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
恢復和重建河南中共組織
??1937年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工作會議，出席30余人。接著，6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白區工作，張聞天、林伯渠、劉少奇、彭真、毛澤東、博古、朱德等16人出席。朱理治出席了這兩次會議。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河南省委，朱理治被指定為河南省委書記。離延赴豫之前，毛澤東親自同他談話，指出河南將是抗戰的重要戰略地區。要他抓緊時機，在各方面做好發動抗日游擊戰爭的準備。
回豫之后，朱理治首先著手恢復和重建中共地方組織。
十年內戰時期，中共河南黨組織多次遭到嚴重破壞，幾乎損失殆盡，黨員數量銳減，許多縣、區沒有黨組織，有黨組織的地方也不健全。朱理治一到河南，就千方百計、想方設法聯絡分散在各地的黨員干部，先在開封組建中共河南省委，而后又陸續建立了豫東、豫西、豫南以及豫西南等地的黨組織，使各級黨的組織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
為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河南黨組織的狀況，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關于發展組織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大力發展黨員，積極整頓、恢復黨組織的任務。1937年11月25日，省委又作出《關于發展與恢復黨組織問題的報告》，朱理治不遺余力地狠抓黨組織的恢復與重建工作，成績顯著。從1937年秋到1938年秋，僅一年時間，就恢復和重建了9個地、市委，使河南省黃河以南的64個縣中的59個縣建立了中共組織，全省黨員由原來的100多人發展到8000多人。各地黨組織的迅速恢復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斗爭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
坐鎮竹溝主持中原局工作
抗日戰爭初期，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從開封撤離到確山竹溝，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領導機關設在竹溝，負責領導指揮華中地區的抗日戰爭。此時，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朱理治任中原局委員兼組織部長、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兼省委軍委會主任。1939年3月18日，劉少奇離開確山竹溝回延安，即由朱理治代理中原局書記，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
在竹溝，朱理治與劉少奇、李先念、彭雪楓、陳少敏、任質斌、張震等同志運籌帷幄、并肩戰斗，指揮河南和中原地區的抗日戰爭，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朱理治在竹溝期間，高舉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動員各級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同國民黨各級政權、軍隊和各方面的統一戰線工作。利用各種關系、各種形式、各種名義，開展對國民黨第一、第五戰區的統戰工作，特別是對西北軍、川軍和各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宣傳共產黨新四軍的抗日主張和統戰政策，爭取他們堅持抗戰，不與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搞磨擦，或者在頑固派進攻新四軍時保持中立。從而，有效地促進了河南抗日游擊戰爭的準備。
朱理治十分注重培養、輸送黨政軍領導干部，發展敵后抗日武裝。中原局、河南省委先后在竹溝舉辦了竹溝軍政教導大隊、黨訓班、青訓班、地方武裝班等各種培訓班，培養各級抗日軍政干部4000多人，成為中原抗日的骨干力量，并先后從竹溝向敵后派出16批基干武裝4800多人，使竹溝成為新四軍第二、四、五師的發祥地。早在1938年9月，朱理治領導的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溝組建了370多人的游擊支隊，由彭雪楓率領挺進豫東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豫皖蘇抗日根據地。做為中原局組織部長兼河南省委書記的朱理治，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正忙著籌劃召開中共河南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將研究撤銷中共河南省委、組建中共豫鄂邊區黨委事宜。原河南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率部隊東進抗日以后，軍事部長一直沒找到合適人選。朱理治通過一路與李先念的相處和了解，認為他明達機敏，顧全大局，智勇兼備，是個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于是就與中原局委員郭述申商量，將李先念與譚希林調換，讓譚去鄂豫皖，把李留在豫鄂邊，并立即報告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準和中央的認可，李先念就留在豫鄂邊區黨委工作了。正是由于朱理治的建議，才為后來的豫鄂邊區委留下了一位難得的帥才。從此，朱理治和李先念同志在槍林彈雨的革命生涯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1939年元旦前后，朱理治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決定抽調新四軍四支隊八團隊留守處一個連的武裝和60多名干部，組成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任命李先念為司令員，由竹溝南下挺進鄂中敵后。同年3月至9月，朱理治協助劉少奇規劃指導豫鄂邊區黨的工作，派陳少敏率部到豫鄂邊區，與李先念部會合，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創建豫鄂邊敵后抗日根據地。
朱理治坐鎮竹溝期間，竹溝成了黨的干部的培訓基地，延安南下干部的轉運基地，新四軍成長壯大的重要基地，新四軍游擊武裝東進蘇皖北，南下鄂中、豫東向武漢外圍挺進的出發基地。朱理治等同志在竹溝領導中原抗戰，打開了豫、鄂、皖、蘇地區敵后游擊戰爭的新局面，使竹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原地區發展的重要陣地和中原抗戰的戰略支撐點。因而，竹溝被譽為中原抗戰的搖籃和“小延安”。
運籌開展鄂中敵后游擊戰爭
劉少奇回延安后，朱理治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他主要領導河南、鄂中、鄂西北三個地區工作。這期間，他十分關注李先念南下游擊大隊的活動情況，及時予以指導，并將情況向劉少奇和黨中央匯報。當時，李先念正在鄂東一代活動。朱理治縱觀抗戰大局，審時度勢，銳敏地發現鄂中極具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條件，他于3月23日致電劉少奇并中原局、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目前應城、安陸一帶，友軍完全退出。應城縣長同情我們，并望我們新四軍前去，稱新四軍去開展游擊戰爭愿給給養，李宗仁亦表示不反對新四軍在鄂中活動，且新四軍在豫鄂邊活動亦已成事實。故我們決定將信陽挺進隊五個連和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之六個連合編為新四軍挺進游擊支隊，立即開赴應城、安陸一帶活動。這一地區的地方武裝亦多，是目前最有利的發展方向。李先念部已去鐵路東行動，如那邊不能大開展，亦擬調去行動。這一卓有遠見的報告，得到黨中央、劉少奇的認同，并批準實施。朱理治立即派陳少敏率200余人從四望山南下鄂中，李先念于3月底率部返回路西。6月6日兩支部隊在鄂中安陸趙家棚會合，陳少敏所率部隊編入新四軍挺進團。
此前，武漢淪陷前后，陶鑄等曾在應城創辦了“湯池訓練班”，為開展豫鄂邊地區游擊戰爭培養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同時與楊學誠、蔡松榮一道組建了應城抗日游擊隊（簡稱“應抗”）。
在幾支抗日部隊會合前后，鄂中地區國共合作抗日的局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國民黨頑固派下令要扣押陶鑄，撤銷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應城縣長孫耀華，企圖消滅“應抗”。在此情況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部隊，要“合法”存在已無可能，必須要有新的舉措。
6月中旬，中共鄂中區委在京山養馬畈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原局關于鄂中抗日武裝整編與擴大等問題的指示，就“應抗”是否打出新四軍旗幟的問題，進行了認真地研究和分析。李先念、陳少敏、楊學誠等完全贊同打出新四軍的旗幟。
會議期間，6月19日，朱理治以劉少奇和他的名義發來電報，指出：（一）在目前，鄂中黨的中心任務是在于最短期內擴大與創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黨可直接領導下的新四軍。只有完成這一中心任務，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長久磨擦之下，確立我黨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應付各種事變。（二）鄂中頑固派正竭力打擊“應抗”，“應抗”應立即編為新四軍。（三）目前新四軍剛到鄂中，應積極活動，打擊漢奸、偽軍及零星日寇，以便擴大影響，鞏固統一戰線。頑固派如不進攻我們，切勿找他去打，以免和他做不必要的過度對立，并予他們以造謠之機會。（四）目前先念部在鄂中尚不合法。你們除加緊擴大鞏固部隊并嚴加警戒外，要向五戰區石專員及其他友軍等處加緊統一戰線工作，求得新四軍之合法。（五）新四軍的指揮與編制要統一，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戰斗力量。會議根據以上指示和中原局的決策，決定將鄂中、豫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任政治委員（不久由陶鑄代理）。同時，還決定組成新的中共鄂中區委員會，陳少敏任書記，李先念任委員、軍事部長。7月初，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轄四個團）組建完成，司令部、政治部機關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是共產黨在豫鄂邊地區敵后領導的第一個游擊兵團，它的建軍對開創豫鄂邊抗日根據地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1940年1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領導人合影，左起：陳少敏、鄭紹文、朱理治、李先念、劉少卿
創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1939年秋，國際風云驟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時，國民黨頑固派加劇反共，正準備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國范圍內將反共磨擦推向白熱化。在豫鄂邊地區的鄂東，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夏家山事件”，圍攻抗日獨立游擊第五大隊。五大隊一面堅決抵抗，一面組織突圍，大隊部機關、一中隊遭受重大損失，百余人被害，50余人被俘。
正在病中的朱理治，敏銳地認識到豫鄂邊地區乃至中原局面臨著危險的局勢，他果敢地向劉少奇和黨中央提出了應對措施。9月18日，他向劉少奇并中央書記處發電，提議統一指揮豫鄂邊區黨領導的武裝部隊，以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這一具有遠見卓識的“提議”，立即得到劉少奇的首肯，表示同意他的主張。
根據形勢發展，劉少奇與朱理治決定，中原局撤離竹溝，一分為二，由劉少奇往黃泛區以東，領導鄂豫皖和豫皖蘇地區黨組織；朱理治往鄂豫邊敵后，領導鄂中、鄂西北和河南地區的黨組織。竹溝的人員分為三路，一路由劉少奇率300多人到豫皖蘇；一路由朱理治、任質斌率600多人南下，與李先念部會合；一路由劉子久安排隱蔽疏散。
朱理治、任質斌率豫鄂邊區黨委機關、部隊600余人，南下四望山，于11月初與李先念部會合。11月中旬，朱理治在四望山龔家灣主持召開豫南、鄂中、鄂東黨和軍隊負責人會議（史稱“四望山會議”）。會上，朱理治、陳少敏傳達了中原局和劉少奇的指示，宣布籌建新的豫鄂邊區黨委，對豫南、鄂中、鄂東的黨和軍隊實行統一領導，并將這三個地區的抗日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建立了縱隊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縱隊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朱理治任縱隊政治委員兼縱隊委員會書記，李先念任縱隊司令員，劉少卿任參謀長，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陳少敏任豫鄂邊區黨委代理書記，鄭位三（擬任書記，未到職）、李先念、陶鑄、任質斌、楊學誠、劉子厚、夏忠武、吳祖貽、程坦等為委員。至此，豫鄂邊區的黨組織和部隊實現了全面統一。這次會議，為迎擊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做了組織準備和思想準備。
四望山會議后，朱理治等又南下到鄂中京山縣八字門，主持召開新的豫鄂邊區黨委第一次會議，對人事工作進行了安排：鄭位三任書記（未到職，由陳少敏代理），李先念任軍事部長，楊學誠任組織部長，夏忠武任宣傳部長，陶鑄任統戰部長，統一領導豫南、鄂中、鄂東的黨組織和黨的武裝力量。
1940年1月3日，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亦在八字門正式宣告建軍。司令部設參謀處，軍需處；政治部設組織科，宣傳科，鋤奸科。縱隊下轄五個團隊和三個總隊，以及隨營軍事學校。此時的豫鄂挺進縱隊已成為與新四軍第一、二、三、四支隊并駕齊驅的一支抗日武裝部隊。
為了統一領導全邊區黨政軍民的工作，根據中央指示，成立以邊區黨委和縱隊主要領導干部為成員的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朱理治為書記，李先念、陳少敏、任質斌、劉少卿等為委員。這樣，朱理治成為當時在豫鄂邊區黨和軍隊的主要領導人。這時部隊的合并整編都很順利，為而后新四軍第五師部隊的整編合并奠下了良好基礎。在組合過程中，朱理治同志起了積極作用。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的誕生，對于進一步擴大與鞏固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對此，中共中央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武漢附近新四軍挺進縱隊（有九個團）的創造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次經驗證明了一切敵后地區，不論在華中或華南，我黨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并可以存在和發展，但其先決條件是地方黨應有組織武裝的堅強決心與工作布置，有不怕與頑固派磨擦的勇氣與意志。”
1940年3月，朱理治奉調回延安，由任質斌代理書記和挺進縱隊政治委員。半個世紀后，任質斌同志回憶當年，講述了朱理治對創建挺進縱隊與豫鄂邊區根據地重大貢獻：一是他在南下途中，經過深思熟慮，就起草了關于創建豫鄂邊根據地的文件，包括部隊工作、黨的工作、根據地建設、統一戰線工作等內容，比較全面地勾畫出關于創建豫鄂邊根據地的輪廓。二是召開八字門會議，討論根據地與部隊加強建設的問題，提出放開手腳，盡可能擴大隊伍和建立更大的根據地。三是親自參與制定和確立了挺進縱隊東進大小悟山的發展方向。四是協助豫鄂邊區黨委安排了地方工作。
朱理治自1937年5月到河南恢復和重建中共黨組織、籌建河南省委開始，至1940年3月離開豫鄂邊區奉調回延安，在這近三年的時間里，以其卓越的智慧、才能和豐富的斗爭經驗，在錯綜復雜、形勢多變，敵、偽、頑夾擊的豫鄂邊區，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創建豫鄂邊區根據地，創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等做出了重大貢獻，圓滿而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交給他的艱巨任務。他是豫鄂邊區的奠基人！
（作者系新四軍五師老戰士，原廣東省航運廳廳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