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偉
近期，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五師中原分會趙小泮同志在《鐘偉在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一段經歷的真相》（以下分別簡稱“縱隊”與“真相”）一文中，批駁了張正隆新作《一將難求：四野名將錄》描述的有關事實，講述了他所謂的“真相”。
其實，趙小泮所謂“真相”只不過是任質斌同志的一面之詞。1998年，曾任縱隊代理政委的任質斌《在中原八年》（簡稱“八年”）一文提出所謂的“鐘偉事件”，嚴重歪曲歷史事實，極力進行自我標榜。“真相”所列主要事實完全照搬“八年”所說，多處敘述一字不差。下面我們僅就“真相”講的幾個重要的事情談談我們了解的事實與看法。
縱隊對鐘偉的處理決定并未得到上級批準
“真相”強調處理鐘偉問題“始終是在中央、中原局的領導下進行的”，“縱隊與中央和中原局先后有五次電報聯系”等等，給人的印象似乎上級贊成縱隊的處理決定。但是在有關電報和上述文章中，看不到一句中原局或者中央肯定縱隊處理決定的意見。縱隊上報處理鐘偉的決定是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劉少奇回電，只讓縱隊派人把鐘偉送到中原局由他處理。由此可見，當時主持中原局的劉少奇不僅對“開除黨籍”沒有批準，而且實際上對“撤銷職務”也并未同意。否則，為什么要求“由他處理”呢？劉少奇了解鐘偉的歷史和為人。他在還沒有全面了解事實以前能夠這么做是很不容易的，完全是出于對黨的干部的愛護，是對鐘偉的一種保護。
“真相”所說“組織”，只是縱隊的領導而已。然而，縱隊對鐘偉這樣的干部是無權自行處理的，其處理決定未經上級批準是無效的。
后來任質斌也說：“現在回頭再看對鐘偉問題的處理，似乎夸大了一點，用開批斗會的形式處理這種問題也不盡妥當，最后確定開除黨籍是在當時那種特殊氣氛中做出的，似乎也過了……”盡管說得輕描淡寫，但畢竟承認了當時的處理確有問題。既然如此，現在“真相”怎能還說：“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處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呢？
所謂“鐘偉事件”
只要稍微有點軍事常識，都會發現所謂“鐘偉事件”的主要事實疑點重重。以下我們僅舉幾個例子。
其一，“八年”等文說：“第三團政委鐘偉在進軍大小悟山時不聽指揮，未請示報告，在敵人強攻下，擅自撤走部隊，致使敵人打到李先念指揮陣地跟前。”在他們的筆下，鐘偉成了一個在危急時刻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人。假如真是“在敵人的強攻下，擅自撤走部隊”，判鐘偉等人一個“臨陣脫逃”罪毫不為過，按軍法是要槍斃的！可是縱隊1940年7月24日電報里卻僅僅講鐘偉“執行上級命令不堅決，講價錢（如大悟山戰斗中擅自放棄四方山陣地等）”。到底那個說法是真的？另外，“在敵人的強攻下”，一個團都抵擋不住，營教導員任子衡只帶一個班居然能繼續堅持到黃昏，而且全身而退，豈不更是咄咄怪事！
因此可以斷定：當時三團當面是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敵人。所謂“在敵人強攻下，擅自撤走部隊”的說法完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其二，“八年”等文大談“鐘偉事件”時絕口不提三團團長肖遠久，造成讀者誤以為此事都是鐘偉一人所為。“真相”也始終回避最主要當事人肖遠久的具體說法。
肖遠久同志1929年參加紅軍，歷任紅軍團長、八路軍一一五師副團長等職務，英勇善戰，指揮經驗非常豐富。將三團從四方山陣地撤走等決定是他和鐘偉共同商量作出的，肖遠久對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
種種現象表明當時三團與縱隊對于兵力部署、戰場指揮等問題存在著分歧。肖遠久的說法對大家客觀、全面地分析當時戰場總的形勢，分清責任與是非十分關鍵。決不能簡單地認為上級的命令一定就是正確的。
退一步講，就算是三團錯了，要追究責任的話，毫無疑問團長要比政委負有更大的責任。為什么“八年”從一開始就稱之為“鐘偉事件”呢？
其三，任、趙指責鐘偉搞分裂，講他“要脫離豫鄂挺進縱隊，單獨帶隊到鄂南慕阜山去活動”。這是嚴重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1939年6月，鐘偉從抗大來到縱隊，到發生所謂“鐘偉事件”不到一年的時間，先后在兩個團工作。而且縱隊里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河南、湖北本地人，鐘偉是人生地不熟。更重要的是他已經被調離三團待分配，無職無權，怎么能夠“單獨帶隊”？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很清楚，鐘偉那時根本沒有“另立山頭”的條件。
實際情況是鐘偉在受到極不公正處理的情況下，與三團的一個營長商量一起到蘇北找陳毅。黨員向更高一級組織直至中央申訴意見，是黨章賦予黨員的權利，這與分裂隊伍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豈能混為一談！由于蘇北遠隔千里，一路必須通過日偽大量關卡和多道封鎖線，因此，鐘偉事先在一張地圖上仔細地選擇了行走路線，并特意用紅藍鉛筆標明。后來被縱隊抄走的地圖上標注的明明是去蘇北的路線，為什么偏偏一口咬定鐘偉要“單獨帶隊到鄂南”呢？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鐘偉本人的行動。后來鐘偉實際到達的地方是蘇北新四軍軍部，既不是鄂南，更不是湖南。
任質斌說之所以由他來出面處理鐘偉的問題，是因為“李先念同志覺得很難辦”，“怕造成一方面軍老同志誤會”。然而，這種說法恰恰反過來表明了當時縱隊內部對所謂鐘偉事件的看法以及縱隊某些領導的做法存在著分歧與爭議。假如鐘偉的錯誤真像說的那么惡劣明顯，又是“在敵人強攻下，擅自撤走部隊”，又是要“叛逃湖南”等等，這跟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的關系扯得上嗎？“誤會”又從何而來？
鐘偉究竟是怎樣到蘇北去的
“八年”等文稱：“我們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派了一個連把鐘偉送到華東”。說是“一個連”送的，又不是去打仗，派一個連干什么呀？護送？對一個已經被開除黨籍、撤職罷官的人有這個可能嗎？押送？對還帶著一個不滿周歲孩子的鐘偉夫婦有這個必要嗎？從湖北到華東要通過敵占區，一個連100余人是個多大的目標，生怕敵人發現不了嗎？
事實是怎樣的呢？讓我們還是從開始說起。1940年年初，縱隊幾個月就攻占了應城、大小悟山等地，建立了鄂東根據地。這時，某些縱隊領導開始頭腦發熱，盲目樂觀，決定立即將新成立的三個團深入到敵后去開辟新根據地。對此，鐘偉等人表示了不同意見，提出這三個團絕大多數戰士都沒打過仗，對我黨的方針政策缺乏了解。加之，人員十分復雜，包括一些剛剛改編的偽軍、民團和土匪。所以鐘偉等人主張先要整訓部隊再圖進一步發展。此外，對于縱隊幾次戰斗的指揮也有所爭論。本來，上下級之間出現不同意見，甚至爭論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某些縱隊領導為了維護個人權威，不但不認真聽取鐘偉等人的意見，反而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宗派小集團”一頂頂大帽子扣在他們頭上。由于鐘偉一向敢講話，所以成為打擊的重點。他們為了加大斗爭火力，甚至還把鐘偉夫人劉挽瀾的家庭出身也硬要扯在一起，公開講“鐘偉的岳父是反動軍官”，“鐘偉老婆劉挽瀾有特嫌”等等。
另一方面，縱隊給中央、中原局的電報不顧基本事實，妄加種種罪名。如7月24日電報稱鐘偉“無形中與三團落后干部形成一個小集團”，8月31日電報竟然胡說“鐘偉政治上已經發生動搖，日前他曾秘密鼓動三團三營長叛變，一起逃往湖南獨立地開創一個局面”。更有甚者，8月29日電報向中央建議“把他監禁起來”。完全是對敵人的手段嘛！由此，大家完全可以想像在縱隊內部批斗會場會是一種什么情景。我們認為，縱隊某些人“極為夸張”的言詞，極為過火的做法，正是引起劉少奇對縱隊決定產生很大疑慮的主要原因。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鐘偉打算直接找陳毅申述意見。其地圖被搜出后，8月初縱隊召開大會，集中火力批斗鐘偉的“右傾機會主義”和“逃跑主義”。縱隊領導當場宣布對其撤銷職務、開除黨籍的決定。同時，還指責劉挽瀾對鐘偉“逃跑”知情不報，給以“停止黨籍半年”的處分。
由于鐘偉在戰場上一向勇猛、機智，特別是平時關愛部下，周圍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觀點。1940年11月底的一天深夜，他帶著老婆、孩子和專門挑運、保管團部文件等物的老戰士汪永富，三團的馬夫以及團警衛班8個同情他的戰士從八字門出走了。鐘偉的行動是對縱隊錯誤決定的堅決抗爭。鐘偉一行盡可能繞過敵人的重要據點，夜行日宿，匆匆急行。
鐘偉一行在安徽無為遇到從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的傅秋濤，傅秋濤開始挽留鐘偉一起干，但鐘偉執意要找新四軍領導解決問題。于是，傅秋濤熱情地招待了鐘偉一行，給予不少的物資幫助。1941年2月初，鐘偉一行終于抵達蘇北鹽城。首先接待鐘偉的是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
新四軍領導人詳細聽取了鐘偉夫婦的申訴與反映的問題，非但沒有追究鐘偉所謂的“嚴重錯誤”，反而對其非常信任和重用，先是安排鐘偉擔任“抗大五分校代校長”（原校長由黃克誠兼任），后來在日偽大掃蕩、極其險惡的形勢下又讓鐘偉擔任新四軍蘇北軍區四支隊支隊長。這是鐘偉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從此，鐘偉突出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建立了一系列輝煌的戰功。
鐘偉自行到蘇北找新四軍領導“告狀”，這在某些縱隊領導看來是錯上加錯，膽大妄為！然而新四軍領導反而委以重任，可以想像這使他們何等尷尬，耿耿于懷！而且，這個事實本身就使指控鐘偉要“叛逃湖南”，以及某些人極力標榜的什么“鐘偉事件的妥善解決”，“也教育了他本人”，是“豫鄂邊區‘反不良傾向斗爭’最大的成果之一”等說法通通不攻自破。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所謂鐘偉事件實際上是縱隊某些領導人動用手中權力，采取錯誤手段，進行過火黨內斗爭，粗暴壓制、打擊不同意見同志的典型事例。如果當時不是新四軍的領導慎重、正確地處理了所謂的“鐘偉事件”，不是鐘偉本人進行了堅決的抗爭，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就不會有一個威震敵膽，戰功赫赫的鐘偉將軍。
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時隔多年，任質斌仍然認為當時對鐘偉的處理“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宣稱會議對“大大加強共產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增強內部團結，真正做到統一領導，統一指揮起了決定性作用”。這實在是大有文過飾非之嫌。任何用強權壓出來的“團結統一”只能是表面的，暫時的，其固有的問題與矛盾遲早都會爆發的。我們建議看看著名作家劉統所著《中原解放戰爭紀實》一書有關中原突圍前后的章節，相信讀者對深入認識本文所說問題會有所裨益。
我們認為研究歷史問題，應該像陳云同志倡導的那樣，不唯史，不唯上，只唯實。事實是唯一的根據，回憶錄只能當作參考。
我們希望每個軍史研究人員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有科學嚴謹的態度。對于所說事實應多方考證，絕不能搞哪方面的黨史、軍史研究就片面拔高有關領導人，只說功勞，不談問題，甚至把問題當作成績來宣揚，這是與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本違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