墊湖村“大包干”發起人及親歷者
稻黃蟹肥的豐收時節，筆者來到革命老區泗洪縣上塘鎮墊湖村。極目遠眺，只見一片片金色的稻浪隨風搖曳，一排排新穎別致的兩層樓房次第排開，一幅幅全面小康的美麗畫卷撲面而來……如果不是矗立在村口那塊刻有“江蘇農村改革第一村”紅色字樣的石碑，很難想象，40年前這里的農民曾經搞過分田到戶，更是由此在江蘇全省拉開了農村大包干的序幕。
墊湖村為什么能夠率先包產到戶、邁出江蘇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今年77歲、時任墊湖村大隊會計的蘇道永聲若洪鐘，一語道破天機：“當年墊湖的大包干是被逼出來的！”
墊湖村隸屬原淮陰市泗洪縣的上塘鄉（1996年后劃歸宿遷市并撤鄉建鎮）。1978年以前的上塘公社，是一個極端貧瘠、極其貧困的地方，堪稱蘇北的“窮窩子”、“討飯鄉”、“發展洼地中的洼地”，是典型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公社”。有資料顯示，1964至1978年的14年間，國家共下撥給上塘公社財政支持款、扶貧款、救濟款140.46萬元，撥給農田水利、抗旱經費與生產貸款160多萬元，撥給供應糧1626.8萬公斤。因為過度貧窮，從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間，上塘公社石莊大隊小郭洼生產隊，竟然沒娶過一個新娘，一時間人口出現了負增長。
窮則思變！“敢為人先、勇于擔當的改革精神從包產到戶開始，就已植根于墊湖村農民的血脈中。”中共泗洪縣委書記王曉東如是介紹說。在那種極端貧困的生存狀態下，墊湖村的農民沒有坐以待斃，而是主動探尋能夠活下去的各種辦法，積極試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一場偉大農村變革在悄然醞釀和孕育。
試水：小蘇莊的“三五定額”
1978年，泗洪少有的大旱之年，當時的上塘公社是“人無糧、牛無草、地無收”。作為上塘最窮的生產隊，墊湖大隊第五生產隊小麥單產只有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同時，沿襲多年的“大呼隆”也已走到了盡頭，“上工如拉纖，下工如火箭”、“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十分嚴重。如何有效地組織生產，成為當時面臨和亟待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作為駐隊干部的蘇道永心急如焚，一心想給父老鄉親們找個活路。當年10月，蘇道永在縣里參加農經工作會議，會上提出集體農作物可以劃分到作業組管理，以提高管理質量。他敏銳地覺得上面這個提法“是政策上的有所松動”。同時他還認為，農作物分到小組管理，還是在吃“大鍋飯”；老吃“大鍋飯”，遲早還是沒飯吃！這也激發了他的“靈感”——要分，就干脆“分到戶”。他到蹲點的五隊（即小蘇莊所在的第五生產隊），把自己的想法和隊長、會計等人一說，大家一拍即合、一致同意，并研究出了“三五定額”的包干辦法。即全隊173口人，每人分1.5畝承包田，分別種植5分地山芋、5分地花生、5分地玉米，到收獲時每人上交玉米150斤、山芋干150斤、花生15斤給集體統籌分配，也就是“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歸自己”。
人努力，老天也幫忙。1979年第五生產隊獲得了大豐收：玉米單產近300公斤（過去才100公斤）；花生單產200公斤，是往年的4倍……在留足國家和上交集體之后，五隊出售余糧1.25萬公斤，還清了1000多元集體貸款。“吃了20多年的國家救濟糧，直到1979年我們才自力更生解決了口糧問題。那年我家賣了5000公斤山芋干，收入800塊錢，當時的一頭牛也才不過五六百塊錢”。盡管年代已經久遠，但說到此事，蘇道永仍然是一臉的興奮。
拓展：上塘公社大面積的“大包干”
“一花引來百花開”。在墊湖村先試先行的影響帶動下，1979年春耕時節，上塘公社谷墩大隊第四生產隊也實行了“大包干”，在大隊會計陸剛的帶領下，把所有土地分到人頭，產量定額也包到人頭。這個隊當時有136口人，人均3畝地，1978年人均口糧僅138公斤，每個勞動日值僅1角6分錢，真所謂“堂堂七尺男子漢，不如母雞下個蛋”。無獨有偶，在立新大隊，也有幾個生產隊在大隊長李紹政的帶領下，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火苗在上塘越燒越旺，大有燎原之勢。到了1980年，上塘公社已有85%的生產隊實行單項作物聯產到戶，15%左右的生產隊搞起了全面包產到戶。到1981年秋天，上塘公社全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年，全公社產糧1350萬公斤，向國家出售余糧200多萬公斤，出售花生450萬公斤，一舉甩掉了多年吃國家“救濟糧”的帽子。
本文作者（中）在墊湖村“春到上塘紀念館”調研
受阻：改革遭遇政策“天花板”
成功的道路從來都不可能一帆風順。1979年6月麥收剛剛結束的一天，上塘公社召開了三級干部會議。黨委書記張世明在會上宣傳了小蘇莊“三五定額”的好處，第一次明確要求各生產隊可以試試看。恰巧這時，泗洪縣委主要領導人趕到會場，當場予以制止：“你們趕緊給我收回來！”一席話猶如一盆冷水，潑在所有與會者的心頭，也潑在所有上塘人的心上。1980年3月中旬，淮陰地區行署經營管理組的幾個人到上塘公社，在作了所謂的“調查”后，向省里上報了《泗洪縣部分社隊出現包產到戶、分隊、分田單干》的報告，列出了上塘大包干的四條“嚴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亂；二是動搖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體經濟；四是影響了春耕備種。希望引起高度重視。據張世民回憶：“1980年秋天，‘聯產承包’在上塘大見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縣委，幾乎一天一個電令，關鍵詞就是八個字：緊急收回，立刻糾偏。泗洪縣委也因此召開了兩次常委會，并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議和全縣三級干部會議，要求立即剎住這股“風”。同時，縣委還抽調40人組成調查組到上塘，以實地研究解決上塘問題的具體方案。一時間，雨阻淮河，霧罩上塘，老百姓剛剛舒展的愁眉又蹙起了皺褶。
泗洪縣委書記王曉東介紹相關情況
正名：“大包干”獲得“合法身份”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與中央有關負責人作題為《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中，對包產到戶、大包干責任制作了肯定。5月31日，鄧小平明確指出：“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75號文件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終于表了態：“對于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的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
歷史為農民說了話。“1980年，大隊辦學習班，還是不準搞包產到戶。”蘇道永回憶說，那年9月他接到通知去公社。“我跟老婆交代，要是三天回不來，那肯定是犯了路線錯誤，你要把這個家撐起來。”當他忐忑不安地趕到公社、見到縣委辦主任時被告知：“中央剛剛發了75號文件，你做對啦！”蘇道永喜大普奔地來到大隊的學習班上，連忙招呼大伙“趕快回家分地吧！”
1981年的早春二月，人民日報社記者王孔誠與周昭生二人來到上塘采訪，3月4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他們采寫的通訊《春到上塘》，反映了包產到戶給包括墊湖村在內的上塘帶來的喜人變化，文章同時不回避問題，寫出了上塘農民發出的吶喊：“俺們坐在糧囤上，只求你們說句話呀！”一時間，發源于墊湖村的上塘大包干震憾了江蘇，省委主要領導決定帶隊去上塘看看。這次調研讓他真切感受到包產到戶帶來的變化，覺得“上塘的路子是對的”。他感嘆地說，以前一聽說“包”字，就認為是倒退；現在看來，上塘的做法不僅不是倒退，而且前進了一大步。隨即要求蘇北的徐淮鹽可以試一試。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1982年中央下發了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1983年，中央再發一號文件，肯定“大包干”是“ 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江蘇隨即在全省推廣包產到戶。從此，墊湖人吃了“定心丸”，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深化改革闖新路、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康莊大道……
“餓”出來的包產到戶，體現了墊湖村農民強烈的開創意識和探索精神。返程中，蘇道永那句“大包干是逼出來的”樸素話語仍然縈繞在筆者的耳畔。是的，40年前的那場農村“大包干”，絕非天下掉下來的，而是當時的生存環境逼出來的，是農民兄弟自己闖出來的。事實上，回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風雨歷程，又有哪一項改革的舉措不是逼出來的呢！……
（本文作者為宿遷市黨建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