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5日，是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周年。5月4日，中國在北京舉行紀念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里的學問”“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這些話語掁聾發聵！去年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在這部深受世人喜愛的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位世界各國的人物，其中只有一個是中國人，被馬克思稱作“中國理財官”，他就是安徽歙縣人王茂蔭。
《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繡像
王茂蔭何許人也？
王茂蔭（1798-1865年），字椿年，號子懷，安徽省黃山市歙縣人。中國清代著名經濟學家。1832年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之后，歷任清道光、咸豐和同治三朝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職。他畢生致力于中國經濟史尤其是貨幣史的研究和實踐，他的貨幣觀點及鈔幣發行方案最引人注目，被學術界評價為“中國封建社會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著有《王侍郎奏議》一部傳世之作。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談到貨幣或商品流通、論述“強制流通的國家貨幣”問題時，以第83條大段注釋的方式專門提到了清朝理財官王茂蔭及其“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的觀點，從而使他成為《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
王茂蔭著作選頁
《資本論》是怎么提到王茂蔭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83條注釋中是這么提到王茂蔭的：“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了嚴厲申訴。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后說：臣等詳閱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便于國”。馬克思以此注的文章段落是關于“貨幣”問題的：“這種貨幣是直接從金屬流通中產生出來的。而信用貨幣產生的條件，我們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還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凡順便提一下，正如本來意義的貨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的一樣，貨幣信用的自然根源是貨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
關于這段涉及王茂蔭的注釋，有幾件趣事：一件是“墻內開花墻外香”。如此一位引起世界關注的中國財政官員的名字，直到1930年在中國還鮮為人知，甚至北京的經濟學專家陳啟修教授在他的《資本論》中文譯本中竟把“王茂蔭”的名字誤譯成“萬卯寅”。另一件是由于對王茂蔭和他的鈔幣主張事跡毫無了解，致使中文譯文本版本不同。我們這里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的中文本。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是當載有這條有關王茂蔭注釋的《資本論》德文版1864年出版的時候，王茂蔭本人正躺在安徽歙縣義成村“天官第”故居的病榻上，翌年辭世，估計他是沒能獲悉這樁美事的。
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蔭的？
馬克思提到的王茂蔭的那個“奏折”，是王茂蔭于1854年3月5日以戶部右侍郎的名義再次向咸豐皇帝上的一個題為《再議鈔法折》的奏折，因為之前，咸豐皇帝沒有采納于1851年9月2日上的《條議鈔法折》中提出的“建議發行鈔幣”的幣制改革方案，導致通貨膨脹、民間混亂。他只得再上奏折提出第二個包括四項建議的關于幣制改革的方案，建議政府“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制止通貨膨脹。結果這個方案不但又被拒絕，還被指責為只知“專利賈”而“置國事于不問”，遭受“嚴行申飭”。
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蔭的“奏折風波”的呢？從《資本論》中可以知道，他是從出版于1858年的柏林德文版《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于中國的著述》一書中獲悉的，這個德文版本是由卡爾·阿伯爾博士和阿·梅克倫堡這兩位德國人從俄文版譯成的。這部書的俄文版書名為《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刊》，記載有關于王茂蔭的這個奏折風波的《內閣關于紙幣的奏折》即為該書4卷29篇文章中的一篇，收在第3卷中。
《內閣關于紙幣的奏折》一文的作者，是帝俄駐北京公使館的葉夫拉姆皮。這篇文章用俄文直接從中文版翻譯《再議鈔法折》和咸豐皇帝《三月初八日上計諭》的內容，然后以評述的筆調敘述了王茂蔭其人與奏折風波的情況。這篇文章被帝俄駐北京公使館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編入《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刊》一書中，他當時是這套書的發起者和主持出版者。
因此，我們可以說：王茂蔭成為《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應該歸功于巴拉第的發起和收編，葉夫拉姆皮的撰稿和譯介，卡爾·阿伯爾和阿·梅克倫堡的從俄文翻譯成德文,不然馬克思是無法知道王茂蔭貨幣觀點以及奏折風波的。
王茂蔭故居
是誰最先倡議研究王茂蔭的？
中國最先倡議研究王茂蔭的是郭沫若先生。他第一篇倡議研究王茂蔭的文章《〈資本論〉中的王茂蔭》醞釀于1936年6月，寫作于同年10月19日，發表于12月25日，寫作地點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寓所中。當時郭沫若因發表討蔣繳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而遭受蔣介石的通緝，只得于1928年再次東渡日本，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才回到祖國。旅日十年間，他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其目的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總結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給人們指出前進的方向。在此期間，他翻譯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并從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中發現了王茂蔭從而進行“關于王茂蔭的探索”（郭沫若）。這段時間郭沫若關于王茂蔭的探索碩果大致有這么幾個：其一，撰寫出《〈資本論〉中的王茂蔭》和《再談官票寶鈔》，分別發表于上海左翼文藝刊物《光明》1936年第3卷第2號上，拉開了中國王茂蔭研究的序幕；其二，經過對《東華續錄》等典籍的研究，考證并糾正了中、日《資本論》譯者關于“王茂蔭”名字“王卯寅”“王猛”“王孟伊”等訛誤，還王茂蔭之真面目；其三，經過對文物和史料的研究，提出了對于“官寶鈔”等的獨到見解；其四，發出了研究王茂蔭的倡議：“我想借此以刺激一下研究近世經濟史的學者們，希望他們有資料之便的，多多做點整理工作”，并引起了迅速而可喜的社會反應。
王茂蔭故鄉的王茂蔭雕塑
王茂蔭故居現況如何？
王茂蔭的故鄉安徽省歙縣現在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他的故居就在歙縣雄村鄉義成村的義成街上，乘汽車可以直達，因為徽（州）杭（州）高速公路正好從義成村邊經過，徽杭高速公路的路牌上，就有“王茂蔭故居”的示意。
王茂蔭故居建于清代中葉，是在王茂蔭手上建造的，他將其命名為“天官第”。據村里人說：那塊一直高懸于門楣之上的“天官第”巨匾在“文革”中不翼而飛，到現在還未找到。但這故居當年對于王茂蔭來說是情牽夢縈之地，因他“京宦三十年，未嘗攜眷屬”，故鄉省親，必然頻仍。同時，晚年抱病返鄉處理母親喪事后，不久也在這兒惜別人間，葬于離此不遠、逆江而上的岑山渡玉子山上，墳墓朝向遙對故居大門。
2016年，歙縣將王茂蔭故居納入徽州古建筑保護利用工程，對上爭取資金近200萬元，對“天官第”和“敦仁堂”進行保護修繕，以原汁原味的徽派木工風格，復活徽州古宅的靈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