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自衛團上升為新四軍
管文蔚是1926 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1937年5月才從國民黨的監獄中被保釋出來。他回到家鄉丹陽倪山村不久，淞滬會戰已經失敗，國民黨軍隊紛紛西撤，日軍飛機已轟炸丹陽。1937年11月，管氏三兄弟以“組織群眾，發展武裝，抗日自衛，保衛家鄉”為號召，拉起了倪山抗日自衛團。自衛團員除家鄉人以外，也陸續收留了一些國民黨軍潰退過境的官兵，如彭桂卿、周貴云、焦勇、梅生發、方鈞等。1938年2月，倪山抗日自衛團發展為丹陽抗日自衛總團。5月，總團下轄三個大隊，方鈞為第二大隊大隊長。
1938年6月，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副書記、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率部由皖南進入蘇南茅山地區，6月20日，即派第二團政治處主任蕭國生和第二團第一營營長段煥競率一營指戰員帶著陳毅的親筆信，從溧陽竹簀橋來到丹陽訪仙橋，聯絡管文蔚的抗日自衛總團。7月1日，管文蔚的抗日自衛總團配合新四軍段煥競部攻打了日軍守衛的新豐車站。上旬，管文蔚來到延陵附近莊湖村拜見陳毅，向陳毅匯報了丹陽抗日自衛總團的情況，請求新四軍加以支持和領導。應管文蔚的要求，7月中旬，陳毅派政治部主任劉炎到丹陽自衛團視察，授予管部“丹陰抗日游擊縱隊”番號，委任管文蔚為縱隊司令員。下轄四個大隊，方鈞為第二大隊大隊長。8月，陳毅報請上級黨組織批準，恢復了管文蔚的黨籍。9月，陳毅又派劉炎帶領郭猛、張福前(張震東)等30名干部到管部工作，將丹陽抗日游擊縱隊的番號改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對外稱江南抗日義勇軍挺進縱隊)，管文蔚為司令員，編入新四軍第一支隊序列。抗日自衛團改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后，陳毅要求管文蔚“徹底黨化挺縱”。管文蔚深切地認識到，一支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論怎樣勇敢善戰，也只能取得一時一地的勝利，而難以取得最終勝利。到這時，管文蔚的抗日自衛團結束了自發的群眾抗日武裝的處境，已完全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了。
開辟北上南下走廊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給項英發了《關于新四軍應進行敵后游擊戰爭的指示》(即第一個“五四指示”)，要求江南新四軍“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后，還應準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陳毅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管文蔚鞏固丹北，向北發展，建設長江北上南下走廊。管文蔚堅決執行陳毅的指示，于7月下旬命令在丹北沿江大港、大路一帶的方鈞第二大隊北進長江中間的南老洲。方鈞率部分乘三條大木船，渡江抵達南老洲的荷花池，當晚直插高橋鎮，迅速繳了偽自衛隊的槍械，公審處決了操縱偽維持會的流氓頭子劉運龍，迅速占領了高橋鎮和四方橋。接著，第二大隊乘勝北進，解除了駐扎在李典鎮的江都縣第三區保安中隊的武裝，收繳了沙頭、吳橋等地的自衛隊槍械，共計180余支槍和1挺機槍，第二大隊迅速由兩個中隊擴編為三個中隊。7月底，大港的土豪劣紳組織一支反動武裝，占據了大港鎮。為開辟長江南北通道，也為了開辟稅源解決部隊給養，管文蔚于8月底命令第二大隊南返大港，擊斃了反動武裝頭目，收繳了他們的槍支，接管了大港鎮。
拒絕“黨化”，方鈞部被繳械
丹陽抗日自衛團原先“是一轟而起的群眾性組織，不少鄉的自衛團內部很不純，有些特務、士匪混在其中，進行破壞活動。”《( 管文蔚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77頁)改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后，部隊進行了整頓教育。在每個中隊配了政治指導員，每個大隊配了政治教導員，貫徹“支部建在連上”，“黨一定要指揮槍”。部隊規定不準搶劫，不準燒殺等，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第一大隊大隊長張福生，大革命時期擔任過呂城鄉的中共支部書記，后來脫黨了，曾當過國民黨特工小組長。全國抗戰爆發后，投奔抗日自衛團，任第一大隊大隊長，期間曾將抗日自衛團的情況密報國民黨楊中縣政府。9月，部隊整頓中，撤了張福生的職。
第二大隊改為第二支隊后，方鈞任支隊長。9月下旬，第二支隊繼續北進，收繳了新洲保衛團分駐新洲、北老洲各鎮村的自衛隊槍支。10月，第二支隊協同第一、第三支隊向北奔襲，連克三江營、嘶馬、中閘、大橋，三天后又攻占吳家橋、于家鋪等地，并收編了一些地方武裝，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12月，方鈞的第二支隊司令部從新老洲的高橋鎮移至江都大橋鎮。
第二支隊支隊長方鈞，原是國民黨川軍的一個連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在江西“剿共”時，被紅軍打傷過，與共產黨有一槍之仇。他參加淞滬抗戰后，在潰退西撤途中帶領34人的一個排，并一挺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在鎮江、丹陽邊界的上黨地區活動，想繼續向江北逃跑。這支部隊為韋永義收留，方鈞被委任為丹陽抗日自衛團第二大隊大隊長。方鈞投身管部只是找個暫時棲身之所，解決經費給養問題，伺機尋求個人發展之路。他憑借部隊武器好，老兵能打仗，打了一些勝仗，繳獲了一些武器彈藥，收編了一些地方武裝，隊伍發展到千余人槍。他把這支隊伍看作是個人的資本。隨著打了幾個勝仗和部隊的發展，方鈞居功自傲，認為羽翼已豐，個人野心急劇膨脹。在行動上開始鬧獨立性，對外打起“長江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的旗號，自封司令，擅設三個支隊，不服從挺進縱隊司令部的指揮。舊軍隊行伍出身的方鈞，拒絕在部隊設政治處，對挺進縱隊政治部派去開展政治宣傳的戰地服務團，處處刁難排擠，扣發戰地服務團的伙食費，開槍威脅索餉的服務團員楊和仁。戰地服務團團長王子清，對方鈞進行了有力的斗爭。1939年4月新四軍挺進縱隊攻占揚中后，方鈞認為跟共產黨走發不了大財，沒有前途，便暗中接受韓德勤的重金收買，想改換門庭。便乘王子清從八橋赴江都大橋向挺縱政治部匯報工作，途經三茅鎮之機，指使親信參謀長倪健誘捕殺害了王子清，以作投靠韓德勤的見面禮。
陳毅在聽取管文蔚介紹抗日自衛團干部情況時，曾對管文蔚說道：方鈞“不贊成黨化，這就是問題。他不肯將部隊交給黨，就是大問題。”讓管文蔚注意方鈞的行動。當獲悉方鈞要投靠韓德勤的消息后，急命新四軍第二團副團長劉培善率第一、第三營，配合挺縱第一、第三、第四支隊統一行動，果斷對分駐揚中新壩、公信橋和江都大橋及新老洲的方鈞部采取行動，方鈞部絕大部分官兵在沒有作抵抗的情況下被繳械。部隊改編，挺進縱隊重建第二支隊，管寒濤任支隊長，鮑志椿任政治處主任。
方鈞帶著幾個親信逃往興化，韓德勤見方鈞兵力丟盡，怒將其丟進了監獄；殺害王子清的倪健，逃到溧陽后也被新四軍抓獲正法。
方鈞事件的啟示
人民軍隊是中國共產黨締造的，人民軍隊黨領導，這是人民軍隊的根本屬性，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和動搖。因此，在軍隊內部，不能出現拉山頭，鬧分裂，搞團團伙伙的現象。只能是黨指揮槍，而不能是槍指揮黨。
軍隊是保衛國家的武裝集團，是捍衛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戰斗集體，決不是個人升官發財謀取私利的資本。方鈞投機軍營，視部隊是個人升官發財的資本，當個人目的達不到時，必然走向叛變道路，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方鈞事件告訴我們，一旦發現軍隊領導干部拒絕黨的領導，有圖謀不規的跡象，在掌握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要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果斷處置，純潔內部，杜絕后患。
今天，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國家和軍隊前途命運所系，是人民群眾福祉所在。堅定維護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根本保證。全軍要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不移把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落實到行動中去，落實到推進軍隊建設改革和軍事斗爭準備中去，始終不渝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朝著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開拓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