大通、北靠長江、南抵南陵、青陽一線的廣大地區內，以銅繁為中心的根據地開始形成。
與此同時，七師積極設法打通與五師、二師及六師的聯系。由于日寇加經了對華中敵后的“掃蕩”、“清鄉”，加上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摩擦，七師與軍部和鄰近各師均夾有日偽頑統治區，處于孤立境地。為了改善這種不利的周邊環境，七師在建立和鞏固巢無中心區的同時，作出穩步向外發展的全面部署。先派出挺進團打通了與五師的聯系，后又打通了與二師和軍部之間的聯系，隨后向東發展，派部隊進到蕪湖附近，打通了與蘇南六師的聯系，與此同時，七師有力有謀地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掃蕩”和圍攻，拔掉了敵人的一些據點。七師自身則在斗爭中迅速發展壯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夜，七師已經由創建時的1900余人，發展為近3萬人的隊伍。
曾希圣同志黨政軍一肩挑，一面抓軍隊建設和作戰，一面抓根據地的建設和拓展。他十分重視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積極落實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大力發展生產，搞好財經工作。1941年成立了無為縣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成立了皖中行政公署、皖中參議會，還先后制定了保障人權條例和保障人權決議案，充分保障人民權利，調動人民群眾愛國抗日的積極性。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日最后階段中的物質方面的極端嚴重的困難。”皖江抗日根據地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手抓杠桿子打日寇，一手抓發展生產搞活經濟，增強對敵斗爭的物質基礎，增強人民群眾愛國抗敵的積極性。在廣大農村地區，認真貫徹了中央“二五減租”政策和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同時又組織群眾大力興修水利，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黃絲灘江堤，全長約6.5公里，動員民工約21萬人。同時，積極倡導利用當地資源，發展工業生產和兵工生產。
曾希圣在根據地建設中體會到：“軍隊是人、錢、地盤三件事情缺一不可的。”為了適應戰時需要，全面加強財經工作，進一步搞活經濟，決定從行政公署到縣、區各級都建立財經、糧食、貨物管理、合作事業指導等單位，推動生產發展、財政收入增加。皖江根據地還建立了自己的金融機構即大江銀行，發行抗幣，即大江幣，排除在根據地流通的偽幣。還在湯家溝開辦了“集成號”商行，同蕪湖、南京、上海的商人加強聯系，以便加強貿易流通。“集成號”購進的軍用物資由七師供給部接收，民用物資則由“裕民商行”銷售。
上述種種舉措，不僅繁榮了皖江根據地的經濟，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七師的供給，還有力地支援了軍部和兄弟部隊。1942、1943兩年共向軍部上繳經費940萬元，還有大量醫藥、布匹等物資和銀元，并給皖南山區和贛東北游擊隊提供了不少給養。在《賴傳珠日記》中，對七師卓有成效的經濟工作曾有多項記載，并有“云電嘉獎”的內容。原七師鋤奸部部長、后任浙江省長的李豐平曾對我們說，曾希圣是個軍政全才，不僅能搞軍事，而且能做政治工作，地方工作。所以，七師在艱難困苦條件下能發展壯大起來，皖江根據地能鞏固繁榮起來。
（五）在安徽大辦水利建設中，堅持深入實際，依靠群眾，尊重科學，為興利除害作出重要貢獻
李先念同志在為《曾希圣傳》寫的《序》中，根據他對老戰友曾希圣的了解，對他的工作作風和膽識作出了這樣的評價：“他在工作中密切聯系群眾，注意調查研究，重視科學實驗；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又能夠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這在安徽的水利建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新中國建立以后，曾希圣長期主政皖北和安徽。大家知道，安徽歷來多災低產，人民貧困，生活苦難多多。曾希圣十分看重治水抗災，他深入調查研究氣象水情，天時地利，求教于學者專家，查閱歷史檔案資料，跋山涉水，走訪老農和沿淮群眾，細心研究安徽大雨大災、少雨旱災的成因、危害和治理之道，力求做到心中有數，應對有方。他對淮河水患的特點，對豫皖蘇三省的相互影響和關聯作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從1949年起，在給中央和華東局的報告中，他對根治淮河提出了一系列建設性意見。
1949年淮河流域遭受嚴重水災，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皖北地處江淮之間，連年水災，今后要發展生產必須要解決江防與導淮問題。”“導淮問題……必須蘇皖豫同時興辦”，實行“三省協同辦理”。1950年淮河流域又發生水災，曾希圣在給中央和華東局的報告中又分析了三省的地理特點和災情關聯情況，再次提出要堅決實行“對淮河根治的方針，豫、皖、蘇同時進行。”1950年8月毛澤東同志作出盡快根治淮河水患的批示之后，在8月、9月的治淮會議上，曾希圣同志帶去了《皖北治淮結合救災計劃意見》，其要義在于：實行泄蓄兼顧、上下（游）統籌兼顧，既要防洪，又能防旱，開工越早越好，實行以工代賑。這些重要意見都得到了采納，實踐早已證明確是有的放矢，行之有效的。治淮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實際上是由曾希圣在主持，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治淮工程中，特別是在幾大水庫建設中，他傾心竭力，深入一線，科學決策，保質按時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許多巨大工程。
首先體現了他不怕艱苦，摸清實情，群策群力辦大事的工作作風。以興建佛子嶺水庫為例，在測量定址的時候，他輕裝簡從，從農戶家找來了一匹劣馬，從霍山縣城出發，邊走邊看，晚上在汪家沖農民家住宿，他和測量隊一起研究水閘區地形圖。次日又同地質人員到工地的荊棘叢中研究壩址的地貌地形圖。在佛子嶺他又走訪了不少農民，聽取他們對建設水庫和農戶外遷的意見。然后，他又騎馬向上游而去，邊觀察邊走訪。他心中有了數，才最終確定壩址和建設方案。
其次，充分體現了曾希圣尊重科學技術，注重培育科技人才。他自己喜歡和善于鉆研，他對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也很尊重和重用，他在治淮中主要依靠著名專家汪胡楨等人，還經常邀請國內知名專家來論證，也很注意聽取蘇聯專家的意見。同時，他十分注重培養本地的專家，提高工人的技術水平。當時在佛子嶺工地上辦起了著名的“佛子嶺大學”，響亮地提出了一邊施工、一邊學習的口號。教室就在指揮部會議室，晚上許多技術人員和工人自帶板凳來聽課，講課的主要是水利專家，也有工程技術人員，老技術工人。不僅講一般科學技術知識，還著重講施工中遇到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做到了教學相長，學用結合。這樣做，不僅有利于順利完成施工任務，還培養出了一批新的水利技術專家和骨干人員。
再次，表明他具有系統思維，全局觀念，善于高瞻遠矚、統籌兼顧、發揮水利的綜合效應。在佛子嶺水庫作為我國自行設計、難度很大、效益很好的一座大型工程完成之后，又先后完成了梅山水庫、響洪甸水庫和磨子潭水庫。這四座水庫總庫容達到57.14億立方米。后又建成了龍河口水庫。對于攔蓄洪水，減輕下游來水壓力，遇到干旱，用來灌溉抗旱，具有很大作用，并且兼有發電、通航，向城市供水，解決工業用水的功能。佛子嶺水庫建成之后，曾希圣就在考慮怎樣充分利用庫水發揮對下游灌溉、抗旱、民用等作用。根據曾希圣的設想，六安地區曾編出了《淠右灌區工程初步設計書》。后來，又由淮委抽調專業人員進行實地堪測，于1957年編制了新的工程規劃。這時曾希圣的思路又有新的擴展，提出力爭把水引向合肥、引向皖東，既解決合肥城市用水，又解決江淮丘陵干旱多發的困局。于是，又重新制定了淠史杭工程計劃，千方百計組織人力、物力日夜奮戰。遇到困難，省委、省政府盡力支持，曾希圣也常去檢查、指導。1959年7月淠史杭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這年夏天又遭受大旱，淠史杭工程放水抗旱，發揮了重要作用。捷報傳到北京，引起了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水利部為工程投資并提供了一批鋼材，在國家計委立上了項目。淠史杭工程從1958年開始興建，經過六十年的努力續建配套，不僅在防洪、抗旱上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興建了一批電站，提供了巨大的電能，還為合肥這個大城市和一批縣城的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提供了重要的水源。現在灌溉面積已超過一千萬畝，供水人口超過一千萬人。正如曾希圣為淠史杭工程題詞所寫：“劈山引水灌溉良田千萬傾，興利除害造福子孫億兆年。”
（六）沉痛的教訓、深刻的反思和明確提出糾正“左”的錯誤
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在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中，起步是很成功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起來，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改善以及文化教育衛生事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也必須看到，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國家的過程中，也犯了兩次大的錯誤，一次是從1958年到1960年大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一次是從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從1957年開始，在黨的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日益顯現出來，1958年又開始鼓吹“大躍進”，緊接著又大搞“人民公社化”，一再強調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樣就在全國范圍內程度不同地刮起了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搞高指標、高征購，農業生產不升反降，征購任務則連年加碼，不少地方農村出現了“餓、病、逃、荒、死”的嚴重問題。
“左”的嚴重錯誤帶來了全局性的災難，遭遇了嚴重的挫折。安徽當然也不例外，“五風”盛行，廣大農民深受其害，發生了大量的餓、病、逃、荒、死。曾希圣同志作為省委第一書記深感錯誤嚴重，責任重大，心情十分沉痛。他在這期間所犯錯誤，從大的方面來說，是與當時的大環境，全國性的“左”風猖獗分不開的，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要求前人。當然，也是與曾希圣本人熱衷于跟風辦事，缺少民主精神，體察民情不夠，遇事好強爭勝分不開的。他在認清問題的嚴重性之后，一再表示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態和責任感，找出辦法，扭轉困局，把“三農”這件大事辦好。早在1960年夏，他就在思索農村存在的問題根子何在？怎樣改進農村包工包產辦法。從1960年夏他就不斷按縣和社隊干部研究，改進包工包產辦法，聽取群眾意見。自此之后，他在全省性會議上先后提出了包產到組和田間管理包工到戶等辦法，直到1961年3月，經過試點，制定了《關于包產到田、責任到人問題《草案》，這就是推行“責任田”。同時，他針對“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出現的種種問題。經過長期思考，他深深感到這幾年農村問題的病根，就在于一個勁反右，其實是犯了“左”的錯誤。在1961年6月底到7月中旬在石關省委招待所舉行三級干部大會，著重檢查、總結幾年來安徽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和經驗教訓。7月12日接到通知，毛主席的專列路經蚌埠，要曾希圣去匯報工作。曾希圣連夜趕往蚌埠，在火車上向毛主席匯報檢查總結幾年來的教訓時說：“我們省委有兩個錯誤是方向問題，一是把減產當成增產；二是把農村里本來是左傾當成右傾來反”。曾希圣當面向毛主席坦率而又中肯地指出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發生嚴重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充分顯示了曾希圣的膽識和對黨的忠誠。
在石關會議上，曾希圣于6月25日向大會作了對1958年以來的工作檢查和經驗教訓的報告，歸納為十四條經驗教訓，其中著重指出：（1）不能因怕變落后而蠻干，而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按照客觀規律去做。（2）要善于識別風向，對于正確的東西我們要堅決執行，對于傳聞來的右的或“左”的東西，則必須堅決頂住，并從思想上加以澄清。（3）不要片面追求任務而不顧政策，要把任務和政策很好地統一起來。（4）對群眾的事業不能包辦代替，要徹底根除恩賜觀點，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從群眾利益出發，把加強領導和由群眾當家作主很好結合起來。（5）不能忽視農民問題，要經常研究農民問題，不斷加強工農聯盟。（6）不要被框框所限制，新的問題很多，大家都缺少經驗，這就更加要求我們以客觀的態度，對各種新問題進行深刻研究，要尋根究底，實事求是地找出解決的辦法。（7）不能混淆事物的界限，這幾年我們在工作中所出現的毛病，很多是由于沒有把問題的界限劃清而產生的。不少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混淆不清，有些人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混淆不清。必須不斷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論水平，提高分析能力，正確地貫徹黨的政策。（8）不能對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不求甚解，要全面地深刻地領會其精神，要真正學懂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主席再三指出，要冷熱結合，要把敢想敢做和科學分析相結合，可是我們領會不夠，在許多事情上犯了頭腦發熱的毛病。今后對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必須加強學習，認真領會，掌握建設社會主義的本領。這篇講話在全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不僅感到曾希圣敢于講了內心話，而且受到了很大教育。有人說曾希圣同志是“左”后反“左”，也有的人說1961年岳西石關會議是反“左”整風會議。事實確實是這樣，1961年提出反“左”，不僅加速了農村“責任田”的推行，當年大見成效，干部在思想認識上和扭轉局面的精神狀態上都大有改變，1962年有那么多人保薦“責任田”也說明了這一點。1961年7月，曾希圣明確提出糾正“左”的錯誤，在當時條件下能上告主席、下達廣大干部，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七）、有識有膽推行“責任田”，為農村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面對農村日益嚴重的困境，曾希圣在調查和沉思中日益感到出現的問題根子在“左”的指導思想，要恢復和發展農業，改善人民生活，首先要解決好農業生產管理體制問題。為了克服分配一拉平，干活大呼隆的毛病，安徽省委先后強調了加強和改進包工包產管理辦法，搞三級半所有制，實際就是包產到組。與此同時，曾希圣一直在思考聯系產量的田間管理包到戶。經過深入調查，多方聽取意見，特別是宿縣褚蘭公社小王莊老農劉慶蘭上山開荒，自給自足，還向隊里交糧交款的事例，都促使他下決心推行“責任田”辦法。
當時省有關部門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有些報刊上綱上線批判包產到戶的材料給他看，他心平氣和地說：“這些文章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問題的參考資料，也可以作為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參考，促使我們多考慮一些問題，多想一些興利去弊的辦法，搞得周密一些。”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1961年3月初，他派張立治（十分熟悉農村工作）等四人到合肥市郊南新莊生產隊搞試點。四個人分別住在不同的地方（包括牛欄），便于聯系各方面的社員群眾，聽到他們發自內心的訴說與要求。在幾次座談會傾聽大家的心聲之后，工作組曾提出三個方案讓大家討論：一是包產到組；二是田間管理包工到戶；三是包產到戶，超產全獎。社員的一致意見是搞包產到戶，這樣大家的干勁才會都使出來。我們看到許多老農期盼的目光令人深受感動。但也有人帶著疑惑的神態發問：你們可能作主，按社員意見去辦？我們的回答是：一定按大家合理的意見辦。
在試點期間，曾希圣經常聽取匯報，也到隊里察看和研究，他聽到群眾提出水利怎樣管？困難戶怎么辦等問題后，經過反復深思，明確提出了“五統一”，這就是：計劃統一、分配統一、大農活和技術活統一、用水統一、抗災統一。得到隊里干部和社員一致擁護。于是就很快形成實行“責任田”的方案，即《關于包產到田、責任到人問題（草稿）》，又專門召開社員座談會、勞模座談會征求意見，最后經省委常委討論同意，分別帶著這份草案下去試點。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新生事物被大家認可，茁壯成長，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必然會遇到阻力，在前進道路上步履唯艱。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曾希圣帶著試行責任田草案到會，廣泛征求意見，鄧子恢同志表示可行，也有負責農村工作的同志說，文件看不很清楚，實際上是不愿表態。在分組討論時，曾希圣介紹了責任田辦法，有的表示認可，有的感到擔心，會有風險，有的則持有不同看法，說：“這是組織起來的單干”，“這是農民種田，向國家交租”，“這是回到土改分田的時候去了。”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曾希圣下決心盡快向毛主席匯報請示。3月15日一早接到毛主席秘書電話，通知曾希圣和譚啟龍（時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前去主席那里。他倆急忙趕去，毛主席已躺在床上，曾希圣匯報了“責任田”辦法和試點情況，認為增產是確有把握的。毛主席表示同意試驗，希望能多增產。還問譚啟龍同志山東搞不搞，譚說沒有打算搞。譚啟龍同志后來回憶起這段往事，還頗有感觸地說：“當時就是沒有希圣同志的膽識”。
俗話說：好事多磨。正當“責任田”可以順風順水地推行的時候，來自安徽農村的一封信，反映一些困難戶訴說搞“責任田”帶來的種種困難，毛主席看后交待“責任田”可在小范圍試行。這就引發了曾希圣根據各地試點情況給毛主席等寫了一封信，根據全省各地試點情況，說明試行“責任田”后出現的種種新氣象，結論是：“情況是好的，增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結論。”
“責任田”自身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雖然一再講在小范圍試驗，但群眾聞風而動，不脛而走，夏收前很快就有近40%的生產隊實行“責任田”，后來又不斷增多。1961年7月中旬毛主席在蚌埠火車上對曾希圣說：“如果‘責任田’確有好處，可以多搞一點”，“可以普遍推廣”，全省大力貫徹，“責任田”普遍推開。
在1961年春，曾希圣就說過：“這個包工包產的辦法，還是初次試行，到底如何，還要由實踐來檢驗，我們是個算賑派，到秋后看。”秋后大多數地方取得了大豐收，一般增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只有少數崗區，因夏秋干旱而有所減產，經過調查研究，省委及時發文此類社隊可以調減包產指標。我們曾到一些地方調查，實行“責任田”帶來的豐碩成果。不僅吃飽肚子，完成了糧食征購任務，有的地方還支援了友鄰地區生活困難的群眾，例如河南、湖北等地。不少社員家里還有余糧，要求多送日用工業員下鄉，以農產品交換工業品。許多生產隊和大隊、公社還有一定數量的儲備糧，真正做到手中有糧，心里不慌，大家都忙著奪取新的一年有更好的收成。
這時，毛澤東同志熱衷于推行人民公社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體制，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人民公社中嚴重存在的平均主義問題了。這時他對安徽“責任田”的態度也就改變了。1961年12月14日，毛主席在江蘇太湖之濱的無錫找曾希圣和江蘇省委江渭清同志去匯報工作，在談話中，他特別指出：“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當時，毛主席問曾希圣：“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否還要搞責任田？”并提出：“安徽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改過來？”曾希圣在毛主席面前講話，比較能放得開，他鼓足勇氣，實事求是地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毛主席沒有表態，但這預示著“責任田”的生存危機已經到來了。
1962年一、二月，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后期安徽舉行大組會，由劉少奇同志主持，動員大家揭安徽省委的蓋子，在發言中也涉及到“責任田”問題，會上結論有曾希圣犯了方向性錯誤的話，大家都把它同“責任田”掛起鉤來。會上曾希圣同志在檢查自己所犯錯誤的同時，對“責任田”等問題則有所保留。他說：“至于三改、水網化、‘責任田’到底錯在那里，我自己要進一步檢查，還請同志們繼續批評，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礎上，本著有錯就改的原則來改正。”我們研究曾希圣下定決心推行責任田，一方面是他對“左”的錯誤及其危害感受很深，痛心不已，決心要糾“左”反正；另方面是他從群眾的愿望和實踐中得出的看法和決心。遇到阻力和反面論調的時候，他總講讓實踐來檢驗是非，深信實踐出真知，新辦法、新創舉必須由實踐來檢驗，這成了他的重要精神支柱。
1962年黨的七千人大會之后，改組了安徽省委，專門作了改正“責任田”的決議。在這種情況下，有些積極推行“責任田”，并且不認為有什么錯誤的同志，受到了批評。特別是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后，狠批單干風，涉及到了相當一批干部。曾希圣多次向中央表示：“責任田”是我提出來的，也是根據我的意見推行的，一切由我個人負責，與別的同志沒有關系。他的用意是以此來解脫廣大干部，而由自己來承擔責任，這種精神也是值得稱道的。
當然，在“左”的指導思想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責任田”被取締，受到夭折，是在所難免的。但深受群眾歡迎而被稱為“救命田”和“改革試驗田”的“責任田”，由于在實踐中體現了它的優越性，證明了它的可行性，而在大家內心深處扎下了根子，成為一項可貴的歷史經驗。
在粉碎“四人邦”之后，經過撥亂反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首先在安徽廣泛推行開來，決不是偶然的，真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胡耀邦同志1982年來安徽視察工作時，曾在干部大會上說：“曾希圣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驅”。李先念同志在《曾希圣傳?序》中指出：“責任田作為一種聯產責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產力，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扶危定傾、扭轉危機、開創新局面的作用。”“對我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業普通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啟迪和引路的作用。”可以說，曾希圣倡導和推行“責任田”，不僅利在當時，也可以說功在后世。這是他革命生涯中又一功垂史冊的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