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借書，首先想到古人的兩句話。一是袁枚的“書非借不能讀也”，一是葉德輝的“老婆不借書不借”。同樣是借書，何以會有如此迥然之態度，這恐怕還得從借書的歷史談起。
在活字印刷尚未發明、雕版印刷又不普及之時，圖書對于讀書人來說，其寶貴程度不言而喻。正是由于書籍得之不易，讀書人才格外珍視，不肯輕易借人。
近代，書籍成為一種普遍之物，再也不像古代那樣珍貴難得，但即便如此，借書同樣是一種大忌。圍繞借書，發生過許多饒有趣味的逸事。
胡適晚年頗為得意地說，我一生向人借書從來沒遭過拒絕。之所以會如此，是與他樂善好施的品行相關。
周汝昌先生就曾回憶自己年輕時少不更事，竟向胡適提出借用胡先生所藏世上唯一一部無價之寶“甲戊本”紅樓夢。不想，胡適居然真的借給了他這個素昧平生的窮學生。胡適不但讓專人將此書送到周汝昌手中，而且此后從未催問。
要知道，胡適去臺灣時唯一帶走的一本書就是這本“甲戊本”紅樓夢。此后，這本書在北美紅學會上展出時，僅保險費就高達數萬美元。
與胡適的慷慨不同，周作人對書異常吝嗇。他和魯迅反目后，將魯迅的許多書據為己有，不許魯迅搬走。晚年他又教誨子弟不要將書借給別人。
1954年，毛澤東派秘書田家英到北京大學借閱館藏善本書《紅樓夢》。田家英持“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介紹信來到北大校長辦公室，副校長湯用彤親自打電話給圖書館館長向達，說毛澤東借書之事，沒想到竟被向達拒絕。理由是：善本書不能借出，這是圖書館的規定。
最后，在田家英和湯用彤的反復努力下，向達方才同意破例借書，但是要求必須一個月之內歸還。結果，毛澤東第28天就把書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