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接到項英女兒項蘇云、侄女項玉蘭打來的電話，說童志強在《鐵軍》雜志上發表文章《關于高敬亭錯案的幾點思考》，借高敬亭被錯殺往項英臉上抹黑。筆者按照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求真務實”精神，根據多年研究項英接觸到的史料講些看法，讓廣大讀者了解真實情況，恢復歷史原貌。
中央領導明確指出：不能把錯殺高敬亭的責任歸于項英
2011年9月，在安徽岳西舉行的鄂豫皖三年游擊戰爭學術研討會上，童志強作了《關于高敬亭錯案的幾點思考》(以下簡稱《思考》)的發言，講到高敬亭被錯殺，“項英最清楚葉挺在高案中所起的作用”，“項英要負主要責任”。
在這次會上，中央黨史研究室一部霍海丹主任傳達了中央領導同志對宣傳革命歷史涉及高敬亭被錯殺如何處理的有關指示，說中央領導同志收到項英女兒項蘇云2010年2月25日關于她父親項英被誣為錯殺高敬亭的主要責任人而蒙冤一事的信，對她反映的情況很重視，有關部門認真進行了核對研究，認為“不能再出現把責任歸于項英同志的內容”；江蘇省鹽城新四軍紀念館展出的解放軍總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關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中明確指出：“有關項英同志應負主要責任的內容”應“作刪節處理”，“不再陳列展示”。這說明，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認為將錯殺高敬亭的責任歸于項英是不對的。
可是，童志強對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明確態度置若罔聞，將《思考》在2012年第3期《鐵軍》雜志上發表，損害了新四軍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項英的形象，自然激起項英女兒項蘇云、侄女項玉蘭的氣憤。
歷史真相：錯殺高敬亭不應該責怪項英
1939年6月24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被錯殺，至今已近73年。這是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不幸事件，令人惋惜。經中央軍委批準，總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發出《關于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對高敬亭作了公正評價，恢復了名譽。為高敬亭平反是正確的，但通知中講到把錯殺高敬亭的責任歸罪項英，卻使項英蒙受了新的冤枉，聲譽受到損害。筆者在研究項英過程中，發現將錯殺高敬亭歸罪項英是不實事求是的。
1.項英對高敬亭是主張教育幫助的
高敬亭在領導鄂豫皖三年游擊戰和在皖中開展抗日戰爭是有功的，應當肯定。然而他在執行中央關于東進敵后抗日方針等方面是有錯誤的，他所信任的第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叛變投靠了國民黨軍隊。對高敬亭存在的問題，項英既重視，又主張采取教育、幫助的辦法來加以解決。
1939年?月23日（按：電報匯編上就是?月），項英和周子昆給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電中稱：“四支隊高敬亭問題，請經八團戴季英(按：時任第四支隊政治部主任)，仍要其忍耐從事，并要周駿鳴(按：時任八團團長)取積極行動，以影響其下層，如能爭取在敵側后方打一二次游擊，取得小勝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總可推動其部隊前進一步。其他一切待慢改變。”
1939年3月14日，項英和周子昆在報延安并告正在皖中的張云逸參謀長等電中指出：對高敬亭“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動政策是對的。”
1939年5月4日，在葉挺赴江北處理高敬亭問題時，項英致電中央書記處，建議用毛主席名義發電給高敬亭，給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親自草擬電文報批，講道：“四支隊在戰略上處于極重要地位，可以阻隔日寇南北聯系，如能控制津浦路，將予敵在軍事、經濟、交通上極大的困難，對整個抗戰起重大作用。”鼓勵四支隊積極行動，克服困難，完成黨中央賦予的東進任務。這份電報是項英發給中央書記處，建議用毛主席名義發電給高敬亭的，《思考》卻說項英“假借了毛澤東的名義致電高敬亭”，這是編造出來的。
上述幾份電報，清楚地說明了項英對高敬亭的錯誤所持的正確態度。然而很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項英的愿望未能實現。
2.對高敬亭的處理不是項英經辦的
1985年11月，由原新四軍第四支隊參謀長、時任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的林維先和原為高敬亭的警衛員、時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的萬海峰領導編寫的《新四軍第四支隊簡史》，對高被錯殺的經過是作如下記述的：
1939年，“5月3日，新四軍軍長葉挺過江，親赴廬江東湯池組織江北指揮部和處理高敬亭的問題。”
“5月13日，葉軍長應約前往省政府立煌(按：即今金寨縣，時為國民黨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系當時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第五戰區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向五戰區誣告四支隊‘在皖省橫行騷擾’，并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7條‘罪狀’。五戰區轉報蔣介石，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葉軍長帶著蔣介石批準處決高敬亭的公函，抵達合肥青龍廠(按：今屬肥東縣)……葉軍長的副官黃序廷將高關押。”
“葉挺、張云逸、鄧子恢在合肥青龍廠附近儲家圍子召開連以上干部參加的斗爭高敬亭大會，鄧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行’……葉軍長說，對高敬亭要嚴肅處理，要槍斃。6月24日，以葉、項名義出了布告，由葉挺帶來的警衛班將高敬亭處決了。處決后，葉挺還到立煌向五戰區匯報。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處決的經過。”
上述材料說明：一、對高敬亭的誣告，是廖磊向五戰區報告，由五戰區向蔣介石報告的，不是由新四軍軍部或項英上報，也不是經三戰區上報的。說項英要求處決高敬亭純屬無稽之談。二、對高敬亭的處理，不是項英經辦，而是葉挺經辦的。三、處決高敬亭時發布告加上項英名字并不奇怪，那時項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名望頗高，布告寫不寫項英名字在當時是大不一樣的。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布告無法送到皖南云嶺由項英簽發。如果項英知道要處決高敬亭，他會堅決反對和阻止的。
3.與葉挺有關史料稱錯殺高敬亭是葉經辦的
1989年11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趙酬、李杞華著的《葉挺將軍傳》，該書第10章《華中抗敵》第12節，專寫了“親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錯殺”的情況，該書后記提到該書出版得到“葉挺的故舊、親屬、子女的熱情支持”，說明該書是得到葉挺家人認同的。200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葉挺傳——驍將的坎坷》，對高敬亭是被葉挺搞掉的事實敘述更為客觀。
葉挺赴江北整頓第四支隊，包括解決高敬亭一事，在處理后很快通過第五戰區向蔣介石作了報告，蔣介石曾復電表示“慰問”。1939年9月29日，《抗敵報》江北版對此專門作了如下報道：
(本報訊)前葉軍長來江北整理部隊，將經過情形呈報委座(按：指蔣介石)，茲已接委座復電，特摘錄如下：電悉，貴軍長巡視部屬，抗戰支隊(按：原第四支隊代號)得以整頓就緒，辛勞備著，殊堪嘉慰，尚希轉飭張參謀長及其所屬，共赴艱難，彼此化除成見，俾遵廖總司令指揮，完成任務，庶不負此行也，特達。
從《抗敵報》江北版報道的字里行間看出，蔣介石對葉挺以處理高敬亭為主要內容的整頓第四支隊是很滿意的，否則就不會專門復電“嘉慰”了。
4.知情人證實錯殺高敬亭不是項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在華中局高干會議作報告時，講到“大別山的高敬亭，是葉軍長搞掉的，不是項(英)搞掉的。”陳毅這番話，是用贊揚口氣講葉挺的，卻證實了高敬亭不是被項英搞掉的。
1989年5月3日，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時任中顧委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筆者談及高敬亭被錯殺的情形時講道：“當時，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江北皖中，屬于五戰區的序列，而軍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在江南，屬于三戰區的序列。處理高敬亭，是葉挺他們在江北，由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過五戰區報到蔣介石那里批準的，沒有經過新四軍軍部和三戰區。當高敬亭被錯殺的消息傳到云嶺時，項英和我當時都感到突然、震驚和惋惜，同時感到無法挽回了。至于說用項英的名義與葉挺一起聯名出布告，或向黨中央報告，那都是可能的，不過項英不可能知道這種做法，如知道，他是決不會同意那樣辦的。”
幾年前，筆者就高敬亭被錯殺，還問及項英在皖南時的秘書顧雪卿、警衛排長李德和，他們均說，高敬亭的事不是項英去處理的，責怪項英是冤枉了他。
上述情況表明，錯殺高敬亭不是項英經辦的，更不是項英要求蔣介石批準的，因而責怪項英毫無道理。
還有，當高敬亭被錯殺時，四支隊一些指戰員想不通。項英讓江北指揮部把與高敬亭關系甚密的四支隊參謀長林維先和高的警衛員萬海峰等送到皖南新四軍教導總隊學習，讓他們改變環境，充實提高。他們后來均得到正常的發展。林維先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任大軍區副司令員；萬海峰職務一直升到成都軍區政委，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們當時如不調離江北，后果肯定是大不一樣的。
童志強多次不公正評價項英
童志強曾在安徽、上海從事黨史研究工作。按說，實事求是是黨史研究者應具備的最基本素質，而他并非如此。這里僅講兩件事：
第一件，童志強1988年1月在《大江南北》雜志上發表《項英同志在皖南的錯誤不可低估》一文，推動了批項的熱潮。
1941年皖南事變后，項英的革命業績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四人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被說得一無是處。1982年，筆者受命寫《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項英]條目時，按照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用事實講話寫出條目文稿，總政治部百科編輯室在組織專家和相關部門反復會審后，于1984年12月送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央軍委領導人楊尚昆、余秋里及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查，得到肯定和贊許。1986年1月，上海《革命史資料》和《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通訊》《軍史資料》在將[項英]條目刊出的同時，特辟了紀念項英犧牲四十五周年專欄(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對項英的紀念)，刊出項英一篇遺著，約筆者寫出《項英在皖南》一文，介紹項英在皖南的革命實踐。編輯部在編者按中指出：“王輔一同志的文章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全面介紹了項英同志在皖南的革命實踐，為我們正確評價項英同志在皖南的歷史功過提供了重要史實。”對項英的評價開始向客觀方面轉化。
可是情況突變，胡耀邦1987年1月離職后，有人便說[項英]條目是為項英翻案。童志強所寫《項英同志在皖南的錯誤不可低估》一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但此文有兩個事實是不實的：一、硬說項英聽到王明1938年10月20日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關于統一戰線問題的發言，因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受到王明右傾錯誤的嚴重影響”。事實是，項英當時由于葉挺軍長催他返回軍部、華中戰局緊張，因而經中央批準，在參加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和六中全會開始幾天的會議后，于10月初離開延安，10月4日到達西安，10月22日回到皖南云嶺。這樣，童志強批判項英受王明影響就毫無根據了。二、項英回到皖南后，于1938年10月31日向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代表傳達了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可童志強硬說項英是“1939年10月31日才傳達”，實在是笑話。
第二件，童志強公開同黨中央對項英的重新評價唱反調。1998年5月13日，在經黨中央批準的紀念項英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遲浩田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講話時，稱贊“項英同志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對項英的歷史功績給予高度評價。可項英的百年誕辰紀念剛過不久，童志強就于當年11月25日在上海《黨史信息報》上，借紀念劉少奇誕辰百年之機，發表《華中敵后展宏圖——劉少奇華中之行》的文章，同黨中央對項英的重新評價唱反調。
例如，童志強說新四軍編組后，項英一直控制著數個精銳團和大批干部在手，不向東、向北發展。這不符合事實。1938年夏，新四軍編組后，第一、二支隊迅即進入蘇南和南京、蕪湖一線，第四支隊在江北抗敵，軍部特務營也派到江北，第三支隊在皖南沿江一線堅持抗戰陣地。那時皖南就是抗敵前線，并非是大后方，1940年秋季日偽軍掃蕩進至云嶺軍部附近。1941年皖南事變后在鹽城重建軍部，副軍長張云逸、參謀長賴傳珠、政治部主任鄧子恢都是由項英派到江北的。
又例如，童志強說項英要將第四、第五支隊南調，劉少奇不同意，報告了中央，中央決定將這些部隊劃歸中原局指揮。實際情況是：1939年12月31日，劉少奇致電中央和項英，稱：中原局已到皖東，新四軍江北前委與中原局關系如何？第二天，即1940年1月1日，項英電報中央：中原局既到皖東，新四軍江北部隊(除蘇北外)均歸中原局指揮，以便統一。中央書記處1月4日致電中原局、項英：新四軍江北前委改為皖東軍政委員會，以統一黨、軍領導，屬中原局指揮。江北指揮部的指揮關系改變這樣快，表明項英的風格很高，在這個問題上給他抹黑是不公正的。
再例如，童志強批判項英將軍部“孤懸于皖南”。這與事實不符。1937年12月30日，張聞天、毛澤東在關于新四軍編組后的部署電中，明確“以皖南為重心”；新四軍進到皖南后，皖南的戰略地位變得重要起來；1940年5月4日，中央書記處同意軍部移蘇南時，又要求“堅持皖南陣地并發展之”。這說明，皖南是革命的戰略支點，并非是項英留戀皖南。
實踐證明：真實是歷史的生命。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應有的品德；否則，上對不起先烈，下對不起后人，還會損害自己。而客觀公正地評價黨史軍史，對當今貫徹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和胡錦濤主席關于大力發展先進文化的指示精神，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會有積極意義的。愿從事黨史、軍史研究的同仁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