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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周恩來精神遺產 推進新時代偉大事業
作者:朱文泉 責任編輯:姚云炤 來源:《鐵軍》 日期:2020-08-12 瀏覽次數:7827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今年是敬愛的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海棠花正紅,垂首思偉人,每當提起周恩來這個光榮、不朽的名字,人們無不充滿溫暖、敬意和自豪。他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人民幸福建立的卓著功勛、展現的崇高風范,深深地銘刻在中國人民心中。“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廣大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對周恩來最真摯的感情和無盡的懷念。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和上海新四軍研究會聯合舉辦“周恩來與新四軍”學術研討會,就是緬懷這位世界偉人,頌揚他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偉大精神。
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42個年頭了,他身后沒有子女,沒有財產,甚至連骨灰都沒有留存。可他留給我們的是,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范,人民心中的不朽豐碑,中華民族的高尚品德,催人奮進的人格力量。這面中國共產黨人的光輝旗幟,感召和激勵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不懈奮斗,砥礪前行。偉大的事業需要偉大的精神,銘記周恩來的卓著功勛,傳承他的精神遺產,對于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周恩來從青少年時代就自覺地把個人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13歲上學時,老師問同學們為何而讀書,周恩來鄭重地說要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認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投身革命后,他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把共產主義理想作為終身追求,誓言“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為了理想信念,他把生死置之度外。1928年5月周恩來化裝成一個古董商和鄧穎超赴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在由上海乘船去大連途中遭到日本特務跟蹤并被帶到警局盤查,周恩來鎮定沉著地一一回答,擺脫糾纏,但特務沒有完全消除懷疑,在周恩來夫婦乘火車到長春途中仍在跟蹤查問,再次被周恩來甩脫。后來李立三知道周恩來夫婦兩度遇險,驚出一身冷汗。黨的六大以后,周恩來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堅持戰斗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隨時面臨被捕犧牲的危險,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下,他臨危不懼,出生入死,機智勇敢地保衛黨中央機關,領導中央特科收集情報,懲處叛徒,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干,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41 年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央認為國共兩黨可能決裂,兩次發急電要求周恩來撤離重慶。周恩來冷靜沉著,與大家商量后決定,為了政治上的反攻,留下來繼續堅持斗爭。他在致中共中央電報中說:“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即使捕殺被扣,毫無所懼”,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
為了理想信念,無論遇到什么樣的艱難困苦都絕不動搖。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處在血雨腥風之中,面對敵人的屠刀,周恩來毫無畏懼,領導和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紅軍長征歷經千難萬險,到達毛兒蓋時周恩來肝膿瘍發作,連續高燒40度不退,6天沒有吃東西,多次昏迷不醒,他硬是靠著頑強的毅力和必勝的信念,終于到達了陜北。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誓言。
為了理想信念,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黨的事業和為人民謀幸福上。新中國建立后他擔任總理26 年,為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黨內到黨外,從內政到外交,凡是重大問題,都親自過問解決,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像春蠶一樣將自己的最后一根絲都吐出來,獻給祖國和人民。直到彌留之際,他還在吟唱《國際歌》,“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錚錚誓言伴隨他走向生命的終點。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決定事業成敗。今天,我們正走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上,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撫今追昔,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夢想,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他那種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如磐石的堅定意志,那種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執著精神,永遠是激勵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動力。“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只有像周恩來那樣對理想的追求始終如一、永不懈怠,才能以實際行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朝著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努力奮進。
一心向黨的絕對忠誠
作為我們黨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始終把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他堅持團結統一。土地革命時期,周恩來對毛澤東黨支部建在連上的做法充分肯定,并加以推廣,當紅四軍內部思想上對黨與軍隊關系出現分歧、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時,他對到上海匯報工作的陳毅說:把毛澤東請回來,要召開一次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毛的領導,并在九月來信中詳細闡釋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支持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當時毛澤東正受到“左”的臨時中央的排斥,盡管大家推薦他當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但他強調毛澤東的經驗和長處,堅持重新任命毛澤東為總政委。
他忠誠擁戴核心。長征途中,周恩來在黎平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否定了李德和博古的錯誤主張,使中央紅軍擺脫了被動局面,為遵義會議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遵義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堅決支持者,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遵義會議后他是正確路線的堅決執行者,一直擁護毛澤東領導,確保毛澤東在黨內、軍隊領導地位的逐步確立,為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立下了不朽功勛。他維護黨的核心,堅決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毛澤東確立的方針原則和一系列決策指示。在新四軍組建和發展過程中,周恩來按照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的獨立自主原則,拒絕國民黨派人到支隊和團、營擔任職,新四軍編制上隸屬國民黨第三、第五戰區,但實際上部隊的指揮權始終掌握在我們黨的手中。
他甘當得力助手。周恩來立黨為公,淡泊名利,從不爭權。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做具體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進國共第二次合作與全民族抗戰,抗戰大后方的統戰工作,日軍投降后國共兩黨和平談判,解放戰爭各階段重大戰役,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戰爭,保衛國防的武裝斗爭中,周恩來既是主要領導者、決策者,也是具體落實的組織者、執行者,堪稱是黨中央、毛澤東領導軍事工作、指導革命戰爭最得力的助手。
他堅守黨性原則。講黨性不徇私情,講原則不講關系,對破壞團結分裂黨的行為決不容忍。1938 年4月,張國燾借祭掃黃帝陵,鉆進事先由國民黨準備好的汽車里叛變投敵,輾轉西安、武漢,周恩來連夜趕往旅社苦勸,痛斥“你對所犯錯誤的嚴重性,難道如今還沒有認識嗎?你幾乎毀滅了紅軍,毀滅了黨”,“你是錯上加錯,還有什么組織性紀律性呢?”批得張國燾滿臉通紅、無言以對。1964年周恩來率團訪問蘇聯,蘇聯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公然挑釁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把毛澤東搞下臺,這樣我們就能和好。”周恩來當即嚴詞駁斥,表明立場,中共代表團在全場凝視中憤然退場以示抗議,表現了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原則問題絕不讓步的精神。在進入新時代的今天,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前發展的政治優勢和根本保證,需要我們以周恩來同志為榜樣,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規矩來執行,只有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才能自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們黨更加團結統一,更加堅強有力。
力挽狂瀾的使命擔當
周恩來善于把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處變不驚地應對危局,又能周密細致地考慮和處理問題,化解錯綜復雜的矛盾。僅從三個重大歷史事件中,就把他的高超智慧表現得淋漓盡致。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說:“我和虎城兄膽大包天,把天給捅了個大窟窿”,然而對事變后怎么辦并沒有明確的計劃和統一的認識。蔣介石被扣后態度蠻橫,東北軍、西北軍痛恨內戰要誅殺蔣介石的不在少數,何應欽親日派企圖出兵討伐,宋美齡對中共的主張不摸底,矛盾錯綜復雜。周恩來肩負黨中央、毛澤東的重托,臨危不懼,縱橫捭闔,積極做工作促使張、楊擁護我黨聯蔣抗日主張,同時嚴厲駁斥宋美齡所謂“事變是中共背后策劃”的無稽之談,委婉勸說宋做蔣的工作聯合抗日,促使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如果沒有一身是膽的英雄氣概和大智大勇,沒有一顆為了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西安事變是不可能得到圓滿解決的。
新四軍戰略方針的確立。新四軍組建后,軍部和部分部隊駐扎在皖南,處在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圍困的危險區域,如有不測,幾乎沒有回旋余地。確立正確的戰略方向和行動方針,事關新四軍的生死存亡。1939年春周恩來皖南之行的首要任務,就是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按照黨中央、毛澤東提出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方針,討論并確定新四軍發展方向。他在云嶺聽取新四軍領導人匯報,找軍部各部門座談,更清楚地掌握了面臨的態勢,形成正確判斷,提出著名的新四軍發展方向“三原則”,與新四軍領導共同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的確立,突破了國民黨“劃地為牢”的限制,保證了新四軍的發展和不斷取得的勝利。
皖南事變的機智應對。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在北移途中遭國民黨軍重兵圍殲,國民黨反而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將反共高潮推向頂點。皖南事變爆發后,周恩來當即打電話給何應欽,義憤填膺地痛斥:“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當得悉《新華日報》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被扣壓后,周恩來指示用一張可以通過檢查的《新華日報》版面,與國民黨新聞檢查官周旋,同時連夜趕印由他親筆寫下的“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題詞和挽詩的報紙,次日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廣泛發行,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血腥罪行。《新華日報》被國民黨憲兵隊扣壓,他又親自前往交涉,在寒風中斗爭兩個多小時,奪回報紙當場散發給圍觀的群眾。周恩來在應對皖南事變中政治智慧之高超,尤其是“題詞”之絕妙,令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也“欣慰之至”,“為之神往”,這是周恩來大智大勇最見功力、最具風采的精彩篇章。歷史證明,周恩來在歷史重大關頭力挽狂瀾,表現的是一代共產黨人勇于擔當的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面臨新的挑戰和風險,改革需要擔當精神,人民期望擔當精神,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勇于直面矛盾,敢于擔當責任,拿出政治勇氣,善于解決問題,挺身而出化解危機,只有這樣,才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
鞠躬盡瘁的公仆風范
周恩來把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作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當天趕往災區指揮救災,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4月1日,他第三次來到邢臺災區,一天之內先后到五個縣實地察看慰問。他看見一位老大娘正在窩棚里痛哭,立即走了進去,陪同的村干部告訴總理,“地震時,她兒子沒了。”周恩來拉住老大娘的手輕輕撫摸著,含著淚水說:“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兒子!”在巨鹿縣,周恩來來到一個村邊上的群眾會場,察覺到群眾的朝向正沖著風口,便扭頭質疑身邊的縣委書記,批評道:“同志啊,這樣雖然我講話省力,可是這么多群眾都要吃苦喲!”周恩來對著鄉親們說:“全體起立,原地向后轉!”風沙撲打在周恩來的面頰和身上,可他全然不顧。周恩來到一家農戶察看災情,農婦倒了一碗水送給總理喝,隨行醫生想勸阻,被總理瞪了一眼。周恩來端起粗瓷大碗一邊喝水,一邊問寒問暖親如家人。晚上他意味深長地說:戰爭年代,我們共產黨人和老百姓滾在一個炕上,群眾身上有多少虱子我們身上就有多少,現在解放了,我當總理了,連群眾給我的水都不敢喝了,那還叫什么人民公仆?我們還如何得到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這是把群眾觀點、黨的宗旨融入血肉,化為靈魂的肺腑之言。
一張催人淚下的老照片。1973年6月9日,周恩來重返延安,探訪一位當年的街坊,走進老街坊的窯洞,眼前的貧困情景讓他眉頭緊鎖。他請老街坊一家到自己住處吃飯,老街坊大口吃著小米飯,吃完了要了一碗白開水,將碗里的小米粒沖著喝了下去。默默注視著老街坊,端著碗的周恩來眼眶紅了,淚珠從消瘦的面頰上滾落下來,滴在飯桌上,自責延安人民這樣苦自己沒有盡到責任。這張由警衛員抓拍的照片既令人心酸,更讓人看到了周恩來的公仆之心。延安人還記得,總理和延安地委的領導擊了掌,終于實現了三年改變面貌、五年糧食翻番的心愿。
一幅令人感動的畫面。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絕癥的周恩來已經3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了,還一直在工作著,秘書提醒他還剩14分鐘接見外賓,極度疲勞的周恩來提出洗把臉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書等了許久才打開洗手間門,看見憔悴消瘦的總理竟然在衛生間里倚著墻睡著了,手里的剃須刀正滴著沾有胡茬的肥皂沫。
一組不可思議的數據。在1974年1月至5月共計139天中,周恩來每天工作12小時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時以內。即使在1975年3月至9月底的住院時間里,他仍與各方面人士談話102次,會見外賓34次,離開醫院開會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3次,外出看人4次。這就是一個癌癥晚期病人的工作負荷!周恩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品官德,為新時代黨員干部樹立了光輝榜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干部干部,干是當頭的。為官者不是比嘴皮子,而是比你到底為老百姓做了多少,是不是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僅要想干愿干積極干,還要能干會干善于干,真正用實際的成績去獲得群眾的點贊,這才是一心為民的好公仆。
廉潔奉公的政治操守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別人的自己先做到。
發人深省的三次檢討。新中國成立后,有些部門不斷要求修建樓堂館所,他極力抵制說:“我在任上是不會修建政府大廈的。”他住所兼辦公室的西花廳,多年失修,磚地潮濕,油漆剝落,光線昏暗。有時下大雨屋頂漏雨了,秘書趕快找盆子接雨水。有關部門幾次要給周恩來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絕。1959年,工作人員趁他到外地視察工作,鄧穎超也不在北京,把房屋維修了一下。周恩來回來一見,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堅決不回西花廳,并在國務院會議上三次作檢討,把副總理、部長們請到西花廳,要他們“千萬不要重復我這個錯誤”。
招惹是非的兩筐蔬菜。1962年春天,周恩來到杭州開會。返回北京時,杭州交際處的同志把兩筐蔬菜送上飛機,并再三解釋這不是送給總理的,是帶給中央首長吃的,不是白送,發票都開好了。衛士長只好付了錢,把菜帶回北京轉給供應處,供應處給每位領導家中分了一份,收了錢。周恩來得知后很生氣,根本不聽衛士長解釋,說:“付錢也不行!我問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這樣的菜?”在周恩來的心目中,他和市民應當平等,不可特殊,這是多么高貴的官德!
鐵面無私的“十條家規”。1956年,紹興一個親戚找他想在北京安排工作。周恩來教育他說“工作要到紹興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產黨干革命,不能搞裙帶關系”,并給他買了回程車票和招待所的幾天餐券,要他回鄉好好參加勞動。為這件事,周恩來專門寫了《告親戚朋友書》,立下“十條家規”:一、晚輩不能丟下自己的工作專程去看望我。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費,沒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費。四、看電影(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準用招待券。五、不準請客送禮。六、不準動用公家車子。七、個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任何場合都不要講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十條家規”處處閃耀著我們黨優良傳統作風的燦爛光輝。
刻意扣下的最高指示。周恩來最忌諱封建社會的裙帶關系與朋黨政治,寧肯矯枉過正,也不留下口舌。他給自己定下一條鐵律:只要他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進國務院。其實,鄧穎超1925年入黨,瑞金時期就是中央機要局長,論資格,任一個部長綽綽有余。民主人士張治中看不過,說:“你這個周公不‘周’啊。”黨內老同志也來說情。周恩來說:“她當部長,我當總理。國事家事攪在一起不利事業”。1974年12月周總理抱病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毛主席特意寫了一個手令給周恩來:“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屆人大安排鄧穎超同志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周恩來返京后沒有提及此事,直到他去世后清理辦公室才在發現了這個秘密。周恩來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范。他只求奉獻、不思回報,畢生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今天,人民群眾緬懷這位偉人,正是對黨中央加強反腐敗斗爭的呼應,熱切期盼廣大黨員干部像周恩來那樣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像周恩來那樣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實實干事,清清白白為官;像周恩來那樣愛黨愛民,勤政敬業,廉潔奉公。
顧全大局的博大胸懷
周恩來是維護黨內外團結的典范。
他虛懷若谷,待人坦誠。新四軍領導人葉挺、項英之間產生隔閡,主要原因是項英大權獨攬,葉挺很難開展工作,以致兩次出走,周恩來既做葉挺的工作,力勸他回新四軍,甚至親自陪同他從重慶回到皖南軍部;同時又語重心長地教育批評項英,不能因為葉挺組織上不是黨員就不信任他,他在黨外比在黨內起的作用更大。工人出身、老資格的項英,是很難聽進別人批評意見的,但對周恩來光明磊落、與人為善的品格極為敬佩,聽進了批評意見,在軍部領導人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兩個人的關系得到改善。
他胸懷博大,相忍為黨。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我們黨在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干預下,連續發生三次“左”傾錯誤,黨內出現嚴重意見分歧。身處中央領導層的周恩來屢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須有的“罪名”,其痛苦壓抑的心情是常人難以體會的,但他并沒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為黨的工作和革命事業的發展竭盡全力。長征途中,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自恃兵強馬壯向黨要職要權,為了團結兩個方面軍共同北上抗日,重病中的周恩來主動讓出紅軍總政委職務,打消了張國燾想當中革軍委主席的企圖,避免了紅軍的分裂。周恩來晚年生病期間,屢遭“四人幫”非難,多次受到不公正批判,受到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委屈和痛苦,但他仍照常拼命工作。
他關心別人,體貼入微。毛澤東有夜間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只要休息了,周恩來無緊急情況就不打擾,愛護照顧主席無微不至。重慶談判時,他住在毛澤東隔壁,經常徹夜不眠,親自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國民黨要員設宴招待,看似熱情,實際上居心叵測,他一杯一杯地替毛澤東喝了無數杯酒。陳毅有早睡的習慣,周恩來常常交代秘書們早安排審閱的文件,以免耽誤他休息。老帥們都把他當成可敬可愛可親的兄長、朋友甚至老師。即使對普通百姓,他也都關心倍至,和藹可親。1958年7月,周恩來到新會縣一個工廠考察,工人身邊都有個大火爐,烤的非常熱,總理隨手拿起一把扇子,站在一個青年工人身旁,一邊和他交談看他工作,一邊親切地、體貼入微地給他扇扇子。一個記者抓拍到了這感人的一幕,后來這張照片展出時,許多人久久駐足,為之流淚。
他廣交朋友,肝膽相照。周恩來為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像一塊無形的“磁石”,廣泛聯系吸引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的朋友有國民黨上層人士、非黨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張沖曾在30年代炮制了一個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在上海多家報紙登載,妄圖用離間計陷害周恩來。西安事變后,周恩來與張沖成為國共談判的對手,兩人雖然政見不同,但為共赴國難,摒棄前嫌,求同存異,為國共二次合作作出了重大貢獻。1941年8月,張沖在重慶逝世,周恩來參加追悼會,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這在國民黨上層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周恩來說:作為一個領導者,“在必要時應忘記他受的侮辱”。國民黨的李宗仁說:“拋開國共兩黨各自的信仰不說,僅以有這樣的杰出領袖人物來看,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也是天經地義的,順乎其理。”于右任說:“周恩來的人格真的偉大。”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直到臨終還囑托羅青長不要忘記幫助過我們的朋友。
周恩來一生顧全大局,珍視團結,堪稱模范。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在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戰略中,更需要我們以周恩來同志為榜樣,擁戴核心,凝心聚力,廣交朋友,團結奮進。
最后,我想借用喬良《這個人》的詩意表達我們對周恩來同志的敬仰:他是一位偉人,一生只獻身一個信仰,他圣潔,他崇高,他完美。這個人來了,“他所到之處,整個世界都變成了向日葵,隨著他的光線轉動”,他走了,整個世界都在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