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華中局的歷史上幾乎很少委派特使，而徐雪寒則是其中為數不多者之一。在鄒韜奮先生病重于滬期間，他兩次受命作為華中局特使，秘密前往上海，探望病重的韜奮先生，給先生極大慰藉。徐雪寒的這段經歷，也詮釋了新四軍領導人與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的特殊情感。
徐雪寒
極富傳奇色彩的職業革命家
徐雪寒15歲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很快擔任中共紹興縣委書記、杭州地委組織部長。1928年，因叛徒告密在寧波被捕，旋即被押解杭州陸軍監獄。不到20歲的他在陸軍監獄結識了薛暮橋、駱耕漠等人。在他們的影響下，徐雪寒利用在監獄時間系統學習了經濟學、哲學等綜合知識，這也為他日后成為出版家、經濟學家奠定了重要基礎。
1933年，徐雪寒經保釋出獄。5年的監獄生活既增加了知識儲備，又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意志。次年，徐雪寒到上海尋找組織。經先他出獄的薛暮橋介紹，參加了著名學者陽翰笙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同在研究會的有薛暮橋、駱耕漠、錢俊瑞、姜君辰、石西民等人。他們編輯出版《中國經濟情報》周刊和《中國農村》月刊，撰寫文章辯論中國社會性質，討論經濟問題，針砭時弊，一時引領風潮，極具影響。
1935年夏，國民黨對左翼文化團體實施“文化圍剿”，《中國經濟情報》《中國農村》均面臨停刊危險。研究會同仁未雨綢繆，決定另辟蹊徑，創建出版陣地。這就是新知書店的由來。
新知書店的發起人有徐雪寒、錢俊瑞、姜君辰、薛暮橋、駱耕漠、張錫昌、石西民、孫克定、華應申等，他們大多是中共黨員。經同仁討論確定書店經營的原則是：辦書店是為了進行革命宣傳，書店本身是革命工具；專門出版社會科學書籍，宣傳馬列主義；充分利用合法方式，按企業原則經營管理。駱耕漠后來說：“新知書店在私人事業合法掩護下，在國民黨和敵偽統治區積極進行革命活動。從創辦之日起，就完全在黨的領導下工作。”
1935年8月，新知書店成立，公推錢俊瑞、姜君辰、張仲實、薛暮橋、孫曉村、張錫昌、駱耕漠、徐雪寒、華應申等為理事會理事，錢俊瑞為理事長。姜君辰主持編輯工作。徐雪寒為經理，后任總經理，負責經營。事實上，徐雪寒成為書店創辦之初的實際經營者。當時，資金是最大難題，只有靠同仁集資。發起者錢俊瑞、薛暮橋、駱耕漠、徐雪寒、姜君辰、華應申等人很少有固定職業，基本以稿費為生，幾乎都是以10元、20元相湊，所湊股金有限。有的人干脆“捐獻”文章抵充股本。雖然通過左翼文化團體的關系，一些進步文化人和職業界也進行了集資，但仍屬杯水車薪。然而，徐雪寒的一次特別拜訪，終于出現柳暗花明。
與韜奮先生的特殊交往
正在書店經費捉襟見肘之時，錢俊瑞想到了鄒韜奮先生。鄒先生既為時下出版界扛鼎人物，同時又具有新聞界進步、正義、獨立的人格魅力。錢俊瑞堅信，無論從新知書店的經營理念還是資金幫助，拜訪韜奮先生，一定會有所受益。經胡愈之、錢俊瑞介紹，徐雪寒前往拜訪鄒韜奮。徐雪寒對鄒韜奮可謂心儀已久，但從未謀面。韜奮先生剛從美國、蘇聯考察歸來，尚在身體的恢復調整階段，但他依然以極大的熱情接待了徐雪寒。
徐雪寒介紹了新知書店創辦的緣由與初衷，介紹了書店經營方向乃是社會科學方面的進步書籍，以及書店是作為一個宣傳陣地的定位。他稱自己搞經營并無經驗，希望能受教于先生以及生活書店的經營理念與模式。同時，也談到目前書店經營尚有較大資金缺口，希望能得到先生幫助，以解燃眉。鄒韜奮對徐雪寒的第一印象不錯。鄒韜奮認為生活書店已經運作了很多年，形成了良性發展，而新知剛起步，自然會有一些艱難，但要堅持，要有應對困難的準備，加之同仁的努力，一定會打開局面，有好的發展。在得知新知書店資金困難后，鄒韜奮欣然相助，決定以生活書店名義投資1000元。徐雪寒聞之喜不自勝，連連表示感謝。
徐雪寒是帶著溢滿的溫暖告別鄒韜奮的。此行也開啟了他們以后多年非常特殊的情感與交往。
正是有了鄒韜奮的這筆資金，才保證了新知書店的開張。原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助理工作人員李如柏剛接受一筆遺產，亦向新知書店投資500元。這筆錢相當于所有零星募集資金的總和。至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時，新知書店總股金2000元，韜奮獨助其半，功之在首。同樣，生活書店的管理模式也給新知書店以極大啟發。鄒韜奮為生活書店確立的經營原則是：盈利歸全體，沒有剝削存在，一面為社會服務，同時也為自己工作。這種經營理念為后來者的新知書店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探討中國經濟問題，宣傳真理，結合中國國情，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始終堅持與時代同行，是新知書店的顯著特色。這也奠定了后來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與新知書店聯合成立三聯書店的基礎。
作為特使的秘密使命
1942年，徐雪寒根據黨組織安排，輾轉抵達蘇北鹽阜區抗日根據地，入住阜寧“文化村”，從事抗戰文化活動。由于當時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都在鹽阜區，鹽阜區成為整個華中敵后抗戰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在其地域魅力的影響下，敵占區、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鹽阜區參加抗戰。
為了將這些文化人相對集中一起，便于從事抗戰的文化活動，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倡議成立了“文化村”，并任命揚帆為村長，負責安排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徐雪寒來到鹽阜區后，也成為了“文化村”中的一員。其時，入住“文化村”的還有賀綠汀、阿英、范長江、黃源等著名文化人。徐雪寒抵達蘇北前即聽說鄒韜奮已先期到了蘇北根據地考察。為此他很興奮，期盼能在抗日根據地與鄒韜奮相見。但不巧的是他們在蘇北失之交臂。鄒韜奮抵達蘇北不久即因耳朵疾病折返上海治病。而徐雪寒則在1943年前往淮南盱眙黃花塘。當時，中共中央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已從鹽阜區轉移至此。徐雪寒受命擔任華中局情報部副部長，從事情報工作，成為潘漢年助手和秘密戰線上的一名尖兵。在此期間，徐雪寒作為華中局特使，兩次秘密赴上海，探望病中的韜奮先生，轉達來自中共方面的問候。
自鄒韜奮從蘇北根據地返回上海治病后，他的身體狀況一直牽動著中共領導人的心。這年秋天，中共中央通知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派人到上海看望鄒韜奮，轉達中共方面的祝福以及送上部分醫療費。由于陳毅的點將，這一任務最終交給了徐雪寒。選擇徐雪寒，自然是因為他與鄒韜奮彼此熟悉和有交往，另外他對上海的情況也較為熟悉。
徐雪寒是以華中局特使的身份前往上海的。當時上海形勢非常險惡，進步人士不斷遭到捕殺。韜奮幾經轉院，后在劍橋醫院接受放射治療。徐雪寒到了上海徑直去找陳其襄了解情況。陳其襄是生活書店最早的骨干之一，他當時正和張錫榮等人在上海從事工商業，用賺來的錢維持生活書店，頂住了國民黨對生活書店的殘酷摧殘。通過陳其襄得知，鄒韜奮被確診為耳癌，這讓徐雪寒大吃一驚，心底隱隱作痛。
當時，陳其襄正為鄒韜奮籌措醫療資金，徐雪寒便將從軍部領來的一筆錢交給了他。徐雪寒說：“這區區之數，對于韜奮長期重病治療的費用，沒有多大作用，但是革命事業尚在艱難之中，全體戰士正在節衣縮食同敵人浴血戰斗，這一點錢只不過是表達黨中央和華中局對韜奮先生的尊敬和關注而已。”（徐雪寒《臨終前的韜奮先生》原載《新觀察》1982年第20期）陳其襄收下錢后，便帶徐雪寒前往劍橋醫院看望鄒韜奮。
在醫院,徐雪寒見到了躺在病床上顯得異常消瘦的鄒韜奮。韜奮夫人沈粹縝和徐伯昕也在一旁。徐雪寒轉達了中共領導人的問候，并介紹了新四軍在華中敵后抗戰的情況。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見到徐雪寒，韜奮非常高興，更何況他還是中共華中局的特使，代表中共領導人專門前來看望。他甚感欣慰，連連稱謝。為了讓韜奮好好休息，徐雪寒隨即告辭。次日，當徐雪寒再來探望時，韜奮交給他一封寫給華中局的親筆信，并請華中局轉告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感謝。韜奮同時還表達了病愈后一定去根據地，轉而去延安的心愿。離開病房后，徐伯昕、陳其襄兩位則一再向徐雪寒表示，他們會負責給韜奮先生治病，籌措一切需要的費用，根據地經濟條件太困難，不要再送錢來。數天后，徐雪寒返回淮南黃花塘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向華中局及新四軍軍部匯報了此行經過，并轉交了韜奮的親筆信，并且代為起草向中央匯報的電報稿。
1944年3月的一天，陳毅突然約見徐雪寒，神情凝重地說：“韜奮同志在上海病勢危殆，華中局根據城工部的報告，決定再度派你去上海探望病情表示慰問，并送去一筆醫療費用。希望摒擋一切，盡速成行。”徐雪寒帶著華中局交給的一筆費用，在上海的一家私人醫院見到了病重的鄒韜奮。出乎徐雪寒意料的是，這次見面，韜奮便迫不及待地向徐表達了要求加入中共的愿望，并要求黨組織審查自己一生經歷，在其死后，亦望能追認為中共黨員。顯然這是鄒韜奮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是他奮斗一生的信仰歸屬。當時，陪同看望的還有劉長勝、陳其襄。徐雪寒感動不已，答應一定向中央報告。徐雪寒說：“我相信黨中央一定會認真考慮你的請求，請你安心治療，爭取早日痊愈。”
更讓徐雪寒沒有想到的是，韜奮請求徐雪寒代為起草遺囑。如此相托，是多么大的信任！徐雪寒不免惶恐，連連推辭，恐有負信任。但韜奮執意相請，徐雪寒便答應下來。后來徐雪寒斟詞酌句，反復揣摩，最終寫成文稿，第二天在韜奮床榻之側念給他聽。韜奮聽后說了聲“謝謝”，便將此稿置于床頭。
次日，徐雪寒即離開上海返回淮南黃花塘復命。然這竟成他與先生的永別。7月，鄒韜奮病逝，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鄒韜奮先生遺囑》。很多人都以為那是徐雪寒代寫的那份文稿。但徐雪寒公開澄清，那不是他代筆的內容，應該是韜奮先生自己所寫。徐雪寒以坦誠廓清了這一歷史。
后來發現了1944年6月2日韜奮口述、徐伯昕手書的《遺言紀要》，說明韜奮曾對徐伯昕口述遺言，以后的先生遺囑應該據此凝練而成。但就韜奮先生請徐雪寒代擬遺囑之托，足以證明這種信任是何等之重。事實上，在《遺言紀要》中，韜奮先生專門提到生前好友即有周恩來、潘漢年、徐雪寒、胡愈之、徐伯昕等。
徐雪寒作為華中局特使的這段特殊經歷，既體現了華中局、新四軍領導人對以鄒韜奮為代表的愛國民主人士的特別情感，較好地詮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涵與實踐。同時，也從徐雪寒與鄒韜奮的這種交往中，感受到他們的共性所在，即堅定信念，矢志不渝，為國家，為大眾，俯首甘為孺子牛，歷經坎坷，初心不改。于此亦能彰顯那個特殊年代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精神追求與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