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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本名叫賴書杰，1931年1月參加紅軍。他擔心連累家人，改名叫賴玉林。紅軍離開后，地主豪紳和國民黨軍隊進行清算，爺爺被迫害至死，奶奶被保長吊起來毒打，右手落下了殘疾。父親離開家鄉時，家中有七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回家時，只剩下他的母親和小弟兩個人了。
    賴玉林參加過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1935年1月任紅六軍團十八師五十三團一營三連連長。11月，為了掩護紅二、六軍團戰略轉移，紅十八師3000余人以巨大的犧牲牽制10倍于己的敵人。1936年11月，賴玉林調往甘肅慶陽步兵學校學習，兩個月后，進入抗大二期學習。在這里，他與紅三軍團十三團俱樂部主任胡耀邦成為同學。在抗大學習不到半年，賴玉林就被選送到延安摩托學校學習。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政府新疆督辦盛世才擴建新疆督辦公署邊防航空隊，開設航空訓練班，公開招生。陳云親自到抗大和摩托學校挑選人員，最后確定了19人，其中就有賴玉林。這批人后來被稱作“紅色空軍的火種”。1938年初，賴玉林在赴新疆的途中感冒發燒，沒有通過蘇聯醫生的體檢，沒能走進紅色空軍的行列，但是他的名字卻留在了紅色空軍史中。
    1938年4月，賴玉林回到延安，進入瓦窯堡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隊學習。讓他欣喜的是，他在抗大二期學習時的同學胡耀邦正是一大隊政委。半年學習結束后，胡耀邦告訴他，根據六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八路軍一二〇師要開辟冀中抗日根據地，那里急需干部，賀老總開完會就到抗大要人，你到那里去報到吧。
    1938年12月，賴玉林跟隨賀龍、關向應開赴冀中，任八路軍一二〇師警衛營副營長。
    1939年4月，日軍吉田大隊800余人對齊會地區的八路軍進行掃蕩。經過三天的激戰，一二〇師殲敵700余人，日軍僅80余人逃出。戰后，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發表社論，慶祝齊會戰斗的重大勝利，蔣介石也向賀龍發了慰勉電。賴玉林在戰斗中積極組織警衛戰士護衛師部，救護遭受日軍毒氣彈中毒的賀龍師長和機關人員，組織戰士護衛白求恩醫療隊，戰斗結束后受到一二〇師通令嘉獎。
    當時一二〇師駐地對面，有一只打著抗日旗號的土匪隊伍，要求八路軍派人進行整編。要把這樣一個成分復雜的隊伍改造成真正的人民軍隊，是非常困難的。賀龍師長和關向應政委經過一番商議，認為賴玉林軍政素質過硬，能夠擔此重任。經過艱苦努力，賴玉林終于將這支游離于幾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獨立大隊”改造成了在冀中平原上英勇殺敵的人民武裝，并帶領這支隊伍加入到八路軍一二〇師賀炳炎、余秋里領導的獨立三支隊。1940年百團大戰后，一二〇師將獨立三支隊改編為三五八旅第八團。賴玉林任八團二營營長，其中的六連就是以后聞名全軍的“硬骨頭六連”。
    1944年7月，中共中央派遣八路軍第三五九旅主力和抽調的一批干部建立湘鄂贛抗日根據地，并決定由賀炳炎和廖漢生負責組織一個干部大隊重返洪湖地區。廖漢生找到時任三五八旅整風隊長的賴玉林，要他參加干部大隊南下并在一個隊中任隊長。
    南下干部調齊后，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一天，毛澤東和南下的干部們一起，坐在延安中央大禮堂里準備看戲，身后一名精干的八路軍戰士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是哪個部隊的，叫什么名字？”毛澤東問。
    “報告主席，我是三五八旅的，我叫賴玉林?！?/span>
    “哦，賴玉林，廣西有個地方叫玉林，聽你的口音好像是老表呢！”
    “是的，我是江西上猶營前人?！?/span>
    “上猶營前啊，那個地方我去過，蠻大的山呢！”
    “是的，我就是在主席到了我們那里以后參加紅軍的。我在家時的名字叫賴書杰，參加紅軍后，擔心家里人會受到敵人的迫害，就把名字改了?！?/span>
    “嗯，書杰，書中豪杰，現在還不是做書中豪杰的時候啊。今天我們看的這個戲叫《逼上梁山》，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被反動派逼上梁山的。現在，我們要用槍桿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人民打下一個朗朗乾坤。”毛主席手一揮，接著說：“我給你的名字再改一個字，叫賴玉坤?！闭f著，毛主席從口袋里掏出筆記本，寫下字遞給賴玉林。賴玉林接過連連說好。毛主席又拿出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賴玉林，并且囑咐他，等到革命勝利了，回家看看。就這樣，從八路軍南下支隊里匯入到南方新四軍隊伍里，有了一名叫賴玉坤的新四軍戰士。
    抗戰勝利后，1946年5至6月，國民黨軍約30萬兵力，將中原軍區6萬余人包圍在以宣化店為中心不足百里的狹長地帶。中共中央為了保存富有武裝斗爭經驗的干部，通知一部分南下干部返回延安。賴玉坤也接到了通知。江漢軍區副司令員李人林希望這位極富戰斗經驗的老紅軍能夠留下。是回延安，還是留下來參加中原突圍？賴玉坤選擇了和李人林一起。最終，中原部隊以損失3萬余人的巨大代價成功突圍。
    1949年7月15日，荊沙解放。團長許樹廷、政委賴玉坤率江漢軍區襄南十二團進駐沙市。進城后不久，賴玉坤接劉伯承司令員命令赴湖北軍區。面對當時荊沙地區紛繁復雜的政治環境和嚴峻的社會治安環境，沙市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宋侃夫希望我父親能留在沙市。就這樣父親留在了沙市，再也沒有離開。
    父親有三個名字，他的本名留在了故鄉，他參加紅軍時另起的名字留在了革命隊伍里，毛主席給他改的名字，最終留在了沙市烈士陵園一名老紅軍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