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新、文媛夫婦
故事的主人公叫文媛，是一位金寨籍的老紅軍，她雖然只是一名普通女“特工”，但是，她卻和一些著名的革命人物在一起工作過、戰(zhàn)斗過。文媛的丈夫叫陳一新，也是一位老紅軍，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隱蔽戰(zhàn)線的忠誠戰(zhàn)士，新中國成立后任湖北省副省長。
陳一新、文媛夫婦一生為了革命事業(yè)，與子女們離多聚少。1949年以前，三個孩子就像孤兒一樣被寄養(yǎng)在不同的人家中。他們不知道父母在哪兒，也不知道父母長的是什么模樣。1949年，陳一新夫婦隨部隊從東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時，他倆通過當?shù)氐鸟v軍領導王樹聲，才從大別山深處找回三個孩子。當時，三個孩子的身體極度營養(yǎng)不良，甚至水腫，而且沒有文化。陳一新心疼地說，我們一定要將你們培養(yǎng)成擁有健康體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此后，陳一新夫婦便一直堅守著他們的承諾。
要讓孩子們知道革命勝利來之不易
陳一新夫婦經(jīng)常向子女們講述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故事，讓他們從小就知道革命勝利來之不易。陳一新常說：“人活著總要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一定要符合人民群眾和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這樣生活才有動力，人生才有價值。”
陳一新參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協(xié)助潘漢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時期，生活艱苦、環(huán)境險惡，陳一新得了肺結核病。他說，雖然多次被漢奸、特務監(jiān)視和跟蹤，但是我心中有堅定的信念，死都不怕，還有什么困難不可克服呢？因此，每當遇到敵情時，他都能沉著勇敢地應對、敏銳機智地周旋，從而一次又一次地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陳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隊被組織安排留守江西堅持斗爭。這支留守部隊中有許多老、弱、病、殘。陳一新是主要負責人之一，還有毛澤覃（毛澤東的弟弟）、陳丕顯、胡耀邦等同志。他們沒有吃的，就去攻打財主、土豪；沒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嶺露宿。有一次，在打擊土豪的過程中，陳一新帶領的小分隊被敵人包圍了。為了掩護同志們撤退，陳一新留在最后與土匪進行巷戰(zhàn)。突然，敵人從背后抓住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包袱，迅速翻墻逃脫。土匪們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雙草鞋和幾件破舊的衣物。長征勝利后，黨組織找到了他們這支與乞丐差不多的隊伍。陳一新說，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從未流過淚，可是，見到黨組織時，卻止不住地落下了淚……
要像包拯那樣秉公執(zhí)法
陳一新除擔任副省長一職外，還兼任湖北省公安廳廳長。他平時告誡子女，公安人員擔負著保衛(wèi)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的重要任務。公安人員除了要具備敏銳、機智、勇敢的戰(zhàn)斗技能和精神外，更要具備人品正直、心無邪念、秉公執(zhí)法，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走一個壞人的道德品質。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黨及其反動殘余勢力作最后掙扎，企圖顛覆新中國。為了維護祖國的安全，公安部門的工作十分艱巨。陳一新夜以繼日地工作，嚴格審查上報材料、核實證據(jù)，嚴懲一些不法分子，狠狠打擊他們的反動氣焰。
上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國民黨揚言要反攻大陸，大陸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充當臺灣的間諜，出賣國家利益，為臺灣提供大陸的軍事、政治等情報。湖北省一位高級干部的兒子就是其中一員。經(jīng)多方查證，在證據(jù)確鑿的情況下，陳一新將這一情況如實上報省委。經(jīng)中央有關部門批準后，將其逮捕，并繩之以法。事后陳一新對子女們說：“‘在其位，謀其政’，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們不能以一己之私，誤了國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要像包拯那樣秉公執(zhí)法。”
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一新、文媛夫婦都被反復地批斗過。陳一新因有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少受了很多罪，而夫人文媛就沒有那么幸運了。有一次，造反派給她脖子上掛上個牌子游街。沉重的牌子上細細的鐵絲深深地勒進她的頸部，鮮血都隱隱滲了出來。即使這樣，文媛仍說：“我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這些都是暫時現(xiàn)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從沒有怨恨過誰，就連那些曾經(jīng)批斗過她的人來看望她時，她也從來不提此事，只當一切從未發(fā)生過。夫妻倆為了革命事業(yè)，為了國家利益，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個人恩怨。
用實際行動教育和引導孩子們
由于陳一新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安排他分管公安。他長期以來養(yǎng)成了原則性強、堅守機密、嚴格執(zhí)法、膽大心細的工作態(tài)度和工作作風，因此在任期內，他雖然處理了大量案件，但沒有冤假錯案，更未錯殺一人。有一位名為任馨的死囚犯，是何應欽的隨身軍醫(yī)，經(jīng)過查證，他并無血債。被捕后，有人建議處他死刑。陳一新堅決反對，將其死罪改為長期監(jiān)禁，讓他發(fā)揮特長，為獄中的犯人治病。他在監(jiān)獄中表現(xiàn)很好，后來改為有期徒刑。期滿釋放后繼續(xù)行醫(yī)，為群眾做了不少好事。
上個世紀60年代，毛主席多次到武漢視察，陳一新總是事先親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暢游長江時，他隨同左右，從未出現(xiàn)過差錯，曾得到毛主席的贊賞。
陳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奮而且非常重視學習，常去大學聽課。他的文章寫得很好，鋼筆字、毛筆字寫得也很漂亮。他常對子女們說：“在國破家亡的條件下，想讀書都沒有條件。你們現(xiàn)在很幸福，你們要好好讀書。”有一次，陳一新從北京開會回來，對子女們說：“現(xiàn)在，我們的國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們要努力學習，將來才能報效祖國，國家強大了才不會被外敵欺侮，人民才能安居樂業(yè)……”在他教育下，兒女們分別考上了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現(xiàn)國防大學）和武漢醫(yī)學院（現(xiàn)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yī)學院），畢業(yè)后分別在國防、部隊和衛(wèi)生部門工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陳一新夫婦的工作態(tài)度和責任心對兒女們也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1969年陳圣海（陳一新兒子）在浙江嘉興高炮部隊（現(xiàn)為火箭軍）服役。9月8日那一天，美蔣U2高空偵察機第五次竄犯大陸領空。陳圣海所領導的高頻排是導彈部隊的眼睛，接到敵機進入防區(qū)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貫注地搜索，捕捉到U2飛機的行蹤，精確地確定方位，來犯的敵機被我軍導彈部隊成功擊落。自那以后，美蔣飛機再也不敢竄擾大陸了。陳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榮立集體一等功、他個人立三等功。
堅決不能讓孩子們搞“特殊化”
陳家兄妹回憶道，在小學階段，他們讀書是供給制，一切都由學校安排。上中學后，家離學校約有三站多路程（那時無公交車）。陳一新夫婦從不讓他們坐公家配給的公車，要求孩子們步行上學、放學。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陳一新的司機有空，就自作主張地去學校接孩子。陳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評了司機，并說：“不能讓孩子們搞‘特殊化’，小孩子吃點苦有好處，更何況比起長征時期的小戰(zhàn)士，這簡直不算什么。”
陳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簡樸，無論是吃還是穿，從不挑剔。凡是有好吃的，他們總是讓孩子們先吃。他們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時間多是看報、讀書、寫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樹、鋤草、栽花，有時也打打太極拳或下下棋。陳一新去世后，子女們在清點他的遺物時，除了發(fā)現(xiàn)幾套舊西裝、中山裝及換洗的衣物外，別無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陳一新、文媛夫婦雖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們慈祥的笑容、諄諄的教誨、殷切的希望，永遠銘刻在兒女們的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