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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長篇紀實文學《英雄史詩——袁國平傳》時，偶然發現袁國平的一篇早期佚文《革命文藝談》，此文原載1926年6月10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新時代》第35期，在已經出版的《袁國平文集》《袁國平集》中均未收錄。
    全文如下：
    生活就是激烈的斗爭，人間就是炮火連天的戰場，從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世界上無時無刻不在演著流血的慘劇。一切藝術的情熱，生命的活躍，不是在這斗爭流血里直接產生的，就是因斗爭流血而更增高其情熱和活躍的程度。
    從客觀上來說，如果文藝是表現人生的，作者就是這人生戰場上的觀戰者。外界所給予作者的刺激和印象，當作者為創作沖動而創作的時候，一定會把他們藝術化地反射出來。所以這種作品中自然有濃厚的人生戰場的背景，——一切強者的吶喊，弱者的呻吟，勝者的放肆，敗者的屈服，也自然而然的流露筆底，活現紙上了。
    從主觀上說，如果文藝是發揮自我的，作者就是這人生戰場上的實際參戰者。文藝的作者，在生之行程上比任何戰士都勇敢，悲壯的烈火，隨時燃燒著他的生命的火花，使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立在自己階級的利益上而奮斗，而創作。所以這種作品中，一定有大勇無畏的精神，爆發反抗的革命性。
    無論怎樣，只要是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一定含有充分的革命精神的，盧梭的懺悔，屈子的離騷，不就是對付當時社會環境的手槍炸彈么？所以我們提倡革命文藝，并不是在文藝園地里重新播種，卻是使文藝園地里的枯苗復活。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文藝之園，是被重封密鎖著的，只有資本家的姨太闊少，才能夠自由自在地徜徉其中，里面的園丁，也盡是被姨太闊少所收買的拜金文丐，我們曉得文藝之花是需要普遍的溫和陽光，和深情的甜蜜甘露，才會結果的。資本主義社會能夠給普遍的溫和陽光，和覺悟的甜蜜甘露么？不！決不！在資本主義化的現代，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談的：“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別的連結關系，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毕胂?/span>在這樣的社會中除了以黃金的溶液，作文藝之花的灌溉外，還有什么！唉！醉生夢死在黃金白銀前的藝人呵！你們的情緒在哪里！你們的靈感在哪里！
    的確，這并不是有意刻薄我們，只看鼎鼎著名的諾貝爾獎金，不是已成了世界文壇上群狗所爭之食嗎？整千整萬的文人，都以得諾貝爾獎金為榮，于是他們的努力，并不是為文藝，更不是為人生，卻是實實在在為了黃金的燦爛呵！把黃金當成了文藝的代價，這是何等的卑污可恥！然而他們并不會感覺到這是卑污可恥的一件事，依舊窮年窮月地苦思悶想，勾心斗角地去迎合資產階級的嗜好。他們橫豎知道被資本家所賞識的就是文壇上的勝利者——像太戈爾（現譯作“泰戈爾”）就是一例。
    不幸呵！這文藝的厄運，我們現在應認定資本主義的文藝，已經快要死滅了，提倡革命文藝，就是文藝的復活運動。天才的作家呵，你們應趕快脫離傳統因襲的束縛，走到這自由的創造路上來，大膽地吶喊前進，努力打破文藝之園的重封密鎖，開始文藝革命化的工作。造成不要自囚在狹小的籠里，不問時代，不問環境，欺人自欺地喊著“忠實于文藝，即忠實于人生”。而在另一方面，卻不知不覺地為資本家的文化代收買政策所騙，竟做了他們精神上的工銀勞動者。
    同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萬惡的現代社會中，雖不被資本家所收買，也很容易消失了我們的生之勇氣，而走入了創作的歧途。許多頹廢的作者，都抱著消極悲觀的態度，浪費了他們的天才，去求酒精的陶醉，和性的滿足，因此醇酒和婦人就成了他們唯一的描寫對象。固然，社會的罪惡，使我們不得不在狂飲狂吻的生活里度日；把生命的奔流，圖一個肉感的痛快，然而我們既不能毅然決然地自殺，就應該鼓著勇氣，往腐水中去尋找幽香，墳墓中去吹噓新生，使我們的自身和作品，融化在革命的當中。
    但是文藝革命化，并不是文藝庸俗化，絕不容革命的概念，消滅了文藝的本性。所以詩歌還是詩歌，小說還是小說，戲劇還是戲劇；不要把詩歌變成了口號，小說變成了宣言，戲劇變成了化裝演講。要是這樣，不但糟蹋了文藝，而且也不能喚起人們的革命情緒。親愛的讀者，須知易卜生對于社會改造上貢獻，和他對于藝壇上的貢獻，是有同樣的偉大呵！
    從《革命文藝談》中可以看出，1925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袁國平，已經樹立了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又由于他在上海曾受恩師田漢倡導的革命文藝的影響，加之黃埔軍?；馃嵘畹?/span>磨煉，使他對歷史、戰爭與文藝有獨到的見解。此文的署名“袁?！保哪┞淇?/span>“于中央軍校政治三隊”。
    《廣州國民日報》是1923 年6月創刊的，該報擁護孫中山國民革命的主張，但文藝副刊刊發的多是舊派通俗文藝。1924 年上半年，《廣州國民日報》被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接辦，10月又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管。其間，廣州革命文化界創辦《民國曙光》《學匯》《文學周刊》《自由評論》《批評與創作》《新時代》等革命性質的副刊，試圖改變廣州舊文藝及黃色文藝盛行的空氣。袁國平的文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表在《廣州民國日報》的《新時代》副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