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華中黨校講課
初入中原 醞釀“共產黨員的修養”
河南南陽是一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三顧茅廬的故事就發生在南陽。南陽縣縣城中心十字街附近，有一家小書店，叫新知書店南陽分店。1939年1月26日這天，年輕活潑的店員韋木君正當班。中午時分，西北風仍呼嘯著刮過，寒氣逼走了客人，書店里生意冷清。這時，一位身穿灰色棉軍大衣、右臂帶著第十八集團軍藍色臂章的軍官，在四個警衛人員的陪同下，風塵仆仆來到書店。那軍官身材削瘦，神態和氣。他對韋木君說：“我來找一個叫王闌西的人，希望馬上能見到。”
正如許多地下交通站一樣，新知書店南陽分店是中共豫西南特委的地下交通站。韋木君是特委的機關干部，而來者要找的王闌西，則是中共河南省委駐南陽中共豫西南特委代表。
韋木君第一時間找到了王闌西，王闌西立即趕到書店。40多年后，已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王闌西仍清楚記得這一天的每個細節。
“軍官放下他正在翻閱的書，面帶笑容地向我走來。他首先問我：‘你是王闌西同志嗎？’在我點頭作答之后，便一面伸出手來同我熱切地握手，一面說：‘我是胡服—劉少奇，從延安來的。’我當時大吃一驚：劉少奇同志竟然到南陽來了。”除了吃驚，王闌西還非常感動，劉少奇到了南陽直奔書店，找到了特委同志后，才在客棧住了下來。
此時的劉少奇，已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所有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概歸中原局指導。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后，劉少奇化名胡服，挺進中原，在到達南陽之前，他已在澠池住了兩個月左右。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劉少奇肩負黨中央的重托，離開延安，出任中原局書記。他把打開華中抗日局面的第一站放在了澠池。澠池處于豫西的中心地帶，縣城四面環山，隴海鐵路橫穿東西，交通便利。日軍占領晉西南風陵渡這個黃河重要渡口后，澠池更成了陜甘寧邊區通往中原、華北、華中和華南的交通樞紐。在澠池，劉少奇召開了中共豫西特委擴大會議，全面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并對豫西黨的工作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劉少奇是個舉重若輕的人，再緊張繁忙的工作，都不會亂了方寸，只是他的眉頭一直深鎖，手中的煙一根接一根，頭腦中的風暴一分鐘都沒有停下。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新的嚴峻考驗。為了增添抗日新生力量，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要求全黨大量地、十百倍地發展黨員。這個決議下達后，中共黨員的數量迅速增加，但新的問題卻接踵而至。一部分新黨員出身工農，雖對黨有樸素的階級情感，但文化水平低，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不夠。另一部分新黨員是愛國青年學生。他們有一定的文化水準，但卻同樣缺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和科學的人生觀，對黨的歷史和理論了解不深，很容易被各種錯誤思想侵蝕。如何樹立正確的建黨思想，在黨內怎樣發揚好的革命傳統，妥善地開展必要的思想斗爭，就成了當時全黨在政治上的一個重大課題。
劉少奇身在澠池卻胸懷全局，對于黨大批吸收新黨員，他一方面表示出極大的高興，另一方面，也深切地擔心和憂慮。他產生了寫作論述《共產黨員修養》這一重大課題的想法和愿望。
澠池的冬夜漆黑一團，人們早已鉆進了暖和的被窩。但是在縣城東關海露大街95號一座普通的院落里，一盞煤油燈卻徹夜不熄,那是劉少奇在夜以繼日地寫作，一個木炭火盆忽明忽暗地閃著點點紅光，無聲地陪伴著他。白天沒有時間，只有晚上才能靜心學習和寫作，實現自己的構想，為此劉少奇常常熬通宵，徹夜不眠。就是在這樣的寒夜中，劉少奇撰寫出了《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提綱和部分初稿。
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舉辦了一期黨員干部訓練班。劉少奇親自為訓練班講課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講授起草的《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比較系統專題講述共產黨員修養問題的報告。
據參加過訓練班的同志們回憶，《共產黨員的修養》講稿就放在一個硬夾子本里，這個硬夾子本四周是紫紅色的邊，中間是黑色的面，里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鋼筆字。劉少奇每次都是掀開這個本子開始講課，這是他經常使用的本子。劉少奇用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論述了怎樣建設一個偉大的密切聯系群眾的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講述了共產黨員為什么要進行修養及修養的基本方法，共產黨員的思想意識修養和組織紀律修養。他像一位哲學家，旁征博引，把深奧的理論娓娓道來。他更像一位知識淵博的教育家，談歷史、談學習、談修養、談生活，語言生動活潑，說理透徹。他強調共產黨人的政治氣節，告誡黨員必須防范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腐敗。他說：“有些黨員受不起成功和勝利的鼓勵，在勝利中昏頭錯腦，因而放肆、驕傲、官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應該引起我們黨員嚴重的警惕。”參加學習的同志們都說，這是入黨以來受教育最為深刻的一次黨課，以至幾十年后許多同志回憶當時的情況時還不無感慨地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在劉少奇同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
1939年1月22日，劉少奇離開澠池，前往中原局駐地確山縣竹溝鎮。在竹溝，劉少奇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參照在澠池辦訓練班的經驗，也連續在竹溝舉辦了多期黨員干部訓練班。劉少奇親自授課，并對《共產黨員的修養》提綱及部分初稿進行了精心修改，經過認真思考，他將原文又加上了個“論”字，使之成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1939年底，劉少奇回延安，后分兩次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報告，引起了很大反響。毛澤東評價文章寫得很好，“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力薦全黨研讀。接著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敵后各根據紛紛翻印，從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成為根據地黨員必讀文獻之一。
其實，不僅《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在新四軍工作期間寫作定稿的，還有如《做一個好的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論黨內斗爭》《人的階級性》《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等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著述，大部分是在他主持黨的中原局和華中局工作期間完成的。
《論共產黨的修養》是劉少奇在從事領導新四軍工作期間撰寫的，是整個新四軍歷史上最重要的廉政建設文獻之一。劉少奇在這篇文章中的深沉話語和科學預見，使它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經典文獻。
劉少奇在工作中
愛民清廉 團結開明紳士共同抗日
鹽城倉頭是一個有60來戶、200余人口的村莊。1941年1月初，倉頭村的村民們們經常見到一位40開外，身穿灰色舊軍裝的新四軍干部，在村頭和農家往返出入。他就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華中總指揮部政委劉少奇。劉少奇在倉頭住的是李時卓家。從第一天起，李時卓就暗暗地打量這位身材單薄的首長，發現他有許多地方與眾不同。一是這位首長的書多，每天讀書寫字到深夜。二是首長雖然言語不多，但為人和善。當時正是天寒地凍，老百姓饑寒交迫，村里的青壯年大多外出逃荒避難，在家的多數是老弱病殘。這位首長來到倉頭的第二天，就到村里訪貧問苦，把一戶一戶的情況記在心里。他把自己暫時不穿的衣服清點出來，點名送給了幾家貧困戶，又招呼炊事班送些熱粥、饅頭和小菜去。他還發動戰士替孤苦老人修好房子、發動戰士幫助農民刨荒種田，發展生產。李時卓看著首長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感激、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天，劉少奇的警衛員不小心將李時卓的一把茶壺打碎了，劉少奇得知后立即叫警衛員上街去買來賠償。李時卓堅決不收，說：“一把茶壺，就算我自己打的，還值得賠嗎？”劉少奇再三講這是我軍的紀律，李說：“那么，我將這茶壺贈送給首長吧，就當是我的一點心意。”劉少奇這才收下。
劉少奇為民愛民的情懷，廉潔自律的作風不但讓群眾交口稱贊，還打動了鹽阜區的龐友蘭、楊芷江等著名鄉紳。
1941年1月底，阜寧縣著名鄉紳龐友蘭、楊芷江、田厚齋等人同時接到了新四軍騎兵通訊員送來的一封信，信中，劉少奇、陳毅懇切邀請其到鹽城共商民族存亡大事。
在龐友蘭和楊芷江的想象中，軍隊、官府，無不腐敗黑暗，新四軍也不會好到哪里去。權衡再三后，他們決定親赴鹽城，看一看新四軍到底是一支什么樣的部隊。
令龐友蘭、楊芷江等人吃驚的是，當劉少奇、陳毅出現在他們眼前時，他們看到劉、陳二人皆身著灰色舊軍裝，腳穿布鞋，甚至陳軍長的肩膀上還補著補釘。全軍上下雖衣著簡樸，但精神飽滿、斗志昂揚。到會士紳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與腐敗的國民黨軍隊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午飯后，士紳們特地到廚房和戰士們的營地私訪，炊事員和戰士告訴他們，新四軍領導和戰士們一樣，平時吃的都是粗糧，山芋、南瓜，沒有小灶等特殊待遇。
1941年7月，面對日軍即將對鹽阜實施的大掃蕩，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撤離鹽城，移駐阜寧鄉間。8月，劉少奇命阜寧縣長宋乃德，將龐友蘭、楊芷江等開明士紳接到新四軍軍部，與他們親切晤談，進一步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愛國一家的思想。新四軍領導人的清廉風范與人格力量，深深觸動了龐友蘭、楊芷江等人，也加深了他們對共產黨、新四軍的認識。龐友蘭事后感慨萬分，說這次與劉少奇的晤談“如酒解醒，如夢初醒，如坐春風，如沾雨露”，從此堅定地與新四軍共赴國難，積極投身到抗日戰爭的洪流。
1941年6月3日，劉少奇在鹽城第二屆參議會上，就財政問題向參議員們匯報說：“我可以向各位保證，我們收了人民的公糧和稅捐……不會用在私人和少數人的奢侈享受上，不會上腰包，不會拿去給任何人起洋樓、討小老婆……我們自己及現在政府職員的生活，都是相當艱苦，一般的都很廉潔，個別的貪污分子，我們已經辦了，今后還要辦。這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證的，請各位信任我們！”
清正嚴明的紀律，擲地有聲的話語，新四軍廉政建設成效卓著，成為人民群眾盛贊的“天下文明第一軍”。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重視修養 創建草棚黨校
在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劉少奇一如既往地注重黨的建設及黨員干部政治素質的提高，倡導黨員干部掃除官僚習氣，清正廉潔，反對貪污浪費。為了提高干部隊伍素質，在劉少奇的提議下，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正式創辦。劉少奇親自擔任校長。由于劉少奇的關心和重視，華中黨校人才濟濟，匯聚了一批鼎鼎有名的知識分子擔任教師。其中彭康是搞哲學的，孫冶方、薛暮橋是搞經濟學的，呂振羽是研究歷史的，還有范長江、錢俊瑞、賀綠汀、朱毅等。華中局黨校成為培養黨員干部的殿堂。
1941年7月，日軍發動了對鹽阜地區的第一次大掃蕩，華中黨校隨軍部轉移到阜寧縣汪朱集。汪朱集雖稱為“集”，實際上沒有什么店鋪，只是逢集市時才有擺地攤的做點買賣和生意。華中黨校一時間在汪朱集找不到滿意的大教室。劉少奇知道后，用堅定的口吻說：“黨校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干部，要軍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槍桿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學習，農村田間是我們的課堂。”在劉少奇的鼓勵下，黨校學員因陋就簡，自己動手，在汪朱集街北后井邊蓋起了一間能容納六七百人的大草棚權作課堂。
劉少奇在工作十分繁重的情況下，仍然擠出時間傾注在黨校教育上，一次次地到黨校授課。為了深入了解學員的思想狀況，以更多的精力教育黨員干部，劉少奇干脆住進了黨校。他和學員們同吃、同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前后達三四個月。
為了講課更有針對性，劉少奇經常于夜晚把彭康、傅秋濤、溫仰春等黨校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找去，聽取他們的匯報，并把大家匯報的情況記在本子上，認真備課，以便對學員沒有理解和掌握的問題，再作補充和解答。
汪朱集街上，人們每天都能在上、下午各看到劉少奇一次，這是他難得的散步時間。其余時間，他都在緊張忙碌地工作著。
1941年11月5日，劉少奇在華中黨校作了《論共產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這個內容是以往所沒有的。當時的華中敵后斗爭尖銳，統一戰線內部錯綜復雜，稍一偏離黨中央的政策，便有可能招致大的損失。劉少奇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點，他強調要對黨員加強組織紀律觀念的教育，提高黨員的黨性覺悟。
精彩的內容、深刻的見解，劉少奇的報告吸引了大批黨員干部。駐在汪朱集周圍軍直單位的干部來了，三師、鹽阜區黨委的負責干部也從幾十里外騎馬趕來了，就連陳毅軍長也來了，邊聽講邊做筆記。
一時間，每當劉少奇做報告時，草棚黨校便會出現人頭攢動的盛況。棚子里坐不下了，人們就在廣場上席地而坐。只見劉少奇站在一張小桌子后，用語速不太快的湖南口音為上千干部做報告。他出口成章，講到重點處還重復一遍，在闡明一個觀點后，還常帶一句“是不是”的口頭禪。
在劉少奇的領導下，華中局黨校對于提高黨員干部的素質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華中各部隊和各塊根據地皆蕩漾著廉潔奉公、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之風。在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一直提倡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并且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帶頭節約。為節約每寸布，他首先倡導對制服進行改革，將中式褲子改為西褲，減掉軍帽翻沿、軍衣翻領、兩只口袋以及綁腿布。僅此一項，每人每年就節約一尺布。1941年5月，新四軍軍部在鹽城召開供給部長會議，劉少奇在總結時點名表揚三師，說：“全軍7個師，三師人最多，花錢卻最少，應當學習他們的經驗。”
1942年3月，劉少奇奉命帶領華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個團的護送下，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啟程，迎著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即使在赴延安途中，劉少奇仍然給陳毅寫信強調：“號召干部艱苦生活，實行嚴格的反對貪污浪費的斗爭”，“為了整個革命的利益，我們不應該姑息那些官僚主義者及貪污浪費者。”字字千鈞，發人深省。
劉少奇在華中工作了三年，這三年血雨腥風，他幾乎日日夜夜都在戰斗。這三年嘔心瀝血，他培養了一支廉潔自律、作風過硬的鐵軍。這三年雄韜偉略，他為發展華中根據地和新四軍做出了杰出貢獻！
（作者系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