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位獻身者，又是一位殉道人。——陶行知去世了。
那天是1946年的7月25日，年僅55歲的他因為“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而永遠地告別了人世。
上海、重慶、延安、香港、南京，乃至紐約、新加坡等諸多城市，紛紛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他的靈柩安葬在南京郊外的曉莊——當年他創(chuàng)辦鄉(xiāng)村師范學校的地方；他的遺墨“愛滿天下”鐫刻在墓前的牌坊上——當年他的奮斗目標與終生理想……
陶行知
無人不哭，無人不泣；無人不追思他所施予的愛，無人不感念他所付予的情。然而在他的四個兒子的心目中，則似乎存留著更多的遺憾和羨慕。長子陶宏說，他最終成為了“更大多數(shù)不幸人們的父親”；幼子陶城說，他是真正做到了“損己舍家為人民”。——一個“愛滿天下”的教育家，獨獨將他的愛遺漏于自己的家人。
“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
陶行知是1917年畢業(yè)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博士，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正式聘任的教務(wù)主任。《勞謙君子陶行知》一書的作者王一心這樣寫道：“考察中國20世紀一二十年代以降的與陶行知學歷相仿的知識分子，他們所走的道路雖然因了國運的蹇剝、年代的動蕩、外強的入侵而各有坎坷，但相較于陶行知所行之路，總還不失為常途。在抗戰(zhàn)之前的二十年里，他們之中，除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不算，單是安身于大學教席的，也多有物質(zhì)生活優(yōu)裕、社會地位甚高的黃金歲月。而陶行知，卻出象牙塔而放棄了‘陽關(guān)道’，另選了一條崎嶇的山路，披荊斬棘，踽踽獨行。因此在這一群知識分子中，陶行知‘另類’的標記很明顯。自然的，他的人生價值也恰恰在于此。”
這樣的選擇，對于當時尚在幼童時期的陶宏兄弟來說，卻無論如何也搞不明白——父親脫下西裝革履換上布衣草鞋，他們是親眼看見的；父親離開大學校園奔赴窮鄉(xiāng)僻壤，他們是親耳聽到的；最后全家因為父親的關(guān)系而流離失所，而家破人亡，這更是他們所親身經(jīng)歷與深刻感受到的。
長子陶宏寫有一篇悼念文章《我和我的父親》，但是他的筆常常會“跑題”，會不由自主地悼念起父親之外的人來了——“在歌頌我父親偉大的成就時，在哀悼他那種為大眾謀幸福真正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時，千萬可別忘了三個無名英雄：第一個就是我的姑母，第二個就是我的祖母，第三個就是我的母親。在七年之內(nèi)，她們?yōu)榱烁赣H的事業(yè)而相繼犧牲倒下。父親是為事業(yè)拖死的，她們都是為父親的事業(yè)拖死的。她們的精神同樣是偉大的，不朽的。通過她們的犧牲，父親才能放開手勇往直前地做去。”——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是一絲淡淡的哀怨，隱藏著的是一絲抹不去的憂傷。她們畢竟是三個鮮活的生命，是三個同孩子們相依為命的親人。
陶行知一生追求的是“博愛”，是“愛滿天下”，對于自己最親的三位親人的離世，他豈能無動于衷？他曾萬般痛苦地自責道：“母親、文渼、純宜，你們實在是三位最偉大的女性，實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陶文渼是陶行知唯一的妹妹，自幼進過學校，有理想，有抱負，更是堅定不移地支持哥哥的選擇。1923年，陶行知給她寫過這樣一封信——“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無奈十幾年的學校生活漸漸地把我向外國的貴族的方向轉(zhuǎn)移。學校生活對于我的修養(yǎng)固然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外國的貴族的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我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經(jīng)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
陶文渼為之而深受感動，并發(fā)誓全心全意支持哥哥的工作——1923年，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文渼則助其負責試驗女子學校的工作；1927年，陶行知創(chuàng)辦第一所鄉(xiāng)村師范學校，文渼則助其開展曉莊周圍婦女的工作。對于她的積勞成疾和英年早逝，陶行知痛不欲生，他說“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的生命已經(jīng)殘廢了一部分”。是啊，陶行知既然說過“曉莊是從愛里產(chǎn)生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那么他卻偏偏沒有將這個“愛”惠及到自己的妹妹。文渼倒下時，年僅35歲。
母親曹翠仂，一位善良純樸的勞動婦女，為了支持陶行知的事業(yè)，她同樣是無怨無悔，不遺余力。1923年，陶行知于全國開展普及教育運動，年近六旬的她在小孫子的幫助下帶頭識字學文化；1926年，陶行知于鄉(xiāng)村試辦幼兒教育，她將自己六十壽誕時收到的賀金全部移贈給兒子作為創(chuàng)辦學校的基金。然而，“愛滿天下”的陶行知同樣沒能給母親帶來安慰和保護——1930年，曉莊師范被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此前他來得及為同事們做好各種安排，卻來不及給自己的母親和妻兒以任何的幫助。軍警包圍了學校，且四處揚言道，如果抓不到陶行知，便拿他的幼子當人質(zhì)。年邁的母親不顧自己患有嚴重的高血壓，也不顧自己腿腳不便、行動不靈，借著黑夜的掩護，帶領(lǐng)一家老小逃離虎口，于鄉(xiāng)間的小路上倉皇奔命……
1933年，飽受顛沛之苦的母親終于撒手人寰。陶宏不能原諒自己的父親，他于文章中寫道：“祖母中風的那天晚上，他一面守著祖母，一面還寫一篇文章，寫得很長，一直寫到天亮。我起先還以為在給祖母寫什么傳記，后來才知道是在寫長篇大論。”母親病榻前的陶行知究竟寫的是哪篇文章，今天已不可得知了。但是從時間上看，他為了普及教育而于江浙一帶創(chuàng)辦的工學團，此時正欣欣向榮、蓬勃發(fā)展——“鄉(xiāng)村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場，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在這里面包含著生產(chǎn)的意義，長進的意義，平等互助、自衛(wèi)衛(wèi)人的意義。它是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產(chǎn)生了一個改造鄉(xiāng)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細胞。”由此可見，此時的陶行知，心中只有工學團，只有工學團中那些窮苦的孩子們。母親死后，他將為之購買的1000多元人壽保險全部提出，不是治喪事、辦喪禮，而是購置了一架便攜式電影放映機及一架與之配套的發(fā)電機，贈送給了山海工學團。陶宏寫道：“這一部放映機和發(fā)電機不知道教育了幾千萬群眾，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抗戰(zhàn)的力量。因為它們曾隨著新安旅行團到達百靈廟、包頭、陜西、山西、湖北、湖南、廣西等等地方，留下幾萬里的足跡。”
汪純宜是陶行知的妻子，陶行知曾有詩相贈：“久別重逢，思攜手，離情共訴。羞澀澀，頰紅心顫，默無一語。別日相思見時悶；悶來更比相思苦。問何時兩個魂靈兒，如魚水？義中情，何處去？敬離愛，便無據(jù)。試把二十四史從頭數(shù)，哪個圣賢不多情？多情忍把今生負！看天邊幾個同心人，如我汝？”汪純宜性格內(nèi)向，寡言少語，多年來一直在家中默默地撫養(yǎng)四個孩子。然而，正是她的這一性格釀成了她最終的悲劇，也使她在為陶行知的犧牲上付出了比別人更多的痛苦。1930年，曉莊師范被查封，深深地刺激了她的神經(jīng)，更何況謠言繼之四起，或曰陶行知已被逮捕，或曰陶行知已被槍斃。汪純宜的精神再也支撐不住了，她跑到夫子廟投河自盡，幸被發(fā)現(xiàn)，及時救起；她又大把大把地吞服安眠藥，致使大腦慢性中毒，終于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了。
姑姑去世了，祖母也去世了，神經(jīng)失常的母親不僅不能照顧別人反而還需要別人的照顧。無依無靠的孩子們仿佛一下子長大了，幼子陶城這樣回憶那段悲苦凄涼的日子：“當時我年紀雖小，才八九歲，但我認為作為兒子應(yīng)對慈母盡一片孝心與孝行。入睡前，我給慈母打來一盆熱水讓她洗腳，然后用手巾給她擦干，再給她蓋上被子，叫她睡個好覺……”這時的陶行知在哪里呢？——他正在參與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并被推選為執(zhí)行委員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正在醞釀與發(fā)動國難教育運動，并出任新成立的“國難教育社”社長。
1936年的年初，陶行知給不滿18歲的次子陶曉光寫信，建議他將汪純宜送往上海“普慈療養(yǎng)院”治療。不曾想，現(xiàn)實的一切均非當初之預(yù)料，該院對于精神病患者沒有任何的科學治療方法，而是用天主教的教義及強迫患者向主祈禱來治病。4月23日的下午5點45分，汪純宜痛苦地離開了人世，此時的陶行知又在哪里呢？——就在妻子咽氣前的45分鐘，他啟程了。這次是應(yīng)廣西教育廳的邀請，前去進行普及教育的宣傳，并作團結(jié)抗戰(zhàn)的動員。就這樣，孤苦伶仃的妻子沒能最后見到丈夫一面，辭世前的悲涼可想而知……
其實，為了陶行知的事業(yè)而做出犧牲的又何止這三位女性？他的四個兒子同樣享受不到本該屬于他們的慈祥而溫暖的父愛。在他們的記憶里，父親只是那一封封的書信，還有那一行行寫在信紙上的文字。
陶行知的朋友們對于他的這一做法多有指責——好聽點的，說他是任其子女“自由生長”；刻薄點的，說他是任其后代“自生自滅”。就連好友翦伯贊也發(fā)出了這樣的慨嘆：“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有過自己的家庭，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談到自己的兒女，更沒有聽到他談到自己的生活。”其實，身為人父的陶行知又何嘗不愛自己的孩子？他親昵地依次稱呼他們?yōu)椤疤壹t”、“小桃”、“三桃”、“蜜桃”，他更將他們兒時的照片時刻珍藏在身邊。但是陶行知畢竟是陶行知，他的愛絕對不會僅僅停留在自己孩子的身上。那天，他收到了一張母親喂蜜桃吃飯的照片，立即便產(chǎn)生出了這樣的聯(lián)想：“我要把母親愛蜜桃的心，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推而遠之，使凡如蜜桃的都能得蜜桃之愛護，享蜜桃之幸福。”——他的愛永遠像雨露一般灑遍天下，灑遍每一個需要愛撫的孩子們的身上。
……就這樣，為了一個“愛”字，陶行知年復(fù)一年地推行著他的平民教育、鄉(xiāng)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為了一個“愛”字，陶行知不知疲倦地奔波在眾多的沒有條件讀書的孩子們中間。
陶母讀書圖
“我不是抱著石頭游泳，而是抱著愛人游泳——越游越起勁！”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中華民族在血與火中遭受著空前的凌辱與踐踏，也在血與火中尋找著自己崛起與新生的機會。
更多的孩子成為了孤兒，更多的孤兒成為了文盲。面對這一殘酷的現(xiàn)實，一向以關(guān)注和幫助不幸人群為己任的陶行知又有了他新的計劃與行動。
陶行知是于1938年的8月31日回到國內(nèi)的——此前他于英國參加世界新教育會議，后因再次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不得不于海外滯留了26個月。就在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他當眾宣布了回國后所要實現(xiàn)的一個重要“心愿”：創(chuàng)辦難童學校，收容并培養(yǎng)具有特殊才華的幼苗。
如果說，此時陶行知決定創(chuàng)辦難童學校的想法，僅僅是出于他在回國的輪船上看到了一位法國幼童具有超凡的音樂天才，能夠隨著不同的樂曲即興表演不同的舞蹈的話，那么等他進入到內(nèi)地，特別是于長沙、漢口、重慶等地的難童保育院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的中國兒童同樣具有這方面天才的時候，他的心愿便更加堅定了。于是乎，設(shè)計規(guī)劃、制定章程、核算經(jīng)費、選擇校址、延聘教師、招考新生……陶行知可謂是事必躬親，宵衣旰食。
這是他親自制定的《育才學校手冊》——
宗旨 在三民主義抗戰(zhàn)建國綱領(lǐng)指導(dǎo)之下，教導(dǎo)學生團結(jié)起來，做追求真理的小學生；自覺覺人的小先生；手腦雙揮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戰(zhàn)士。
方法 選拔有特殊才能之難童，在集體生活中，培養(yǎng)人才之幼苗，給以適當之陽光、空氣、水分、養(yǎng)料，并除害蟲，俾能發(fā)榮滋長。教育方法，注重教學合一，在勞力上勞心，理論與實踐并重。
……
1939年的7月，一所嶄新的學堂——“重慶育才學校”終于在郊外鳳凰山上的古圣寺中落成了。曾經(jīng)在該校教過書的翦伯贊這樣描述它：“寺院的規(guī)模很大，幾乎占領(lǐng)了整個山頭。坐北朝南，一連三重正殿。在正殿后面，還有一個藏經(jīng)樓。四面繞以圍墻，圍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古之宮墻……當時育才學校的范圍，不僅在古圣寺的圍墻以內(nèi)，在圍墻以外，還有其他的機構(gòu)。出山門往西的叢林中，有新置的石桌石凳，這是育才的好多座露天課堂。出山門往東，有一塊大空坪，這是育才的運動場。在空坪的北端，有一個經(jīng)過人工修整的天然土臺，這是育才學生練習戲劇的舞臺。此外，出山門往南，越過一個山坡，沿著一條小溪前行，有一座當?shù)卮蟮刂鞯脑郝洌@是育才繪畫組學習的課室和宿舍。出山門往西的坑谷中，有幾家農(nóng)民的房子，這是育才音樂組學習的課室和宿舍。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寺南的三間草舍。這幾間草舍，去寺約二百步左右，由寺院到草舍，有一條平坦的土路可通。這三間草舍，是陶先生新蓋的圖書室，里面藏有《圖書集成》一部和其他的古書若干種。”
重慶育才學校，是陶行知于創(chuàng)辦曉莊師范、自然學園以及工學團后的又一個重大的實踐，是他于開展普及教育、鄉(xiāng)村教育、國難教育、戰(zhàn)時教育后的又一個里程碑，也是他那“愛滿天下”的胸襟與抱負的又一個飛躍與升華。
然而，這一次的辦學卻遠遠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它畢竟是在戰(zhàn)爭的年代，是在舉步維艱的特殊時期。不說別的，光是轟炸——敵機對重慶的狂轟濫炸，就足以令人望而卻步。為此多少人勸他冷靜，勸他放棄，勸他明白這是“抱著石頭游泳”。但是陶行知的回答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不是抱著石頭游泳，而是抱著愛人游泳——越游越起勁！”
仍然是一個“愛”字！——育才學校成了他的“愛人”，成了他抱在手中死死不放的“愛人”。為了“她”，陶行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第一，千方百計戰(zhàn)勝經(jīng)濟上的困難。
育才學校自開辦之日起，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經(jīng)濟上的拮據(jù)。學校的經(jīng)費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賑濟委員會的定期撥款，二是保育院發(fā)給保育生的人頭費，三是社會團體與知名人士的零星接濟。然而物價的飛漲很快便嚴重地威脅到了它——僅以米價為例，兩年中竟然漲了36倍之多。為此學校每月的虧空甚巨，伙房里幾乎是無米下鍋。但陶行知不會服輸，經(jīng)過全面的思考，他提出了三個解決困難的辦法——
第一是“開源”。他說他就不信跑遍天下找不到一個愿為育才捐款的好心人。但這畢竟是“乞討”，就連后來他也曾自嘲般地描述過這段尷尬的生活：“我成了一個體育家，每天練習百米賽跑。”碰壁，是家常便飯；但是一旦有了收獲，他便會情不自禁地放聲大笑：“又是一個勝仗！”“又是×萬塊錢！”
第二個辦法是“節(jié)流”。面對著一貧如洗的學校，唯一可以“節(jié)”的就只剩下師生們的生活費了。于是他斷然下令：三餐改為兩餐，干飯改為稀飯，全校師生一視同仁。作為一校之長的他也毫不例外，乃至最后因營養(yǎng)不良而幾乎暈倒時，也無任何特殊可言。
第三個辦法是“生產(chǎn)自救”。學校于嘉陵江邊租到一塊生荒地，陶行知聘請當?shù)氐霓r(nóng)民作指導(dǎo)，耪地、下種、除草、澆水……秋天到了，蔬菜和糧食大豐收，他下令：百分之七十交伙食團，百分之三十分給學生作為獎勵，既改善了生活，又增強了學生們的勞動觀念。
——陶行知終于勝利了！他戰(zhàn)勝了經(jīng)濟上的困難，渡過了被他形容為“全身沉沒得只剩下一個鼻孔在水面上呼吸”的艱難時期。育才學校不僅沒有被溺死，而且還逐步建立起了小學部、初中部，甚至還有自己的游泳池和美術(shù)館。
陶行知用他的愛挽救了育才，更用他的愛鼓舞著眾人的意志——
我們有兩位朋友：一是貧窮，二是患難。我們不但是在貧窮與患難中生活，而且整個教育理論都是它們扶養(yǎng)起來的。所以我有六個字供大家勉勵：友窮，迎難，創(chuàng)造。
第二，堅定不移排除政治上的干擾。
作為兩次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的人物，陶行知的一言一行始終受到監(jiān)視，哪怕是已經(jīng)進入國共合作的新時期。果然，沒過多久政治上的壓迫便接踵而來了——先是成立于1933年的新安旅行團被強令解散；繼之是成立于1938年的生活教育社被強行摘下牌子；等到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fā)后，國民黨的教育部則直接揮舞著斧頭向育才學校砍殺過來。
第一步，他們先來軟的——以“利”相誘。教育部長陳立夫滿臉堆笑地對陶行知說：“只要你同意將育才改為公立學校，經(jīng)費可由教育部直接撥給，再也用不著你去四處奔波八方籌募了！”但他的附加條件是：必須按國民黨規(guī)定的訓育制度辦學，并由教育部直接派遣訓育主任。陶行知當場拒絕了他。他向師生們這樣解釋道：“我只要向國民黨政府稍微低一下頭，不要說辦一所育才，就是十所也辦得起來。但是我們要的是自己辦學校，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辦學校。所以一定要做到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這樣，育才學校的那份立案申請，足足被北碚區(qū)署拖延了一年、被四川省政府拖延了兩年半之后，才獲得了批準。
第二步，他們再來硬的——以“勢”相逼。教育部強行下達了命令：凡國統(tǒng)區(qū)內(nèi)的學校必須建立國民黨的區(qū)黨部。陶行知明白硬頂是沒有用的，于是他請來馮玉祥幫忙。這位當年曾積極支持他創(chuàng)辦曉莊師范的老朋友，果然有辦法：他弄來了五張空白的國民黨黨證，于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影子黨部”便在校園內(nèi)成立起來了。教育部并未甘心，后來又多次派人偽裝進步，企圖打入育才的內(nèi)部，結(jié)果都被陶行知以“考核成績不佳”、“不適宜作教師工作”為由而拒之門外。
第三步，他們請出當?shù)氐目h政府——以“陰謀”相破壞。鳳凰山屬于合川縣，育才在開辦之前即與古圣寺簽訂了25年期限的租用合同，不曾想縣政府竟于半路跳將出來，強令古圣寺收回房產(chǎn)，另作他用。這一手段足足困擾了陶行知將近兩年，他一方面延請律師，準備訴諸法律；另一方面則發(fā)動馮玉祥、司徒美堂等知名人士進行呼吁，以期造成一定的社會影響。
——陶行知終于勝利了！他戰(zhàn)勝了政治上的壓迫，排除了政治上的干擾。他用他的愛保護著育才，更用他的愛激勵著眾人的斗志——
曉莊是從四個帳篷辦起，到三十個茅棚，那才是創(chuàng)造。山海工學團卻連一個茅棚也沒有造，也沒有堂皇的古廟給我們享受，那也是真正的創(chuàng)造。老實說，如果地方的朋友要整個的古圣寺，我們也絲毫不留戀地讓給他們。這樣我們再來住住帳篷，過過野人生活，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第三，孜孜不倦摸索育才的經(jīng)驗。
經(jīng)濟上擺脫了困境，政治上擺脫了干擾，這固然是育才學校值得驕傲的地方；但是作為一所以培養(yǎng)特殊人才為目標的學校，它的成功與否更在其“產(chǎn)品”的質(zhì)量與數(shù)量上。曾經(jīng)兩次應(yīng)聘于育才的史學大家翦伯贊，這樣評價與贊賞它的“奇跡”：“十幾歲的孩子，能夠在座談會上面談局勢，從國內(nèi)到國際，從政治到軍事，明如指掌；能夠?qū)懗鑫膶W作品；能夠自編劇本，自己導(dǎo)演；能夠自己作曲，作歌；能夠?qū)懮賹懀荒軌虍嫵鲂撬薜膱D譜……假如有一天，我能三訪古圣寺，而我又有權(quán)更改這座寺的名字，我一定把它改名‘陶圣寺’。”
翦伯贊的的贊揚并非空言，從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來看，育才學校的創(chuàng)辦確實令他達到了又一個高峰。他以他的愛先后招收與培養(yǎng)了數(shù)百名的難童，更以他的愛創(chuàng)出了一套嶄新的“人才教育”與“創(chuàng)造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什么是“人才教育”？陶行知在《教育綱要草案》中詳細地制定了它的內(nèi)容：“育才學校辦的是人才教育，分音樂、戲劇、繪畫、文學、社會、自然等組。我們選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兒童，在開始時便同時注意一般基礎(chǔ)教育與特殊基礎(chǔ)教育。前者使兒童獲得一般知能及優(yōu)良的生活習慣與態(tài)度；后者給予具特殊才能之兒童以特殊營養(yǎng)，使其得以發(fā)展而不致枯萎。”
這一做法確實是大膽的；而這一大膽又確實緣于戰(zhàn)爭的特殊環(huán)境。以其課程的安排來看，它一共分為兩類：一類是與一般學校相同的“普修課程”，如語文、數(shù)學、外語等等；另一類是“特修課程”，即專業(yè)教師為學員們特別講授的內(nèi)容，比如文學組有名著選讀、作家研究，音樂組有鋼琴、樂理，繪畫組有素描、寫生，戲劇組有表演、化裝，社會組有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等等。為了保證教學的質(zhì)量，陶行知親自出馬，廣泛聘請著名的專家學者前來任教，這里有音樂家賀綠汀、任光，戲劇家章泯、舒強，美術(shù)家陳煙橋、華君武，舞蹈家戴愛蓮、吳曉邦，文學家艾青、力揚等等；至于應(yīng)邀前來作學術(shù)報告或開專題講座的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郭沫若、鄧初民、茅盾、田漢、翦伯贊、周谷城、光未然、何其芳、許滌新、馬思聰、豐子愷……這樣的名單就連一般的大學也是望塵莫及。
為了防止偏頗，陶行知更是時時不忘提醒大家：人才教育的目的絕不是培養(yǎng)“人上人”——“我們的孩子們都是從老百姓中來，他們還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們所學得的東西貢獻給老百姓，為老百姓造福利；他們都是受著國家民族的教養(yǎng)，要以他們學得的東西貢獻給整個國家民族，為整個國家民族謀幸福；他們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們學得的東西幫助改造世界，為整個人類謀利益。”為了實現(xiàn)這樣的培養(yǎng)目標，學校有計劃地組織學生們走出教室，走出校園，為廣大的工農(nóng)群眾服務(wù)。據(jù)當年的學員回憶：“在學校附近的農(nóng)村、礦山，我們陸續(xù)建立了幾十個農(nóng)民識字班，參加識字班學習的有孩子，但大多數(shù)是青年農(nóng)民，還有一些礦工。我們不僅教認字，還講革命道理，教革命歌曲。我們還訪貧問苦，給農(nóng)民送藥治病，發(fā)放寒衣，和農(nóng)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感情。”……由此可見，陶行知開展的“人才教育”是成功的，在最為困難的戰(zhàn)爭年代里，他不僅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的特殊人才，而且為民族培養(yǎng)了大批合格的普通勞動者。
重慶育才學校校門
什么是“創(chuàng)造教育”？陶行知這樣解釋道：“創(chuàng)造教育是在兒童自身的基礎(chǔ)上，過濾并運用環(huán)境的影響，以培養(yǎng)加強發(fā)揮其創(chuàng)造力，使他長得更有力量，以貢獻于民族與人類。教育不能創(chuàng)造什么，但它能啟發(fā)解放兒童創(chuàng)造力以從事于創(chuàng)造之工作。”為此，他提出了解放兒童創(chuàng)造力的五個方面——即他們的頭腦、雙手、嘴巴，以及空間和時間；也詳細地制定出孩子們應(yīng)該達到的二十三項“常能”——會領(lǐng)導(dǎo)工作、會發(fā)表演講、會清理賬目、會管理圖書……
1941年的8月1日，陶行知在育才學校正式宣布“創(chuàng)造年”開始；同年9月，他又推行了“少年研究生制”，并將其作為教育研究的重要課題。與“人才教育”相比，這一步邁得更大也更勇敢了——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何曾有過于中學階段即培養(yǎng)研究生的先例？但是陶行知就在敵人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下，就在經(jīng)濟與政治的巨大壓迫之中，開始了這項令人矚目的實驗。
首批少年研究生共有27名，這是經(jīng)過個人自愿報名、教師綜合測試、學校全面審核之后而確定的。他們可以提前修完各自的課程，以專心從事學術(shù)研究；他們可以自由借閱學校的各種藏書，不受時間與數(shù)量的限制。陶行知自己則親自指導(dǎo)他們?nèi)绾巫隹ㄆ绾尾橘Y料；更親自為他們聯(lián)系導(dǎo)師，安排實習。15歲的朱振華在翦伯贊的指導(dǎo)下完成了考古研究《古圣寺有多少歲》，后來又將研究方向轉(zhuǎn)向蘇德戰(zhàn)爭，撰寫出了20萬字的論文《蘇聯(lián)必勝》，頗令剛剛卸任回國的駐蘇大使楊杰將軍驚嘆不已。社會組的張旭東研究的是《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他不僅在“蘇德戰(zhàn)爭誰勝誰敗”的辯論會上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隨時將研究的心得張貼在壁報上，以征求同學們的意見；后來陶行知將他推薦到《新華日報》當記者，再后來他成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名副軍級的政治干部……少年研究生制的初步探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們中間除了涌現(xiàn)出一大批研究性的人才外，還培養(yǎng)出了不少創(chuàng)作人才，例如后來成為作曲家的杜鳴心、成為劇作家的張瑋等等。小小年紀的他們，先后創(chuàng)作出了4個劇本、27首歌曲；其中的方言話劇《啷格辦》，更是于社會上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陶行知勝利了！他用他的愛贏得了育才學校的成功，贏得了“人才教育”與“創(chuàng)造教育”的成功，也贏得了對于未來的堅定信心——
我現(xiàn)在覺得我是一只獅子，在人們都睡著的時候，巍然雄視一切，為夜之主，有整個的宇宙待我整頓，我是何等的高興啊！……我有力量追求一切真善美和真善美的一切！
1946年6月，陶行知于上海發(fā)表反內(nèi)戰(zhàn)演說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育才學校的孩子們徜徉在愛的河流之中，翱翔在愛的天空之下。他們一個個長大了，一個個成才了。
但是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這樣的一幕——“我悄悄走到池塘邊，來到陶先生所住的一棟草房的窗前。我看見他正伏案寫著什么，卻打著赤膊。我暗自納悶，天氣并不太熱，為什么要光著脊背寫作呢？我去問一位老師，他告訴我，陶先生把每一分錢都用在辦教育事業(yè)上了，自己只有一件像樣的白布襯衫，到了夏天就換洗不過來，往往一面辦公，一面把襯衣洗了，晾在一邊，有事時才穿上襯衫出去。”這是學生高纓的回憶。
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那年冬天，陶先生唯一的一件大衣被小偷偷走了，“晚上回來，他和我們圍坐在一起閑話，很詼諧地跟我們說，以前他乘坐公共汽車最怕人多擁擠，現(xiàn)在如有兩輛汽車同時到達，他便向人多的車上去擠：人多熱氣大嘛！等我們回味過來陶先生這句話的意思時，都沉默不語了。”這是教師丁右涵的回憶。
——這，就是陶行知自己的生活！一個完全有條件過上富裕日子的留美博士的生活！陶行知無怨無悔，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話：“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1981年，在紀念陶行知九十誕辰的大會上，他當年的學生、后來的國務(wù)委員張勁夫于發(fā)言中稱贊他的精神為“損己利人”。——一個“損”字，包含了多少的內(nèi)容啊！他“損”掉的不僅是母親、妹妹、妻子的生命，不僅是兒子們所渴望的父愛，更有他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健康。
……他終于倒下了，他終于將自己也徹底地“損”掉了！那天是1946年的7月25日，周恩來得到消息后立即奔來，他在詳細地詢問了醫(yī)生之后，得出的是這樣的結(jié)論：他是因“勞累過度”而死的，是因“健康過虧”而死的，是因“刺激過深”而死的。
他是完全可以不死的——他死時還不滿55歲！但是他卻把愛給了抗戰(zhàn)的事業(yè)，給了更多的人們，唯獨沒有留給他自己……
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慶齡稱他是“萬世師表”；
董必武稱他是“當今一圣人”；
郭沫若稱他是“孔子之后的孔子”……
但他還是他——一個心甘情愿將愛灑滿天下的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