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染南昌硝煙，丈量長征艱險，他留下一串革命者的紅色足跡。左翼文壇，攜聲挾雷，他揮灑筆中豪氣，肩擔文章道義。文武之道，張弛自如，儒將之風，撲面而至。他以一“氓”自謙，以敦厚之貌示人，實為大家風范。他大節凜然，小節不拘，雖時遭非議，卻置之泰然。他學識淵博，詩才敏捷，但從不自炫。他在新四軍抗日根據地中主政一方，文化之風盛行蔚然。他就是李一氓，新四軍重要領導人與文化大家。
李一氓
李富春說：“中央決定由你擔任新四軍秘書長”
抗戰爆發后的第三天。一輛從西安開往上海的火車上。車廂擁擠，人聲嘈雜。面對突然開啟的戰事，布衣百姓驚愕、迷茫，無所適從。火車前行，乘客無序。狹窄車廂濃縮著當時的張惶世態。在普通車廂臨窗的一個座位上，一位天庭飽滿、目光如炬者仿佛有些超然地眺望窗外，若有所思。視線中的景物在急速地逝去，他的神情卻依然從容。他就是李一氓，時任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長。此行，他受命赴四川做統戰工作，但又不得不繞道上海，通過時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面見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在上海的代表劉航琛，以接洽四川關系。李一氓與潘漢年自長征以后首次在上海見面，自然有一番暢敘、游覽甚至懷舊。李一氓對上海可謂充滿感情和記憶。1928年，李一氓曾應郭沫若相邀，與陽翰笙一同在上海編輯過創造社的《流沙》雜志，并參加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此后任中共文委委員。
本來李一氓可以在上海稍事停留后直接前往四川。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一份電報將他召回西安。讓李一氓意外的是，林伯渠將一封毛澤東給劉湘的親筆信交給了他。信是用白綢寫的，便于隱蔽攜帶。林伯渠對李一氓說：“接延安電示，你此行是作為毛澤東主席的正式代表前往做聯絡工作的。這在給劉湘的信中已特別說明。”然后，林伯渠又將毛澤東直接寫給李一氓的一封信以及朱德、劉伯承寫給川軍將領的信一并交給他。就這樣，李一氓作為毛澤東主席的正式代表前往四川履新。
但四川之行并不順利，李一氓在成都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轉交信件。以后他如是說：“在成都住了一個月，工作成績不大。加以劉湘被任命為第二預備軍司令長官，他把司令部從成都遷到漢口，他本人也去了漢口。那么我在成都的工作目標就沒有了。不久，我也就坐飛機從成都經過漢口回西安了。”李一氓回西安向林伯渠復命。而林伯渠則說：“你直接到延安當面向毛主席報告。”就在李一氓將往延安前夕，遇見與東北軍搞統戰工作的劉鼎。他們同為四川老鄉，彼此早已熟悉。劉鼎得知李一氓將赴延安，便對他說：“我們在西安通過各種關系搞到二十多輛汽車，要運抵延安。這個車隊就交給你帶去吧，而且路程可以縮短。”李一氓自然樂意當這個臨時的“汽車隊長”。所以，他赴延安時，是帶著一個車隊浩浩蕩蕩前往的。
毛澤東在其窯洞聽了李一氓的匯報。顯然他對沒有能夠聯系上劉湘而心生遺憾。毛澤東說：“既然劉湘的司令部設在漢口，而我們在漢口又有辦事處，這件事就交給他們吧。你也不需要專門再到漢口了。”李一氓作為毛澤東代表的使命即此結束。此后，李一氓閑住延安，沒有新的任務。
與李一氓的悠閑形成對比的是，葉挺、項英先后抵達延安，為組建新四軍而忙碌。中共中央在考慮新四軍軍部人選的時候，并沒有忘記在延安的“閑人”李一氓。
這天，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找李一氓談話。李富春介紹了新四軍正在組建的情況，稱：“葉挺離開延安時，向中央要求派幾個與他在大革命時期熟悉的干部到新四軍工作。中央遴選了幾人，包括張云逸、周子昆、馮達飛，當然也包括你。”李富春接著說：“中央決定由你擔任新四軍秘書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崗位。你既要成為葉、項首長的助手，還要做好軍部的協調工作。”李富春還特別交代了一句話：“你與葉挺、項英都很熟悉，以后要作為他們之間的緩沖人。”這句話的含意和分量，李一氓當時并未意識到，只是后來在工作中才有體會，但深感不易。
一次談話，瞬息之間，李一氓即成為新四軍的創始人之一。這是他始料未及的。戰爭年代，只要有工作做，沒有崗位的區別。地方與軍隊的角色轉換也沒有任何的鋪墊與適應過程。命令如山，雷厲風行。李一氓隨即便開始忙碌起來。
延安陸續在為新四軍配備各級干部。其中軍事干部三十余人已由賴傳珠帶隊先行。而政治工作干部約三十人則由李一氓帶隊接踵而至。這已是1938年1月，雖然天氣寒冷，但大家熱情高漲。將赴前線，疆場殺敵，七尺男兒，無怨無憾。
1939年春，新四軍主要領導人于皖南新四軍軍部合影
左起：陳毅、項英、袁國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葉挺
他是皖南軍部唯一一直穿便裝者
李一氓率領著這支隊伍，經西安抵武漢。在漢口大和街26號，終于看到掛有“新四軍軍部”的大招牌。李一氓向軍長葉挺報到、復命，并熱情參加新四軍的籌備工作。在漢口，李一氓見到了郭沫若、潘漢年、梅龔彬以及韓伯誠等故交。大家都覺得十分欣然。李一氓在武漢通過陳同生認識了杜宣。他即相邀杜宣參加新四軍，并請他在武漢介紹一些進步文化人加入新四軍，以組織戰地服務團。杜宣即動員當年留日同學吳曉邦、李增援等十余人參加新四軍。他們此后成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的骨干力量。
在漢口停留數日，李一氓隨軍部前往南昌，住三眼井一號原張勛私宅。這便是南昌新四軍軍部所在地。1938年4月5日，李一氓又隨軍部開拔，前往安徽歙縣的巖寺。
巖寺乃歙縣大鎮。明朝李日華有句記之：“街衢縱橫，車轂湊集，聚落之雄勝者。”巖寺市鎮繁盛，商賈云集，山巒疊嶂，風景秀麗。新四軍將全軍部隊集中巖寺整編、點驗。
第一次看到整齊劃一的整編部隊，李一氓不禁將其與八路軍做了比較。他稱：“八路軍是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的正規部隊組成，主要成分來源于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四川的農民。他們不但抗日堅決，而且經得起大的戰斗。這一點八路軍比新四軍強。新四軍裝備差，新兵多，游擊習氣濃厚，抗日戰爭的政治軍事思想準備不夠。其次，抗戰一開始，由于國內政治生活的要求，新四軍從上海、江蘇、浙江吸收了上千的男女青年知識分子，這些青年知識分子也只能就近涌向新四軍。從文化水平的構成來看，八路軍就不如新四軍了。”
李一氓很快便看到了新四軍的優勢，那就是文化的優勢。李一氓有著很深的文化情結，他認為，抗戰的文化必然會轉化成一種戰斗力。
6月，軍部遷駐青弋江畔的云嶺。連續的遷徙轉移，總算在云嶺穩定了下來。作為軍部秘書長，李一氓分管軍部的機要工作、軍法處工作以及敵工工作等。軍部的對外電文都須有葉挺、項英、周子昆和李一氓親筆簽發。當年，李一氓的部下對其印象是：“身穿皮茄克，腳蹬長筒靴，儀表堂堂，與眾不同”，說話時底氣很足，聲音如洪鐘般響亮，略有威嚴感。而熟悉久了，則發現李一氓是“性情中人，十分本色、率真，所謂君子坦蕩蕩。而且非常有情趣和幽默感，不擺老資格。”據王元化回憶，1939年他與揚帆到皖南軍部，見到原上海地下黨的辛勞。兩人聊到新四軍中的趣聞軼事，其中即有關于李一氓：“新四軍根據地非常著重軍容風紀，要求軍裝穿得整整齊齊，風紀扣扣好。但唯有一氓同志一直穿便裝。”李一氓雖為軍中政治干部，卻仍有文人習性，較為自由隨性。而治軍極嚴的葉挺、項英對此也是網開一面。
其時，軍政治部辦有《抗敵報》。李一氓有文人雅興，常在該報發表議論、漫談類文章，興之所至，有言即發。其中有《皖南的糧食，農民與軍隊》，針對CC報紙造謠說新四軍壓低糧價并強迫封倉，給予反駁。《兩種說法，還他兩個例子》，將滿洲國與波蘭的狀況作對比，以及《漫談蘇聯紅軍向波蘭進軍》等文。較有意味的是，李一氓將當時在《抗敵報》發表的文章統一設計了一個欄目，稱“運甓營房隨筆”。
李一氓不愧是文化人，他以東晉大臣陶侃運甓勵志的故事來命名他的辦公與住處為“運甓營房”。陶侃為江西鄱陽人，據記載：“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運甓，也就是來回搬磚。陶侃其時偏于一隅，卻意在中原，故有此發奮磨礪之舉。李一氓以此為喻，雖身在云嶺，卻志在整個中華大地的光復。他亦以此激勵自己，永遠保持一種勤勉狀態和自勵行為。
另外綜合性《抗敵》雜志也是李一氓的一個陣地。他共有《民主、憲法、抗戰》等近十篇文章發表。除用“李一氓”署名外，還用了“葉芒”、“德謨”等多個筆名。
在早期皖南軍部，形勢相對平緩，李一氓也較輕松。他時常漫步在茂密竹林與山澗石徑中，對地域風情充滿著濃厚的興趣。他開始研究皖南文化。他認為：“皖南在明清之間是雕刻、印刷出版業很發達的地方，其中又以徽州為最。由于上山的古松樹很多，所以用松煙制墨的手工業也很發達，集中在休寧和歙縣。這就是有名的徽墨。”從徽墨到宣紙，進而到皖南綠茶，李一氓都有詳細考察。徽派建筑、山水名勝在李一氓視線中都充滿無盡的魅力。他曾描述當時生活的環境：“春天滿山的杜鵑，秋天都是紅葉的烏桕。松林很密，山徑彎窄。當然還有一些小橋流水，看來是很好的風景。”這樣的美麗環境讓李一氓記憶深刻，及至晚年仍栩栩在目。
若干年后，李一氓不無感嘆地說道：“就是這樣一個優美的地區，1941年我們萬般無奈，被迫把它作為戰場”。李一氓所說的戰場，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地。
1943年，李一氓在淮海區
作為親歷者連續發給延安六封電報
李一氓是皖南事變的親歷者、見證者。其中的詭譎幻變、驚心動魄以及霧障云遮，一直成為新四軍戰史研究中的最大聚焦點。皖南事變改變了新四軍，也改變了李一氓。
1941年1月4日晚，軍部開始轉移。臨行前，李一氓忙于向延安、中原局、國民黨三戰區以及有關所屬部隊發電報，匯報并協調相關事宜。李一氓稱：此前“我個人曾三次進言，催促行動，少數損失可毋庸顧忌，皆被拒絕。”當日大雨，青弋江水漲，搭浮橋延誤時間。次日大雨仍續，未有行動。6日始前行。李一氓對此稱：“又遲了兩天，使敵人有時間準備好而我反變得被動。”7日，戰斗即打響。面對頑軍的精心準備，項英、葉挺遲疑寡斷，猶豫不決，意見相悖，屢失良機。戰斗越打越被動，頑軍包圍圈也漸漸收縮。其中項、袁離隊時曾拉李一氓同行，李一氓沒有堅決反對他們的動搖，只是“簡單不滿意，不與他們同行而已。”李一氓沒有想到以后會為此付出代價。
經過幾天行動及連續戰斗與轉移，大部分部隊已失去聯系。軍部于12日轉到石井坑。李一氓說：“此時項、袁初回，對整個局勢不能表示意見；小饒（饒漱石）不懂軍事；葉堅主守，以為能拖四五天看延安有無辦法，或能從蔣身上得出一線希望。”
然而，頑軍并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時間。石井坑戰斗是皖南事變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由于力量懸殊，戰斗異常激烈與艱難。李一氓召集秘書處的工勤人員迅即編隊補充一線部隊，以增加戰斗力。頑軍的子彈已傾瀉到指揮部，形勢萬分危急。李一氓作最壞準備，讓機要員用密碼翻譯給中央的一份電報并立刻拍發。電報由葉挺署名，大意是：敵已攻下山來，彈盡糧絕，再難堅守，我等決定分散突圍。另外還給在蘇北的劉少奇、陳毅發了一份告別電，也是軍部的最后一份電報，說的是：情況萬分危急，密碼已經銷毀，請黨放心。李一氓隨后命令機要員將所有密碼本全部燒毀，將電臺砸爛。這是壯士斷腕之舉，李一氓做得非常從容。
當年在現場的機要人員邱靜以后回憶：“李一氓是堅持到最后時刻才撤退的軍首長。我們隨他跑向后山。頑軍的機槍正向指揮所的院子猛掃，擊碎的瓦片四濺，炮彈不時地在附近爆炸。天色漸漸地黑下來，好不容易爬上一個山頭，才與葉軍長等會合。”山下戰斗仍在激烈地進行。槍彈的曳光縱橫交錯，把整個石井坑映得如同白晝。令李一氓意外的是，眼見葉、項首長，卻被阻擋隨其而行。他還是軍部秘書長，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去增加他們突圍的困難，人多了，目標大。”而隨李一氓的邱靜以后回憶則更加具體：“周子昆手持駁殼槍宣布，人多了目標太大，讓葉、項首長先走，任何人不得跟進，否則我就開槍。”
李一氓很無奈地與葉、項分手，帶著機要員等二十多人突圍。這是一種茫然無序的突圍。李一氓畢竟不是軍事干部，對突發的狀況也極不適應。只有本能地向槍聲稀疏的地方以及灌木叢中較為隱蔽的地方躲避。不久，這支小隊伍也跑散了。李一氓對前景已不樂觀，他在一個山溝里開始將隨身的重要物件掩埋，包括一直帶在身邊的那封毛澤東寫給他的信，一本《長征日記》，其中《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剛剛整理完畢。而這一切都留在了皖南的荒山亂石下，以至后來蹤跡全無，成為憾事。在突圍過程中，人員又有了新的組合。原來的隊伍幾乎全部走散，而李一氓又意外地遇見余立金、錢俊瑞和三個教導隊的學生。他們歷經艱難，九死一生，總算突圍出來，成為皖南事變的幸存者。
以后李一氓一個人由衡陽抵桂林。為了向有關方面報平安，李一氓有意寫了一首《絳都春》詞，寄給在重慶的郭沫若。為防萬一，他沒有注上下款。他料定郭沫若收到后一定能猜到是誰。果然郭沫若收到該詞后，知道李一氓已突圍抵桂林，當即匯數百元接濟。可惜李一氓已離開桂林，未能收到。
李一氓從廣西抵廣東韶關，希冀經香港到蘇北。在韶關時，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聞訊來見他。正是在張文彬處，李一氓見到了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于是，李一氓通過張任彬向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我已安全脫險到粵，經過間接關系找到了文彬同志，我對中央的決定完全接受和擁護。由孟秋江介紹李章達送我到韶關，即準備由韶關飛香港，轉道上海回蘇北。”
抵達香港后的李一氓，見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廖承志、潘漢年。李一氓詳細地向他們講述了皖南事變經過。他們要求李一氓直接電報中央。于是李一氓將電報編成號，從“報告第一號”起，連續發了六封電報，詳細報告了軍部突圍、戰斗，以及葉、項不同意見與自己看法，也檢討了“沒有到最后時機，便脫離部隊”的錯誤。最后，李一氓說：“這是我對于這次戰役失敗的意見，中央軍委如別有查問的，我當據實匯報”。
李一氓的六封電報，是在皖南事變發生后一個多月發出的，是當事者的親歷、親見，它們不失為后人研究皖南事變的重要歷史文獻。
1944年，李一氓（后排右一）與參加淮海區整風訓練班的干部合影
淮海區行政主管的藝術修養
李一氓雖在香港，卻異常謹慎，平時鮮有出門，交往亦甚狹窄。畢竟非常時期，風聲鶴唳，香港亦非凈土。這讓不會說粵語的李一氓有些落寞。香港一月有余，潘漢年回上海。李一氓隨即決定與之同行，轉道上海，再擇機前往蘇北。為了安全的考慮，他們乘坐的是美國“柯立芝”號豪華游輪。
再次來到上海，李一氓心情迥異。他只是一個過客，而上海也只是一個驛站。他在焦急等待，希望盡快北渡。在上海羈留近二十天，李一氓終于在一名地下交通員的帶領下，登上黃浦江碼頭的一艘小火輪而前往江北。
李一氓興致勃勃地來到鹽城軍部，卻遭到冷遇。在向華中局詳細報告皖南事變經過后，即無所事事了。他曾自嘲地說：“因此有了一個閉門讀書的機會。”當時，李一氓住鹽阜保安處。其中緣由李一氓以后如是說：“那時，華中局也沒有一定的招待所，不管你住哪里，反正都是住老百姓的房子，一樣的都是吃大鍋飯，都是公家發的糧，能夠住哪里就住哪里，華中局絕不過問。那時揚帆已同胡立教兩人從皖南突圍到軍部。揚帆任軍部軍法處副處長兼鹽阜地區保安處長。軍部答應了我的要求，同意我住鹽阜保安處，吃他們的飯，住他們的房子。”
李一氓過起了悠閑的生活，每天以讀《資本論》聊以自慰。其間，他在揚帆處認識了從蘇中抵鹽城不久的顧準。在交談中，李一氓感受到顧準在經濟學領域的超凡才華。正是這樣的緣起，李一氓調任淮海行署主任后，特意將顧準調到淮海區負責財經工作。
這年秋的一天，李一氓得到通知前往華中局開會。會議由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召集，委員陳毅、饒漱石、曾山均到會，還有其他列席人員。李一氓到場后感到氣氛有些壓抑，大家的神情也較為嚴肅。他很快便意識到，這是專門為他開的會。劉少奇代表華中局說：“華中局認為李一氓同志對項英的機會主義錯誤采取調和態度和自由主義，應該在組織上給予警告處分。中央已經批準了華中局的建議。”李一氓沒有任何申辯，并對皖南事變中個人的處置不當做了檢討。大家對李一氓亦作了批評。劉少奇宣布，給予李一氓口頭警告處分。處分是最輕的，有點象征意味。李一氓自然是坦然面對。他覺得那么多戰友血染沙場，自己已是幸運者了，就是有點委屈也算不上什么。
1942年1月20日，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阜寧單家港小學召開。會議歷時45天。華中大部分戰略區的黨政軍領導蒞會。會議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可謂空前。會議期間，李一氓被告知，華中局決定調他前往淮海區工作。這樣，他便結束了長期的閑處狀態。
淮海區當時與鹽阜區合稱為蘇北戰略區，北與山東根據地相接，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的金明當時任淮海區黨委書記。而李一氓則任淮海區行政公署主任兼區黨委副書記。會議之后，劉少奇奉調回延安工作，李一氓便隨其一道北上赴淮海區履新。
新的環境，新的同事，新的工作，對李一氓都有極大的吸引力。李一氓可謂滿腔熱情地投入其間，一段時間蓄積的能量亦隨之得到釋放。工作讓他心情釋然，淮海區也成了他的用武之地。當年在皖南時，李一氓的戰友胡立教以后曾如是說：“一氓赴淮陰時，正值抗日戰爭處于最困難的相持階段。新生的淮海區抗日民主政權面臨敵偽的武裝進攻、夾擊和經濟掠奪的嚴峻形勢。在殘酷的掃蕩與反掃蕩斗爭環境中，一氓與淮陰人民生死相依，休戚與共，為鞏固根據地，建設解放區，保障供給，支援前線，耗費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此段雖然有些抽象，卻也較為準確地總結了李一氓在淮海區的貢獻。
作為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面臨的是一個百端待舉的局面。但他依然有著很深的文化情結。他既是一個政治家，卻更是一位文化人。所以在淮海區他從事著大量的文化活動與實踐。
李一氓主政淮海其間，組織成立了淮海實驗京劇團以及各縣文藝團體。各藝術團體演出很多抗戰題材的地方戲，形成濃烈的藝術氛圍。他十分倡導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早年的淮海戲僅是民間藝人走村串戶賣藝為生的一種小戲曲，不登大雅之堂。一次偶然的機會，李一氓發現這種地方小戲很有群眾基礎，如加以改造將會為抗戰的文藝宣傳發揮積極作用。以后經李一氓的熱情扶持，該小戲逐步演變成為深受淮陰地區群眾歡迎的地方劇種淮海劇，而且成為江蘇的六大地方劇種之一。
李一氓不僅是根據地文化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和熱情的活動家，而且還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詩人。他酷愛詩詞，尤其擅長古體格律詩。1942年底，在反掃蕩斗爭中，李一氓寫下了“琴書零落詩人老，慷慨生平付馬蹄”的詩句。一方面反映了敵后斗爭的艱難性，記錄了不斷轉移、顛波的戰斗生活；另一方面以詩言志。作者揚鞭催馬，馳騁疆場，投身抗戰的慷慨激情躍然紙上。
1944年，新四軍三師在淮海區取得了高溝、楊口戰役的勝利后，在湯澗召開祝捷大會，同時祭悼犧牲烈士。李一氓在會上觸景生情，他聯想到1941年的皖南事變，遂作詩一首：“北渡三年多戰績，南征殘臘有冤魂。徐揚淮海空余子，青史難淹新四軍。”
“青史難淹新四軍”，浩然大氣，跌宕磅礴，充分彰顯了新四軍的光輝歷史，也體現了詩人對新四軍的一種特別情懷。
在戰爭艱苦環境中形成的戰友、同志之情勝乎手足，這種感情在李一氓的詩中亦有體現。一次，李一氓到淮南軍部開會，會議結束后因連天陰雨，不能返回。戰爭年代人各東西，難得相逢，于是大家多聚幾日，十分愜意。為此李一氓詞興大發，吟出“消磨十日，平生快意”，“撫鞍欲上踟躕久，轉被淋漓相誤”句。意境深遠，回味無窮。友情離別詩詞在古詩詞中屢見不鮮，而李一氓的詞卻別具風格，真可謂大家手筆。
1944年冬，泗陽縣長夏如愛請李一氓為紀念抗日犧牲的將士撰寫碑文。李一氓命名紀念地為“愛園”，并用駢體撰寫了《泗沭抗日烈士公墓碑志》。其句有：“為鬼也雄，其魂也忠，其志也烈，而其事也可哀已。蓋反攻如早，勝利已獲，今日動蕩之敵后，豈非和平之鄉村，今日殉國之烈士，豈非建設之干部耶！”嘆息扼腕之情如訴如泣，令人感嘆不已。一年后，他重過“愛園”，感慨抗日戰爭勝利在即，抗日將士長眠地下，遂賦詩《愛園》：“柳國濃綠一春過，愛字題名意若何？漫草壯詞留石壁，還從淮水逐胡戈。萬花種就江山闊，志士生成肝膽多。風雨六塘堤上下，八年常與國銷磨。”
李一氓在淮海區留有很多戰地詩，作為他戰地生活的真實寫照和藝術呈現，同時也注釋了李一氓的文化人身份。當年在淮海區與李一氓共事的原淮海區黨委宣傳部長楊純曾以一篇詩作憶及李一氓，其中有：“擢英才，用賢能，團結干部舒豁達胸襟。通古今，賦詩文，戰火中更揮灑儒雅之風。”此涵蓋甚為恰當。
《九宮山》腳本
創作《九宮山》背后的真相
1944年，著名劇作家阿英在鹽阜區創作了大型古裝歷史話劇《李闖王》，由八旅文工團演出，取得轟動效應。然而與之相媲美的則是李一氓在淮海區創作的京劇《九宮山》。《九宮山》與《李闖王》同為一個故事，卻是兩件作品，角度不一，各有千秋。在當時稱得上蘇北劇壇雙璧。《九宮山》也可謂李一氓藝術創作的巔峰之作，但其創作緣起卻有著驚人的內幕。
李一氓到淮海區不久，發現淮海區有不少京劇票友。他們自發演過折子戲，為解決服裝問題，就將廟里神像身上的黃袍、紅袍剝下，裝扮后也有了那么一點意思。此事對李一氓頗有觸動。他醞釀在淮海區成立一個京劇團。李一氓將這些京劇票友集中起來，從軍隊文工團中調一些音樂工作者，同時又在淮海中學抽調一批學生加以培訓，最終成立了淮海實驗京劇團。李一氓還發現了一個民間藝人，用他的話說：“他的本事可大了，能唱能做，能文能武，熟悉各個行當的腔調。在樂器伴奏上能打能拉。”此人叫方樵。李一氓將其調進京劇團擔任導演。但困惑李一氓的問題是：行頭哪里來？李一氓對京劇團的關心可謂察細入微，事必躬親。作為行署主任，他決定動用一下權力，來為抗戰的藝術開展創造條件。
其時，在淮海之北的新浦鎮，有幾個社會關系一直幫助根據地賣出糧食、油料、生豬，買進醫藥用品和布匹等軍需物資。李一氓交代京劇團詳細開了一張所需行頭的單子，然后通過這幾個關系到敵占區購買，結果在北平、天津買到了兩副完整的戲箱運回淮海區。李一氓非常高興，干脆又置辦了可隨時拆裝的舞臺裝置，以及用朱紅緞子做的華麗大幕。舞臺是在野外露天搭建的，還配有照明的汽燈。對于一個在根據地剛成立的劇團來說，這些設備足以讓大城市專業劇團羨慕。
燈火通明，鑼鼓喧天，一出出傳統折子戲和大戲便拉開帷幕。《失空斬》《湯懷自刎》《風波亭》《三打祝家莊》《打漁殺家》《轅門斬子》《女起解》《拳打鎮關西》等紛紛亮相。反映根據地生活的現代戲《懶龍伸腰》《反正》《三星落》亦陸續排練上演。淮海軍民有幸大飽眼福，敵后文化生活因此豐富多彩。
但是事情卻出現了變化。有人悄然向華中局告狀，稱李一氓在淮海區“不艱苦奮斗，買行頭，唱舊戲……”李一氓完全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而此“罪名”可大可小。以后李一氓說：“騎虎之勢已成，總得想個辦法對付過去。千幸萬幸，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由延安廣播。敵后別無參考書可得，就憑這篇文章內容，我悶聲不響，連人物和故事情節，敷衍成一出京劇腳本，定名《九宮山》。”
當然，“敷衍”為李一氓的自謙。但《九宮山》的創作卻有如此驚險背景，要不是若干年后李一氓自己的披露，外人是無法想象的。
《九宮山》劇本對李闖王領導的農民起義幾經挫折取得勝利的經驗和進京登基后驕傲自滿、貪圖安逸又遭失敗的教訓作了充分的反映。初稿完成后，李一氓特地派沙惟帶上《九宮山》劇本，到鹽阜區阿英處征求意見。阿英看后對沙惟講：“歷史只作為依據，不能違反，但我們搞的是戲，不是史學”。阿英認為《九宮山》的創作是成功的，并且是對京劇改革的一大貢獻。
《九宮山》與《李闖王》同出一轍，然而又有不同側重點。《九宮山》主要側重于李自成兵敗的經過和教訓，揭示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李一氓在劇中讓人們看到闖王進京后，部隊的所作所為，以及闖王的自滿自得，在人民群眾的心理天平上一步一步地傾斜下去，最終導致兵敗九宮山的悲劇。李一氓對劇團動員并講解創作意圖時說：“排演好這個戲是革命的任務，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要記取李闖王農民革命的歷史教訓。”《九宮山》由淮海實驗京劇團排練演出。李一氓從劇本創作到排練、演出，無不傾注極大精力，他經常到排練場看望團員，在排練時還親自打板鼓，擔任指揮。在劇團團員心目中，李一氓不像是行署主任，而更像是他們的團長兼導演。
《九宮山》在淮海區演出后，反響十分強烈。李一氓很快安排劇團到阜寧三師師部演出，師長黃克誠給予高度評價。之后，李一氓才向華中局報告，為了配合延安要求學習《甲申三百年祭》而創作《九宮山》，并調劇團到淮南黃花塘軍部演出。李一氓說“反正《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寫的，是中央作為整風輔助文件廣播給各解放區的。這個《九宮山》就是根據郭文改編成京劇的。無論如何政治上站得住腳。請華中局和軍部全體同志看一場戲。所幸華中局沒有追究下去，我亦就不便辯白什么了。”
一次奇特的告狀，成就了一出大戲。李一氓以后每每憶及，不禁啞然失笑。歷史的復雜性與偶然性由此可見。
李一氓此后陸續擔任中共蘇北區委副書記，蘇北行政區臨時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勝利后任蘇皖邊區政府主席和中共華中分局宣傳部長。在烽火硝煙的戰爭歲月里，在李一氓的政治生涯中，始終可見他的文化蹤跡。
作者小傳
劉小清，中共鹽城市委黨史工辦副調研員兼宣傳處長，江蘇作家協會會員，鹽城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長期從事新四軍與華中抗日根據地史、香港史、左聯史研究及傳記文學創作，學者型作家。已發表作品凡300萬字，已出版專著《蘇北抗日根據地文化散記》《文化名人在香港》《香港野史》《中國百年報業掌故》《紅色狂飆—左聯實錄》《民國時期政要與香港》等。策劃、主編并參與創作的其他著作《東方鹽文化》《躍馬揮戈—抗戰時期的黃克誠》《劍指江淮—抗戰時期的張愛萍》《飛鴻雪泥—文化名人與鹽城》《新四軍統戰紀實》《劉少奇在鹽城》等10多部。大量作品被國內媒體轉載和獲獎。1997年為《名人傳記》專欄作家，2010年為鳳凰網歷史專欄作家。本刊特邀其為《人物寫真》欄目、《新四軍中的文化人》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