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川藏高原到南海艦隊，從云南、廣東、廣西三個省的邊海防到迪慶高原、青藏高原的采訪，我見證了官兵們戍邊守防的情懷，也體悟了官兵奉獻犧牲的境界，他們是我靈魂深處的坐標，也像圣潔的梅里雪山一樣，成為矗立在我軍事記者生涯中的一座座豐碑。
倒下去的是身軀，站起來的是精神
從大年初一在云南省西盟縣烈士陵園祭拜先烈到在迪慶高原去香格里拉烈士陵園祭掃龔曲此里墓，再到云南、廣東、廣西三個省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的南澳島、西盟、麻栗坡、匠止等幾個烈士陵園里的默哀，除了無聲的淚水不知不覺地滑落，還有內心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與沖擊。血染戰旗，血戰沙場，血灑自己深愛的土地，這是男兒的豪情，也是軍人的壯志，化作山脈，融入泥土，護衛祖國的山川大地，才使今日錦繡山河充滿了生機和朝氣。
烈士陵園
每當我俯下身子在烈士墓前獻上一束采來的野花，每當我駐足那停留在17歲、18歲、19歲、20歲、21歲、22歲的生命前，每當我讀到墓碑上留下的他們生命最后瞬間的事跡，每當我看到那些無名烈士紀念碑的時候，他們留下的無論是有名字的墓碑，還是無名烈士紀念碑，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種聲音，那就是你們都是人民心中永遠的英雄，我們永遠感覺得到你們心跳的聲音。
西盟縣烈士陵園，大年初一我們含淚祭拜，盡管墓碑上的字跡已經斑駁，盡管為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他們把生命永遠留在了紅土高原，但我們卻在那肅穆的群山之中，感受到他們不倒的精神。在香格里拉烈士陵園，有一座沒有碑的墓，官兵說他曾駐守在迪慶高原，孤獨和寂寞讓他在駐守高原的歲月里選擇了自殺，死后他被埋在了這里，戰友們經過他的墓地，掏出香煙，為他點燃香煙的那一刻，我們在與他對話，也在與自己的靈魂對話。
在匠止烈士陵園那1000多座烈士墓的每一階臺階上，我們都是汗如雨下、淚如雨下，走在那312座墓碑和犧牲223名烈士就有312階和223階臺階的烈士陵園里，數字已不再是數字，那是走在生命鋪就的通往勝利的血染的道路上。老山主峰依舊巍峨，麻栗坡烈士陵園里那957座墓碑，在雨中讓我感到生命雖已逝去，但精神卻并沒有隨著生命的消逝而消失，因為每座墓碑上那朵耀眼的紅玫瑰，都在訴說著他們對親人的愛與對家鄉故土的思念。
看到我腳傷疼痛難忍、上下臺階艱難，陪我的戰友就從攙扶到背著我前行，這讓我一次次感動得熱淚盈眶。汗水濕透軍裝的那些日子，眼中始終有不干的淚水，心中有不斷升騰的敬意。從春到夏，從秋到冬，每一次幾十天的跋涉，都讓我見證了軍人的奉獻與犧牲，有長眠在烈士陵園的烈士們付出生命代價在戰爭年代做出的犧牲，也有和平年代的執著與堅守，戍邊守防的軍人們只能在月夜仰望繁星，捎去對親人的思念，他們把青春的汗水和熱血灑在了駐地，而對親人卻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說一聲：“對不起。”
采訪中，樸實的官兵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習慣了。”他們習慣了孤獨、寂寞，習慣了清貧，習慣的那一切都是常人甚至有時無法理解的，比如大災大難面前，他們沖在了前面，而與家人可能雖近在咫尺卻擦肩而過，他們的孩子因駐地的偏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他們在聽到電話里妻子生病的聲音時，卻不能親手端上一杯熱水，但他們卻說，“有我們在這里，就有了萬家團圓！”舍小家，顧大家，這是軍人的本色。
站在每一座界碑前，我都激動不已；站在每一座烈士墓前，我都沉默不語；站在每一位軍人面前，我都肅然起敬。先烈倒下去的是不朽的軀體，留下的卻是永恒的精神。我們傳承這種精神，我們沿著他們的足跡前進，有苦不言苦，有累不說累，心中有日月，腳下有天地。我們在踏住腳下堅實的大地這一刻，感受到大地母親的力量，也感受到先烈對我們的支撐。我們的靈魂不再孤寂，我們的內心不再彷徨，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在延續著他們的生命，我們追求的是他們的理想，我們完成的是他們未竟的事業，所以，我們的脈搏永遠在一起跳動。
消失的地平線上，飄動著五彩經幡
《消失的地平線：香格里拉》這本書讓我知道了一個“世外桃源”，在這人間仙境，我走近了一群駐守在高原的官兵。飛抵香格里拉機場，在胸前哈達隨風飛舞的那一刻，在沿途看到風中飄起的五色經幡，我的思緒又回到了去年在川藏高原采訪經歷的生死考驗。高原反應同樣在迪慶高原也折磨著我，頭暈目眩，心慌氣短，最難忍的是夜里吸著氧氣，卻依舊胸悶、肺疼。采訪的9個日日夜夜沒洗過澡，高原最怕的是感冒，而我受傷的雙腳包的藏藥也不能洗澡。
然而，走進迪慶軍分區，我看到的卻是官兵們在考核3公里，他們跑的最好的成績是藏族連長魯茸培楚的10分32秒。望著這位力量型、皮膚古銅色、身材勻稱的藏族青年，我忍不住問，高原不是可以降低標準嗎？他告訴我，這是高原官兵自己的訓練標準，就是與內地一樣，體現的是“缺氧不缺精神”，敢于挑戰自己的體能極限，甚至他還經常會帶著連里的戰士們沖山頭。
緩步走都令我舉步維艱，在廚房拍一位戰士做西紅柿炒雞蛋的視頻，弄得我頭暈眼花，因為缺氧，高原上炒菜的時間要比內地長，而我屏住呼吸去拍攝，差一點兒暈倒，所以，當我聽到他帶著戰士們沖山頭，真的是肅然起敬。即便是他這樣生于斯、長于斯，高原的嚴苛環境依然是不可抗拒的殺手，就像迪慶軍分區原副司令員龔曲此里生前得的每一種高原疾病都是致命的一樣，魯茸培楚的心臟也在經受著考驗。那些來自內地的官兵在高原駐守幾十年后，都不同程度患上了高原疾病。他們走下高原，很多人因為不能再適應內地的氣候和環境而很快病逝。
在尼西鄉森林撲火的救援現場，我見到了香格里拉人武部王獻民部長，他帶領民兵正在救火。看到火場上氣喘吁吁、滿身是土、滿腳是灰、正在指揮的他，我意識到這里不管是背水上山的民兵，還是奮戰在海拔4000多米挖隔離帶的官兵們，除了與山火奮戰，還要與高原抗爭。當火勢得到控制，險情排除之后，王部長說，今天是他兒子的生日，可是連續奮戰在一線，他把這日子給忘了，妻子打電話過來，他沒敢多說話就給掛了，他怕妻子聽到這里的嘈雜聲而擔心，也因為沒能給兒子一句祝福而遺憾，這句話讓我感受到了他對妻兒的深愛與愧疚。
尼西鄉救火現場采訪人武部部長王獻民
2010年，唱凱決堤堵口的第一天，我飛抵江西撫州，滿眼是滔天的洪水淹沒的村莊和田地。在那里，我見證了抗洪官兵們幾十個小時不睡覺、不休息，戰斗在一線挽救群眾生命財產的感人場面。一位老奶奶送錦旗給子弟兵跪地的瞬間，令在場官兵無不動容，而在迪慶高原這次森林撲火，龔曲此里的妻子在送我和龔建平奔赴火場前，她幫我換上迷彩服，中午11點多，我們還沒吃午飯，她就給我和龔建平的軍裝口袋里塞巧克力。她的眼神里充滿了擔心，盡管我們嘴上說沒事的、一定會平安回來，但她的眼里卻還是閃動著淚光。
當我們從火災一線下來，在香格里拉建塘鎮的街上看見龔建平的媽媽時，龔建平拉開車窗大聲叫“媽媽”，像是心靈感應，他的媽媽循聲回頭看見了我們，臉上綻放出開心的笑容，她讓我們先回家等，她給我們買吃的東西。龔建平說，這是自他的阿爸去世后，阿媽第一次笑得這么開心。車里流淌著藏歌悠揚、歡快的旋律，我看見龔建平的眼睛濕潤了，我也被這相依為命的母子感動了。龔建平母子在災難面前選擇的永遠是龔曲副司令員的做法，那就是義無反顧地沖上去。
龔建平說，自己1米84，穿便裝時，阿媽說他有些駝背，還擔心要不要為他矯正，可是，當穿上這身軍裝時，阿媽奇怪，他竟然一下子變得挺拔了。龔曲此里是穿著自己深愛的軍裝離開這個世界的，現在龔建平身上的軍裝，承載的是他們父子兩代軍人對軍隊的感情，所以，這身軍裝讓他覺得是為阿爸穿，為他們共同的理想而穿，因而脊梁骨必須要挺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阿爸。抬頭看見香格里拉轉經筒，周圍飄動著五色經幡，我想這經幡也見證著軍人的大愛深情。
陣地鏖戰帳篷為家，大漠礪兵神劍鑄魂
從云南到青海，我見到了一群唱著《老男孩》的80后、90后官兵。他們在陣地上頂風冒雨搭建帳篷，就著風沙吃盒飯，披星戴月地訓練，蚊蟲叮咬談笑作樂，就是親人離世的痛苦，也都深埋心底。看上去，稚嫩的臉就是一群孩子，但他們學會了吃苦，學會了忍耐，學會了承受，也懂得了擔當，因為他們不再是孩子，而是軍營男子漢。
1994年出生的黃遵高，在駐訓前幾天，得到母親病逝的消息，他的母親把自己的器官捐獻給了當地紅十字會，遺愿是要兒子在部隊安心服役。接到父親的電話，黃遵高沒有回家，而是選擇隨部隊上高原駐訓，因為他說母親已經走了，他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行動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當我看到他扭頭擦拭滑落的淚水那一刻，我的心很疼。曬得黑乎乎的臉和手不再嬌嫩，但我覺得不只是他的身體不再嬌嫩，成長更多的是他的心靈，他在軍營中加鋼淬火，歷練的是他的精神。
同樣在駐訓場上談笑風生的黃浩，去年在貴陽駐訓時，奶奶病逝，今年在青海駐訓，爺爺病逝，今年，他8年的軍旅生涯也即將劃上句號。無論是在驕陽似火的訓練場，還是在暴雨如注的帳篷里，抑或是坐在火車站的月臺上吃盒飯，他的臉上從沒有凄苦的愁容和悲慟的神情。但是，1988年出生的他卻說，受到委屈時，想抱著僅比他大3歲的指導員金濤哭，就像班長郭鵬說，朋友和兄弟是不一樣的，朋友分享的是快樂，一起走過艱辛和苦澀的戰友是兄弟，分享快樂，也分擔痛苦，這個90年出生的年輕的“老班長”，讓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兄弟情。
在我高原反應的那天晚上，金濤和戰友們陪伴我度過了一個艱難的夜晚，也就是在那天，從云南轉戰帶到青海的小松鼠，在漆黑的帳篷里，由于沒有金濤的照料而被戰友坐死在了床上。我真的不知道金濤聽到這個消息是怎樣的神情，因為我第一次見到松鼠時，是他從懷里掏出來的，他說第一天晚上他把松鼠放在胸前，因為害怕翻身壓到它，他幾乎一夜沒合眼，第二天晚上，他把松鼠放在肩上，確保即使翻身也壓不到它，才睡了會兒覺。他還教會了松鼠吃瓜子，但卻還沒來得及教它吃松子，它就一聲沒吭地走了。
為此，我一直深深地內疚、自責，松鼠成了我們之間都不去談的話題。因為他心里難受，我心里也很難過。他越是沒有責怪我和他的戰友，我們心里卻都越難受。人與人之間相處需要了解，第一次在云南見到我，金濤說看見我被人扶下車，他對我的印象并不好，那時，他不知道我的腳受傷了，直到他看見我腫脹變形的踝關節和在長達幾天的火車機動時，由于洗不上澡，悶熱的車廂里我的胳膊都臟得可見汗泥的程度，他確認我們是“同道中人”。
在風雨交加的凌晨趕回營區的路上，坐在平頭柴卡車里的我實在支撐不住，就在震耳欲聾的音樂里睡著了，金濤把身上唯一還干的T恤脫下來蓋在了渾身濕透的我的身上。當我睜開眼睛，看見他還抱著我腫脹的雙腳，我的心里一熱。在火車上，戰士們橫七豎八擠在車廂里睡覺的情景和蹲在地上吃盒飯的一幕幕都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什么話都說不出來，我覺得“謝謝”這兩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我們之間沒有客套，只有共患難的生死戰友情。
在我和金濤座位之間夾著紅綢子做的大紅花，在列車緩緩開過來時，透過車窗，我們一眼就看到了暴雨沖刷的車窗內鮮艷奪目的紅花，這象征勝利凱旋的紅花令我們振奮不已。金濤的座右銘是：“軍官的最高榮譽不是凱旋時的載譽而歸，而是把他的士兵都活著從戰場上帶回來”，“我不求功名利祿，只希望把他們都能從駐訓場上平安帶回來，從青海回來就開始準備送老兵退伍了。”1985年出生的指導員金濤，把他的士兵平安帶回來了，包括我這個編外的“兵”。他讓我理解了責任，也讓我自慚形穢，因為他對熱點問題的思考，比我在課堂上、辦公室里的思考還要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