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華東軍區后勤衛生部政委王仲良來到杭州，住在西湖邊的一棟小樓里。當譚震林、譚啟龍等省委領導來看望他時，他拿出了一袋沉甸甸的銀元說：“這原來是三北地委的公款，北撤時我交給住王家埭的堂兄王性善保管，這次回家鄉帶過來一并交給組織，這個任務也算完成了。”譚震林、譚啟龍聽后很驚訝，說三北地委的公款能保存到現在真不容易，快打開看看。王仲良就叫警衛員把銀元倒在中間的會議桌上。這些銀元呈暗灰色，沒有了光亮，但敲起來仍然當當作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奉命北撤。北撤前夕，浙東行署黨團書記兼副主任、浙東游擊縱隊二旅政委王仲良專程從四明山來到堂兄王性善家中，對他說：“根據黨中央的決策，我們全部要北撤到蘇北去，撤離時間非常急迫，你們是否考慮隨部隊一起北撤？”
聽了堂弟的話，王性善一時猶豫不決。自1941年10月王仲良來三北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起，王性善家便成了他的一個秘密聯絡點。4年里，王性善家為新四軍付出許多，身為浙東縱隊自衛隊員的大兒子王春華犧牲在日本鬼子的槍口下，其妻張友蘭被日偽軍逮捕嚴刑拷打落下傷疾。王性善考慮再三，最后對王仲良說：“我還是不去為好。春華為國捐軀了，現家中還有妻子和二個年幼的兒子，我若走了，家里人怎么生活呢？還有地下黨和部隊留下來堅持斗爭的同志，到時他們來了聯系不上組織怎么辦？”王仲良聽了覺得有道理，便同意堂兄留下，說他會告訴留下的同志這個聯絡點和聯系方式。我們走后，斗爭會更加殘酷。你們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久，王仲良帶著兩個警衛員又匆匆地來到堂兄家，將裝有500塊銀元的布袋交給王性善：“這是三北地委的活動經費，我們現在要走了，黨組織決定將它留下來交給你們保管，你們一定要想盡辦法保管好它。”王性善接過沉甸甸的布袋，頓感責任重大。他堅定地點了點頭。
接受任務后，王性善和妻子把這批銀元分成幾袋，分別藏在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和地板下面。過一段時間后，又覺不妥。于是又把銀元集中兩袋，分藏在土灶旁的灰堆里和柴草里。又過了一段時間，王性善還是不放心，考慮再三，就在柴草間最里面角落里，挖了一個很深的地洞，把銀元悉數放入陶甏里，將甏口用蠟封存好，放入地洞，壓上石板，再用泥土填平地洞，上面再并排放上幾只腌菜缸。直到這時，全家人才感到放心。
有一次，王性善外出，家門口突然闖進來幾個國民黨兵。為首的指著張友蘭，嚷著叫王性善出來，說有事問他。張友蘭說人不在。他們不信，直接進屋搜查。家人非常緊張，唯恐銀元露餡。匪兵見找不到人，就坐在家里賴著不走，說王性善私通共匪，要抓他去樟樹廟警隊。張友蘭給二兒子王春盛使了個眼色，要他從后門溜出去通知王性善在外面躲起來，千萬別回家。匪兵們等了許久，不見王性善，罵罵咧咧地撤了。為此事，張友蘭受驚嚇病了好幾天。
其間，王性善一家生活拮據，全靠幾畝薄田和在貿易市場做中介人的收入，生活難以為繼。加之兵荒馬亂，物價飛漲，家中全靠張友蘭勤儉持家維持。張友蘭在抗戰時被日偽逮捕，受盡酷刑落下了嚴重的傷疾。王春盛看到妻子病情嚴重時，痛得在床上打滾，連續幾天不能進食。有一次實在撐不住了，說：“去看醫生吧，這樣拖不行的，沒有錢先把堂弟存放的銀元借幾塊來用一下，以后再補上。”妻子堅定地表示，那錢不能動，我挺一挺就過去了。張友蘭全憑意志頑強堅持，新中國成立剛過十天就去世了。
1950年2月，時任華東軍區后勤衛生部政委的王仲良回到浙東三北老家王家埭，就住在王性善家。
王性善打開地洞，取出擺放整齊的500大洋，激動地說：“這500大洋，我完璧歸趙，你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了。”就這樣，這包抗戰時期三北地委的活動經費，完好無損地交給了黨組織。但為保護銀元嘔心瀝血的張友蘭卻已安眠于地下。
王仲良沉思良久說：“這些銀元是公款，現在我無權處理，還是上交到浙江省委吧。”于是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500塊銀元的故事，記述了浙東老區人民王性善一家的舍命奉獻，也展現了老共產黨員王仲良的廉潔奉公，對今天的反腐倡廉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