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 月17 日，蔣介石發布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撤銷了新四軍的番號，將葉挺將軍“交軍法審判”。對此，中共中央與其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1月20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
自研究新四軍以來，每當閱讀到這些文字，我腦海里就會出現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會選擇陳毅當新四軍代軍長？
開始，我想到的是陳毅的資歷。他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協助朱德重整隊伍，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之后，又想到陳毅在創建紅四軍時的貢獻，他協助毛澤東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決議》，為探討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確立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30年以后，參與領導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他與中央分局書記項英一起，領導了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為中國革命保存了南方的戰略支點和一批戰斗骨干。
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漸漸感到，貢獻和資歷雖然是選擇陳毅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選擇陳毅的決定性因素，可從毛澤東在1956年召開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說過的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中見端倪。毛澤東說：“那時候，一個八路軍，一個新四軍，黨的兩支隊伍，可是不完全是聽指揮的，八路軍有時候冒進，新四軍有時候右傾。王明在長江局呼風喚雨，挾天子以令諸侯，共產國際就是放個屁都是香的。項英腦子里只有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于一切，模糊主義嚴重。少奇同志還是很清醒的，在華中開展了新局面，陳毅、粟裕、譚老板、張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陳毅同志的一些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這是在高饒事件之后首次關于新四軍問題的評價。我認為，毛澤東“陳毅同志的一些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這一評價，才是選擇他作為代軍長的決定條件。而“一些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其核心是陳毅聽黨指揮，執行黨的路線 方略堅決果斷并且大有成效。
我之所以會如此想，是因為新四軍組建時對軍長人選的最后確定中，是將聽黨指揮作為必備條件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從1937年2月開始，中共代表和國民黨代表多次會晤，就兩黨合作抗日和紅軍改編舉行談判。在談判中，共產黨方面就提出了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改編遇到的首要問題是軍長人選。
淞滬抗戰爆發后，從德國回國的葉挺根據周恩來授意，主動向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老同學、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建議，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集中編一支部隊，開赴前線抗日，并建議這支部隊取名新編第四軍，以繼承國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軍的光榮傳統，他表示愿意參與這支部隊的組建。經過各方其中包括葉挺的努力，蔣介石終于同意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
盡管葉挺是北伐“鐵軍”的卓越將領，他參加領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最后導致紅軍的建立，但是他此時已脫黨10年。在蔣介石對葉挺的任命發布后，張聞天、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隨即發出電報，要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葉劍英征求葉挺的意見，看他是否愿意恢復黨籍。葉挺表示：“在黨的組織之外，但愿在黨的領導之下，堅決抗戰到底。”葉挺覺察黨中央對他不完全放心，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辭職。”10月15日，張聞天、毛澤東發出電報告知葉挺，只有在其不干涉紅軍游擊隊改編后內部人事等條件下，才能同意他指揮部隊。19日，張聞天、毛澤東又電博古、葉劍英詢問葉挺：“是否可來延安及八路軍總部接洽一次？”葉挺很高興，愿意接受黨中央的考察。11月3日，葉挺應邀到延安，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熱烈歡迎。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與葉挺談話之后，方決定同意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而決定同意的先決條件則是一切聽從黨指揮。這可從8日中共中央召開歡迎葉挺大會上葉挺的講話得以證明：“……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由此，沿著陳毅與中央保持一致的主張方面搜尋，除了抗日戰爭爆發后，陳毅創造性地理解毛澤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主動下山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聯合抗日的談判；不辭辛勞到各游擊區傳達中央和毛澤東聯合抗日的精神，動員紅軍游擊隊下山接受整編，為新四軍的創建作出貢獻之外，還表現在對根據地的開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及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等方面，創造性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并且大見成效。
陳 毅
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央和毛澤東深入敵后、東進北上等一系列方針，開創抗日民主根據地
1938年2月，即新四軍建立不久，黨中央發出指示，向敵后進軍，開辟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此時的陳毅，就考慮集中于巖寺的新四軍面臨向何處發展問題，提出挺進江南敵后的主張，而項英則主張向還不是敵后的蘇浙皖邊地區發展。
陳毅堅決地貫徹了黨中央的戰略意圖，立即派出先遣隊深入江南敵后偵察，后又親率第一支隊挺進鎮江、句容、丹陽、金壇等地，實現了黨中央要新四軍東進抗日的發展方針。陳毅到達敵后，著手開辟了以茅山山脈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茅山地處寧、鎮、蕪之間。江南淪陷以前，它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地，江南淪陷以后，又成了日軍向華中內地侵犯的戰略要地。陳毅選擇這塊戰略要地作為新四軍的立足點，克服了軍內領導層的右傾干擾，戰勝了敵頑設置的各種困難，建立起了茅山抗日根據地。這個根據地既是新四軍在江南敵后進行游擊戰爭的起點，又是新四軍東進抗日的橋頭堡，還是新四軍向北發展的跳板。1940年4月陳毅在江南指揮部的干部會議上說，茅山根據地的建立“宣布了‘江南平原不能創造根據地’的破產，宣布了‘由下而上發動抗日民眾運動就會破壞統一戰線’尾巴主義的破產，宣布了不相信政策，反對組織領導，對工作無信心的機會主義的破產”。
六屆六中全會前，由于受到王明右傾思想的干擾，新四軍的發展和根據地建設都較緩慢；六中全會后，黨中央為了打開華中抗日的新局面，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到皖南新四軍軍部貫徹六中全會精神，確定了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以陳毅為代表的新四軍的領導同志堅決執行了黨中央的戰略意圖，并多次做項英的工作。1940年6月15日，陳毅決定移往蘇北。這一抉擇，對于打開蘇北抗戰局面，發展華中具有決定性意義。
大膽推進抗日民主政權建設
抗日民主政權在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區分敵后抗日游擊區和根據地一個重要標志。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此作了這樣的論述：“這種游擊區，經過游擊戰爭的必要過程，消滅或打敗了許多敵人，摧毀了偽政權，發動了民眾武裝，建立了抗日政權，游擊區就轉化成了根據地。”
1938年新四軍東進支隊抵達茅山地區，隨即開展政權建設。6月15日，陳毅在寶堰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成立了鎮、句、丹、金四縣抗敵總會，各縣、區、鄉也成立了抗敵自衛委員會。這些組織是我黨領導的半政權性質的組織，兼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民主政權性質的雙重性質，是新四軍史上早期的政權形式。1940年4月，中共蘇皖區委（注）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黨委召開了有縣委書記參加的聯席會議，提出“實現敵后抗日民主政權”和“實現民選政府與地方自治”。會議之后，在新四軍活動控制的地區內，開始把區、鄉、保三級政權的領導權，轉移到共產黨和進步人士手中，由共產黨委派或通過民選產生區長，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撤換或改造舊鄉、保長，代之以共產黨員和基本群眾中積極分子來擔任……
新四軍于1939年春由蘇南分兵進入蘇中更是將政權建設放在特別重要位置。1940年2月，新四軍挺進縱隊于江都縣成立抗日自衛委員會，代行政權職能。7月，正式成立江都縣抗日民主政府，由共產黨員惠浴宇任縣長。1940年6月，蘇南新四軍擊退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積極部署渡江北上，執行建立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在取得郭村保衛戰勝利后，根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在塘頭于氏花園依綠軒客廳宣布成立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由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改稱蘇北指揮部）。新四軍進駐黃橋后，8月上旬首先成立了軍民聯合辦事處，隨后成立了“通如靖泰臨時行政委員會”，由管文蔚任主任、陳同生任副主任。臨時行政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地方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隨著部隊東進和根據地的開辟，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又委派陳同生任泰興縣長，惠浴宇任泰縣縣長，梁靈光任如皋縣長，劉萬里任靖江縣長，成立了四個縣抗日民主政府。11月，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三縱隊東進通如海啟地區，按“三三制”原則改組了四個縣政府。1940年10月11日，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派彭冰山等到東臺縣開展工作，15日，正式成立了東臺縣抗日民主政府。
隨著新四軍、八路軍的南北對進，協同開辟蘇北蘇中抗日根據地目標的實現，1940年11月在海安召開的蘇北臨時參政會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當時，在包括蘇北、蘇南的14個縣范圍內共聘定了388名參政員，其中中共代表僅占五分之一，這是蘇北建設“三三制”政權的開端。
創造性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被迫開展反頑斗爭，積極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基本停止了對國民黨軍的戰略進攻，對國民黨實行政治誘降政策。國民黨頑固派轉而對中共實行限制、控制甚至摩擦、剿滅的政策。在這種形勢下，中共要抗日就必須反頑。
反頑，在敵強我弱的現實面前，爭取中間勢力，則是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勝頑固派的中心環節。陳毅在發展蘇北的過程中，就是把爭取地方實力派李明揚、李長江(時任國民黨蘇魯皖邊游擊區正、副指揮，簡稱“二李”)作為一個策略。1938年10月，陳毅通過管文蔚、惠浴宇等詳細地了解蘇北敵友我力量：日偽力量最強，韓德勤次之，二李第三，新四軍第四。他還了解了二李和稅警團陳運泰(其軍官多屬黃埔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們與韓德勤的矛盾和利害沖突，創造性地制訂了“滅敵、聯李、孤韓”的策略方針。為爭取二李，陳毅三進泰州與二李商談合作抗日，經過艱苦的工作，終于使二李助我東進。特別是黃橋決戰中，二李、陳運泰的右路軍消極觀戰，利我集中兵力殲滅韓頑主力。黃橋決戰勝利后，二李幫助我與蘇北韓國鈞、朱履先等社會上層人士聯系，使韓陷入極端孤立。同時，通過黃逸峰主動與新四軍組成“聯抗”部隊，以中立面貌出現，穩定社會秩序，收容游雜武裝和散兵游勇，成為我黨領導的外圍軍。
陳毅爭取二李、陳運泰等中間勢力的成功，是黃橋決戰取勝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央連續三次推廣陳毅開展統一戰線的經驗，也表明這些經驗對開創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重大作用。
綜上所述，中央為何選擇陳毅當新四軍代軍長雖然只是我的個人見解，然而，他的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聽黨指揮，在行動上堅決果斷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既是他本人心志所在，又成為新四軍建軍之魂，并逐步發展成為新四軍精神的核心。這對于今天人民軍隊建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注重從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保證槍桿子牢牢掌握在忠于黨的可靠的人手里。
注：此非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批準成立的以金明任書記的蘇皖區黨委，而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江南蘇皖邊地區的領導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