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期的朱瑞
翻開波瀾壯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一位所向披靡功勛卓著、值得人們永遠銘記的將軍就會映入你的眼簾。他就是享有“炮兵之父”美譽的人民解放軍炮兵奠基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朱瑞。有資料顯示，解放戰爭時期，全國共有26萬多人民官兵為新中國的創立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其中級別最高的就是時任東北野戰軍炮兵司令的朱瑞將軍。縱觀朱瑞的一生，堪稱是自覺加強黨性修為、不斷提升黨性覺悟的一生。
矢志不渝、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1905年9月13日（農歷乙巳年八月十五），江蘇省宿遷縣孝義鄉朱大興莊（今宿遷市宿城區龍河鎮朱大興居委會）一個朱姓的書香門第，一位男嬰呱呱墜地，給全家人帶來祥瑞之喜，這個男孩就是朱瑞。朱瑞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野蠻侵略和清王朝統治者腐朽賣國之時，風雨如晦，民不聊生。目睹這一切，兒時的朱瑞就種下了憂國憂民的火種。中學時代他開始接觸新思想，并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參與反帝反封建的斗爭，與志士仁人一起尋求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真理與良方。1924年中學畢業后，朱瑞立志獻身革命事業，毅然放棄了進入國立東南大學的絕好機會，報考廣東大學，并如愿以償地來到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廣州。在廣東大學，“搜求進步書籍，自行研讀”（鄭建英《朱瑞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P10），并完全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28年赴蘇留學的朱瑞，經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等6人介紹，加入了蘇聯共產黨，不久任蘇共炮校中國連的支部書記。1929年9月，朱瑞奉黨之命回國，由于嚴重的白色恐怖，已經有幾個月沒有和黨組織接上關系，心急如焚的他在多方打聽未果的情況下，不畏風險，專程從上海赴徐州尋找黨組織，不料聯絡人叛變，朱瑞險遭不測。然而這一切并沒有動搖他尋找黨組織的信心與決心。“蒼天不負有心人”，直到1930年3月他在上海的大街上巧遇鄧穎超，這才與中斷半年的黨組織取得聯系。朱瑞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動情地說：“自從離開莫斯科，到找到黨，先后六個月，這中間是我們最孤零、苦悶的時候……在找到黨之前，我們很像失去母親的孤兒”（《朱瑞傳》P41）。失去母親的孤兒這句肺腑之言，道出了一個共產黨員與黨組織之間的純真感情。
朱瑞在嚴峻的革命斗爭中，立場堅定，聽黨指揮，嘔心瀝血，艱辛工作，并時刻準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犧牲一切。長征途中，他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經常找干部、戰士談心談話，“鼓勵大家一定有堅定的信心，跟著朱、毛走出去。”（《朱瑞傳》P105）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朱瑞十分振奮。他堅決執行遵義會議決議，支持中央的正確主張，與張國燾的右傾逃跑和反黨分裂行為進行堅決斗爭，積極開展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帶領紅一軍團的廣大指戰員緊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周圍。
不畏艱險、舍身忘我的擔當精神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朱瑞始終以大局為重，勇于擔當、敢于負責，表現出了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強烈的擔當意識和犧牲精神。1930年秋，中共中央長江局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長江局軍委秘書長一職亟待有人接替。當時在被派往武漢工作的同志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我是扛著棺材去的”（《朱瑞傳》P43）。當他看到被指定前去的同志面有難色、猶豫不決時，便自告奮勇、主動請纓。領導對他這種知難而進的精神十分贊賞，立即接受了他的請求。朱瑞這次是下定犧牲的決心去武漢上任的。臨別前，他寫了一封與家人訣別的信：“我到遠方，生死難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朱瑞傳》P43）隨著形勢的日益惡化，長江局領導人任弼時、關向應、顧作霖等先后撤離武漢，由朱瑞全權負責長江局軍委和武漢市委的工作。他在極其艱險的情形下，堅守崗位，鎮定指揮，把一大批秘密黨員和統戰對象有序地撤離險境，完成了黨組織交辦的善后和撤退任務。長征中部隊行進到臘子口，被敵人憑借天險擋住了去路。為了盡快攻克臘子口，并減少部隊傷亡，當時已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朱瑞不懼危險，親自趕到戰斗前沿，實地觀察地形地貌，與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研究出“從右岸的懸崖峭壁攀登上去、繞到敵人左側進攻”的作戰方案。國民黨軍在紅軍的猝然打擊下，以為神兵天降，狼狽逃竄，從而一舉掃清了全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央為加強紅二方面軍的部隊建設和政治工作，調朱瑞任二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從當今的角度來看，他的這次職務調整屬于平調。朱瑞深知，較之已經走上正軌的紅一方面軍而言，履新紅二方面軍之后需要花費大量的心血，將有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要做，但他不講困難和價錢，愉快地服從了組織安排。到任后的朱瑞，遵照中央關于“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把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經驗帶到紅二方面軍去”（《朱瑞傳》P147）的指示，在總指揮賀龍和政委關向應的支持下，對方面軍總政治部的組織架構進行了調整，加強充實了各部門的領導干部，進一步健全了各項政治工作制度。與此同時，朱瑞還按照黨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東北軍中下層干部對此表示不滿，強烈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回陜，否則將與中央軍展開血戰。有些人甚至聽信親日派的挑撥離間，對紅軍的誠意產生懷疑。朱瑞不顧個人安危，主動去做東北軍的一些團、營長的工作，向他們表明共產黨和紅軍為爭取國內和平局面的一貫立場，提醒他們切莫聽信親日派的教唆，千萬不能做破壞“三位一體”、分裂東北軍整體力量的蠢事。如沐春風的話語，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得東北軍的廣大軍官如夢初醒、口服心服。此舉對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保持紅二方面軍與周圍友軍的友好合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政委關向應在朱瑞離開二方面軍、前往華北抗日前線的臨別贈言中所說：“你在東北軍搭建了國共合作的橋梁，愿你再開辟一條收回東北的大道。”（《朱瑞傳》P149）。
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為延安炮兵學校題詞
延安炮兵學校大門
1945年6月中旬，中央有意安排朱瑞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主要任務是同國民黨和美國代表談判，但他見到毛主席卻說，副總參謀長責任重大，請中央考慮更合適的人選。我在蘇聯是學炮兵的，現在隨著抗戰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建設炮兵已成為重要任務，我愿到炮校當一名教員，為發展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席聽了他的話很高興，用欣賞的目光看著朱瑞說，你的想法是正確的，你主動考慮革命的需要和戰爭的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這種精神很好。我支持你的意見，去建立我們自己的炮兵。毛主席這天興致很高，還向朱瑞詢問了組建炮兵需要解決的問題和一些大炮性能等具體情況。當朱瑞談到自己在建設炮兵中可以起到一個螺絲釘的作用時，毛主席說：“放手做，做一個橋頭堡”。談話結束后，毛主席提出與朱瑞一起合影留念。朱瑞后來曾對他的愛人潘彩琴說，解放戰爭時期，人們在各大根據地經常看到的（包括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毛主席掛像，就是取自毛主席和他的合影。臨別之際，毛主席還握著他的手說：“蘇聯有炮兵元帥，那你就做我們中國的炮兵元帥吧”（《朱瑞傳》P307）。不久，朱瑞便擔任了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三個月后，肩負重托的朱瑞率部開赴東北，在林海雪原、白山黑水之間奮力組建了一支人民炮兵隊伍。就在這支炮兵部隊摧枯拉朽，打得敵人聞風喪膽時，他又主動要求不在后方坐鎮、親臨前線參加遼沈戰役。在攻克義縣的戰斗中，我軍第一次使用從敵軍手中繳獲的150榴彈炮。朱瑞急于了解這種火炮在開拓突破口上的威力、性能及效果，不顧戰斗尚未結束，就帶領一個小分隊沖出指揮所，向城墻突破口奔去，途中不幸觸雷壯烈犧牲。將士們在清理他的遺物時，從他的貼身衣兜里發現了一份沒有寫完、浸透鮮血的關于建設我國第一流炮兵部隊的計劃。從此，一生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將軍，在新中國露出希望的曙光之時卻停止了奮進的腳步，年僅43歲。毛主席聞此噩耗，悲痛萬分，由他親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唁電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兵建設中功勛卓著，今日犧牲，實乃中國解放事業之巨大損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轉告全軍，繼續為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而奮斗，以紀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與時俱進、永不自滿的優秀品質
在朱瑞的身上，始終彰顯著與時俱進、積極進取的優良品質。從中學時代起，他就先后在徐州、南京、廣州等地求學，由于他酷愛學習、善于鉆研、學習成績一直優良，堪稱今天所言的“學霸”。1925年他被黨組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知識，1927年順利畢業。當時正值國民黨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朱瑞等人總結這次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打算繼續留在蘇聯“學點實際知識，尤其是軍事”（《朱瑞傳》P28），便于日后回國能更好地從事武裝斗爭。當時蘇聯火炮被譽為“戰爭之神”，在各個兵種中是一個熱門。于是朱瑞報考了炮科，進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軍事學校。由于勤學苦練，他成績優異，無論課堂測試，還是實彈射擊，總是名列前茅，在畢業考試和實彈演習中均獲第一，被譽為中國連的高材生，受到了炮兵學校領導的嘉獎。
1936年2月，黃河山西河段，冰河破碎，波濤洶涌。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朱瑞率部渡過黃河，東征進入山西。對于此次東征，中央下達了三項任務：一是打擊賣國賊閻錫山；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學生抗日愛國運動和全國反內戰高潮；三是壯大自己的力量，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實現（逄先知《毛澤東年譜》200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為了創造性地貫徹和落實好中央的指示，朱瑞領導大家群策群力，動腦筋、想辦法。他們一邊分田分地，一邊發動群眾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他主導的一系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使廣大貧苦農民紛紛覺醒，踴躍參加紅軍，不到一個月紅一軍團就擴充了7000多人。
遼沈戰役前夕，朱瑞根據廣大指戰員的實踐和自己的體會，結合我軍所處的歷史方位、作戰特點，以及在戰術、技術上的存在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研究并提出一系列適用于我軍的戰術原則。他指出：“我軍炮兵戰術不能全學蘇聯的（雖然他們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學國民黨的（雖然他們是超過我們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雖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們必須創造中國的東北人民的劣勢的炮兵的自己的一套適合消滅敵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戰戰術，但又不違棄作為炮兵和古今中外的一般的作戰法則。”（《朱瑞傳》P352）這些戰術原則主要包括集中使用火力，快、準、猛，攻堅作戰，步炮協同以及直接瞄準、抵近射擊等。朱瑞總結的這些炮兵作戰經驗和五大戰術原則，對我軍當時的炮兵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標志著“人民炮兵正在經歷并將跨過建設的初期階段而準備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即是能夠靈活運用戰術和能夠進行比較正規化作戰階段”（《朱瑞傳》P355）。時至今日，其中的步炮協同、集中火力、快準猛等戰術原則，仍然是我軍炮兵火力運用的基本原則。據統計，截至1948年8月，東北炮兵已經發展到16個炮兵團、2個高炮團和幾十個師屬山炮營，共有山炮、重迫擊炮等各種火炮4700余門，已發展成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個獨立兵種，為即將到來的遼沈戰役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朱瑞傳》P364）這些彪炳史冊的赫赫戰功，充分體現了朱瑞與時俱進的優良品格和非凡卓越的領導才能。
一縱隊司令員徐向前（前排左三）、政治委員朱瑞（前排左四）與山東縱隊政治委員黎玉（前排左二）等合影
重情重義、熱忱為民的赤子之心
朱瑞與人民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從小就同情貧苦人的生活，具有樸素和真誠的愛民情懷。長征中紅軍進入苗族地區，朱瑞和軍團政治部要求各部隊加強群眾工作，指示有關部門拿出財物接濟生活困難的苗族群眾。在紅軍的感召下，苗族的百姓很快就和紅軍打成一片，主動為紅軍燒水、帶路，許多苗族青年爭著要求參加紅軍。在山東工作期間，朱瑞緊緊依靠群眾，開展減租減息，并發動群眾向地主借糧度荒，解決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朱瑞在擔任部隊領導期間，經常下基層傾聽干部戰士的意見與建議，根據當時的任務與要求，提出符合實際的任務與措施，使部隊政治方向明確，工作卓有成效。在中央蘇區，朱瑞針對紅五軍團是從寧都起義過來的原國民黨部隊的實際，組織各級指揮員學習貫徹紅軍政治工作條例，引導大家樹立民主作風，克服軍閥殘余，建立新型的官兵關系。
長征過草地中，朱瑞不顧跋涉之艱難，主動把馬讓給傷病員乘坐，讓給同志們馱背包，而他卻從來都沒有騎過。在山東工作后期，他根據中央的指示，結合山東縱隊的實際，重視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廣泛發動和緊緊依靠群眾，開展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夯實了我黨在山東敵后抗日的群眾基礎，不斷把對敵斗爭引向深入。
嚴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崇高風尚
在朱瑞身邊戰斗和工作過的同志，幾乎眾口一詞地稱贊他對己嚴、對人寬，講團結、顧大局。尤其難能可貴和為人稱道的是，朱瑞總是以黨和民族利益為重，毫不顧及個人的顏面與得失。1942年是抗戰最為艱難的一年，因日軍的掃蕩和蠶食，根據地面積日益縮小，很多地方變成了游擊區；戰略區之間被敵軍分割、封鎖，難以相互聯絡和策應，經費非常拮據；群眾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軍事上的指揮也不夠協調統一，一些同志缺乏打持久戰的準備和應付困難的辦法。為此，中央代表劉少奇赴山東指導幫助工作，對山東分局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問題。作為黨在山東的最高領導人，朱瑞虛心接受批評，主動承擔責任，并表示堅決完成中央交給山東的“要爭取優勢”的任務，通過團結各方力量，奪取抗戰勝利。1944年，朱瑞奉命回到延安參加整風。一開始，他就給自己提出了必須提高，必須苦練一番，必須重新更始的“三個必須”要求。由于多種原因和“左”的思想影響，朱瑞曾一度被錯誤地指責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和批判。對此，他沒有半句怨言，而是敢于正視自己的錯誤缺點，勇于開展自我批評，并近乎嚴苛。他緊緊結合自己參加革命斗爭的經歷，從思想政治、組織、黨性等各方面，勇于帶頭自我批評，嚴于解剖自己，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亮節與高風，使自己的人生升華到更高的境界。
戰爭年代，老百姓和部隊的生活十分艱苦，朱瑞作為黨和軍隊的高級干部，堅持和大家一塊累、一塊苦，從不搞特殊化。長征中走出草地后，部隊打土豪搞到了四頭肥豬、十幾只雞，同志們給每位首長都送去一份，朱瑞卻借口有事情要處理，把飯菜讓給其他同志吃。主政山東期間，朱瑞堅持按標準就餐，從來不多花公家一分錢。有一次發高燒，炊事員給他燉了一只雞滋補身體，他堅持拿出自己的津貼按價補上。炮校遷址牡丹江后，他和妻子及兩個女兒4口人蝸居在林業大學一間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管理科的同志準備給他調整一下，他說：“現在還在戰爭時期，房子緊張，同志們連地下室都住上了，我這一間就蠻好。”管理科只好聽從他的意見。朱瑞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獻給了黨，而他留給家人和后來者的，則是高山仰止的不朽風范和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王冕《題墨梅》）。朱瑞，一名自覺加強黨性修養與鍛煉、理想堅定信念堅貞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一位英年早逝卻令人難以忘懷、顧全大局高風亮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作者為宿遷市黨建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