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常說：“活到老，學(xué)到老，改造到老?！睂嵺`中，周恩來還是“自我批評到老”。自我批評貫穿周恩來一生的政治生涯。
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檢討調(diào)和主義的錯誤，對三中全會的錯誤承擔責任。
在延安整風(fēng)運動中，從1943年11月15日起，周恩來在整風(fēng)學(xué)習(xí)會議上整整作了五天報告，檢討自己在各個時期的錯誤。《周恩來年譜》提及：在這次整風(fēng)運動中，周恩來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過火的指責與批評。他在檢查中，曾說了一些過分譴責自己的話。
1962年1至2月的七千人大會是建黨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會議，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嚴峻形勢，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當年參加會議的陳丕顯說：“他那情詞懇切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減輕了中央各部門和地方的壓力，同時也做了表率，希望各部門、各地能做自我批評，汲取教訓(xùn)。”
1967年被指責為“二月逆流總后臺”的周恩來作自我批評，就懷仁堂碰頭會承擔責任。
1972年6月10日的中央批林整風(fēng)匯報會，面對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qū)共312位負責人，粉粹“九·一三”政變的功臣周恩來（一個月前被確診為膀胱癌）連續(xù)三個晚上作了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斗爭的個人認識》的長篇報告，“結(jié)合個人親身經(jīng)歷，對自己作了嚴厲的剖析乃至過分的檢討”。
1975年6月16日，被癌癥折磨得體重只剩下61斤的77歲老人周恩來在病房里寫信給毛澤東（這是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最后一封信），信的最后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40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F(xiàn)在病中，反復(fù)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jié)，還愿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jié)出來?！?/span>
對八一南昌起義持續(xù)30年的公開自我檢討，最典型地反映周恩來自我批評的作風(fēng)。早在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就發(fā)布命令《關(guān)于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成立紀念日》。盡管“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同志打響的第一槍”(語自毛澤東)，但是周恩來對南昌起義的自我檢討從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關(guān)于黨的“六大”的研究》，到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到1961年3月參觀南昌起義總指揮部舊址，再到1971年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最后一次公開檢討是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風(fēng)匯報會。周恩來說起義失敗的教訓(xùn)就是沒有“就地鬧革命”，并詳細分析原因：“沒有到農(nóng)村去發(fā)動和武裝農(nóng)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nóng)村根據(jù)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span>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促成了古田會議、遵義會議成功召開，兩個會議成為了歷史轉(zhuǎn)折點。
1929年2月2日，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致毛澤東、朱德并轉(zhuǎn)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史稱“二月來信”），要求紅四軍實行分散，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二月來信是四個月后毛澤東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失去前委書記職務(wù)并不得不離開紅軍的一個重要起因。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認識到錯誤，表示二月來信讓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9月28日，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12月底，“根據(jù)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1934年長征出發(fā)之前，“三人團”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權(quán)力核心，內(nèi)部分工是：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博古作報告，強調(diào)反圍剿失敗的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lǐng)導(dǎo)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請求撤銷自己紅軍總政委職務(wù)，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的意見。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取消三人團，“恩來同志是受黨內(nèi)委托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毛澤東曾在私下里對妻子賀子珍表示：“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在1月底，毛澤東與紅一師師長李聚奎談了遵義會議情況，強調(diào)：“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弊窳x會議后不久，成立了一個新三人團負責軍事，團長是周恩來，團員是毛澤東、王稼祥，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被解除軍權(quán)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軍權(quán)。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是不痛不癢，而是勇于承擔責任，減輕同事或部下的壓力。1958年在“反反冒進”中的自我批評為1956年支持“反冒進”的劉少奇、陳云等人減輕了壓力。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周恩來為劉少奇、鄧小平分擔責任，說：“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都要負責，要替北京市負起更多責任來?！?973年6月25日，外交部新聞司的內(nèi)部刊物《新情況》刊登了一篇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周恩來表揚了這篇文章。但是，毛澤東看到該文章后卻很生氣。7月3日，周恩來獲悉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后，致信外交部：“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這個觀點是我同意的，是我讓你們寫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這個事情你們沒有責任，如果錯了，這個責任我來承擔。”并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關(guān)于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泵珴蓶|批示：“檢討不要寫了?！?/span>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僅在黨內(nèi)，也在黨外；不僅面對國人，還面對外國友人。1970年12月14日，周恩來會見智中文化協(xié)會代表團時，對有關(guān)部門此次及過去工作安排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向智利客人作自我批評，并向阿連德總統(tǒng)、智利外長和代表團成員深表歉意。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為十三陵參觀接待工作中中方弄虛作假的事向尼克松道歉：“我們承認這樣做是錯誤的?！蹦峥怂啥嗄旰笤诨貞涗浿性u說：“周恩來精細的自我批評則是一種成熟的自信心的明證。”1973年6月，周恩來陪同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率領(lǐng)黨政代表團到延安參觀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延安。在同延安黨政負責人談話時，周恩來得知群眾生活仍十分困苦，難過得流下眼淚。在晚宴上，周恩來當著越南客人的面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延安的經(jīng)濟還沒有發(fā)展起來，人民的生活還這么艱難，我作為國務(wù)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我要當眾作自我批評?！?/span>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僅體現(xiàn)在大是大非上，也體現(xiàn)在工作或生活細節(jié)上。周恩來曾經(jīng)說：“有錯誤要逢人就講，既可以取得同志的監(jiān)督幫助，又可給同志以借鑒?！?949年3月西苑機場閱兵完畢，周恩來錯怪了負責帶路的察哈爾省社會部部長揚帆，后來主動向揚帆道歉。1959年底秘書何謙趁周總理不在北京，維修了西花廳，周總理三次在國務(wù)院會議上自我批評。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也有違心的時候。1958年在“反反冒進”中，被毛澤東指責為“離右派只剩了50米”的周恩來，從1月南寧會議上開始檢討，在3月成都會議上繼續(xù)檢討，最后在5月北京八大二次會議上再做檢討。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恩來說：“我是這個錯誤（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xù)開會批評周恩來的錯誤，斥責周恩來“喪權(quán)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違心地做了檢查?！拔母铩逼陂g，自我檢討作為“觸及靈魂”的工具被廣泛運用，甚至成為公開羞辱和懲罰的同義詞?！拔母铩鼻捌?，劉少奇先后在1966年5月26日、10月23日，1967年4月4日、7月9日至少四次公開檢討。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接劉少奇到人民大會堂談話，劉少奇檢討：“這次路線錯誤責任在我，主要責任由我承擔；辭去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務(wù)，回老家種地。”檢討不能過關(guān)后，劉少奇拒絕再檢討，并拿出《憲法》維護自己的公民權(quán)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