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50年代當空軍飛行員的胡景濂（左）
5月2日，我們到浙江溫州訪問了新四軍老戰士胡景濂，請他談談參加新四軍的故事。胡老雖已98歲高齡，但耳聰目明，思維清晰，非常健談。
胡景濂在家中排行老三，1934年在溫州就讀小學，后隨母親到上海，就讀于唐灣小學，之后進入泉漳中學初中部。
1937年中學畢業后，八一三抗戰爆發，日軍侵占上海，他與五名同學報名投考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校址在南京。經初試，五個人全部被錄取，那年胡16歲。9月份，軍校遷移到武昌，胡正式成為軍校學生（黃埔第十四期），在步兵科學習。后來軍校又從武昌搬到重慶，經過兩年的嚴格訓練，1939年秋，胡景濂成為一名少尉班長，那年他18歲。
為了要當一名空軍飛行員，在空中打擊敵人，報效國家，1939年冬胡景濂再次入伍，報考成都空軍軍士學校。經過三年的嚴格訓練，當年入校的300多名學員，1942年12月畢業時只剩下83人。在空軍軍士學校里，胡景濂參加了一個讀書會，有機會接觸到許多進步書刊。1943年春，他與其他22人被分配到新疆伊寧的空軍教導隊接受訓練（駕駛蘇聯援助的戰斗機），教官是清一色蘇聯人。
胡景濂等人雖說已是飛行員了，但軍銜仍是軍士。他們不滿這種待遇，進行罷課、罷飛等反抗行動。國民黨當局以“異黨分子”罪名逮捕了23名軍士。押送到重慶軍法處，后又被關押在重慶的戰時青年訓導團。所謂“戰時青年訓導團”，實際上是一個集中營，里面關的大多是共產黨員、民主人士及愛國青年，約200 多人。薩空了先生也與他們關押在一起（薩空了新中國成立后成為民盟副主席與出版總署署長）。直到抗戰勝利，國共談判，簽訂“雙十協定”，1946 年初他們才被釋放出獄，但國民黨空軍已不要這批飛行員了。薩空了向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若飛建議，將他們23個人送到延安去。王若飛同意了。只是后來王若飛因飛機失事去世，薩空了去了香港，胡景濂等人也失去了到延安的機會。
1946年9月，胡景濂回到了故鄉溫州。
獨自到上?；I集經費購買書籍
此時，胡景濂的哥哥胡景瑊與弟弟胡景森已是共產黨員了。在他們的引領下，當年11月，胡景濂到了浙南根據地，投入了革命隊伍。在根據地，胡景濂見到了時任特委宣傳部長的大哥胡景瑊，大哥又領他見了特區書記龍躍。
龍書記中等身材，一雙眼睛炯炯有神。他與胡景濂談了許久，勉勵胡景濂說，黨信任你們兄弟幾個，你可以直接在我身邊工作，從事黨的一些特殊任務。
1947年1月的一天，龍躍對胡景濂說：“有沒有膽量到上海一趟？”胡答：“當然有，首長有什么任務嗎？”
龍躍的任務是讓胡景濂獨自到上?；I集經費購買書籍。于是，他從溫州坐“穿山”號輪船到上海。一路上，胡景濂苦思冥想，上海有哪些政治上可靠、思想上進步且有錢的朋友可以幫忙。想來想去，終于想到一個人：當年的軍校同學吳子丹。
到了上海，胡景濂直奔吳子丹家（吳1950年參加了雙航起義，后加入中共，成為中國民航駕駛員）。寒暄后，胡景濂開門見山提出了找他的目的。吳子丹爽快地答應給他金條一根（10兩）。
在上海灘，胡景濂幾乎跑遍了所有書店，能找到的合適的書籍不多。他在三聯書店遇到一位經理，說自己是溫州一所學校派來購買圖書的，學校需要擴充圖書館藏書，請他幫忙選購年輕人喜歡讀的進步書籍。那位經理聽了一口答應。
幾天后，他再到這家書店，拿到已經選購好的幾大包書，其中有《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八月的鄉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生死場》以及魯迅的許多著作。
胡景濂將書籍裝進皮箱，仍舊坐“穿山”號輪船返溫。為了安全起見，他買了船下的水手鋪位以逃避檢查，順利地將書籍帶回溫州。到了特委機關，大家都說這些書籍的內容好，適合進步青年閱讀。
數天后，特委首長又將胡景濂找去，派他到上海暨南大學與時任浙南特區駐上海支部書記的陳宣崇同志接頭。到達暨大時，正巧該校在舉行學生自治會選舉，校園里一片熱鬧景象。好不容易找到了陳宣崇，陳將胡景濂帶到校外一所民房里，胡將特區黨委的信件與經費交給了陳，聊了一下彼此的工作與生活，隨即返回溫州。
1947年3月，胡景濂在哥哥胡景瑊與陳玉華的介紹下，經特區黨委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舉行入黨宣誓時，龍躍同志也在場。
到上海購買電訊器材
1947年后，國民黨發動大規模內戰，浙南特區急需與華東局領導建立無線電通信聯系。特區首長派胡景濂到上海購買無線電器材。
臨行前，臺長徐炳全開了一張無線電器材的購買清單，主要有收發報機的真空管、電容器、電阻、保險管以及電線等。這些器材在國統區是禁止公開出售的，只有通過特殊渠道才能買到。到了上海，胡景濂四處尋找門道，終于找到了一位修理電器的工人顧叢熙。剛見面時，胡佯稱自己正在做電器生意，想請他幫忙購買有關材料。顧答應幫買一批舊電器。等胡景濂把器材運到根據地，經特區相關人員檢驗后認為，只有部分材料可用，仍然缺少許多關鍵設備。
為了完成任務，胡景濂又一次只身到了上海，多次出入無線電器材商行較為集中的四川北路，所獲不多。有一次，他在路上巧遇昔日軍校的同學徐品行（徐新中國成立后參加解放軍空軍，任飛行中隊長），此人在虹口開了一家小店，隔壁正好有一家出售兼修理收音機的店鋪。經徐品行的介紹，胡景濂認識了這家商鋪的老板。他看了一下清單說：“這些大多是違禁品，全是裝配收發報機所需材料。”
胡景濂聽了謊稱說：“我正在做黃金、棉紗生意，溫州這個地方偏，信息不靈，比不得上海。時下物價一日三漲，浮動大，聽不到市場信息（上海的牌價），生意難做了，錢難賺呀！我想組裝一臺收發報機，直接與上海市場聯絡，請多多幫忙！”此人見胡西裝革履，手戴金表，別著派克金筆，以為是個大亨，答應盡量滿足他的要求。
胡景濂將貨物運回根據地后，很快就組裝好了一臺收發報機。但是，浙南特區要與華東局取得直接聯系，還需要穩定的電源才行。為此，特區領導又交代胡景濂到上海再去尋找手搖發電機。
胡景濂又一次找到了那位老板，由于上次做成生意，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這趟沒費多少口舌，就買到了兩部日軍用過的舊手搖發電機。每部以一兩黃金成交，這個錢仍是吳子丹給的。
1947年秋，特區要開辦一個無線電訓練班，需要學生練習用的電鍵與蜂鳴器。龍躍書記將任務又交給了胡景濂。
由于這些材料較容易買到，胡景濂一連買了十副電鍵和蜂鳴器。正當他走出店門時，恰巧遇見上次賣手搖發電機的那位老板。見到胡景濂，他十分高興，靠近胡的耳邊說：“我弄到一部全新的上海電機廠出的手搖發電機，要不要？”
胡景濂聽了，喜出望外，連忙說：“要，要！”跟著他到商店看貨。回到特區，首長們見了發電機，非常高興，特別嘉獎了胡景濂。
由于延安廣播電臺的發射功率較小，一般的收音機收聽起來音量微弱，還帶有雜音。浙南特區辦的《時事周報》需要及時收聽新華社的新聞，才能了解全國戰場上的形勢，需要一部更好的收音機。于是，特區首長又一次派胡景濂到上海購買。
此時，胡景濂對上海市場上的電訊器材信息已經相當熟悉，沒走幾家電訊商行就相中了一臺美國制造，采用干電池的八燈收音機。自此以后，根據地就能清晰地聽到延安黨中央的聲音了。這臺收音機，特區政府一直用到溫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