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與新中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有獎征文，今天與讀者見面了。也許有人會說，新四軍成立于1937年10月12日，1947年1月21日取消番號，前后只有10年的歷史，怎么能把新中國的成立和新四軍聯系起來？我們認為，新四軍不但與新中國有聯系，而且聯系非常緊密。新四軍經過八年抗戰，由原先組建時的1萬人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主力部隊21萬余人，地方武裝9.7萬余人，民兵自衛隊96萬余人。在解放戰爭中，由新四軍部隊改編的華東野戰軍暨第三野戰軍，是解放廣大華東地區的主要力量；而新四軍第三師則是東北野戰軍暨第四野戰軍的主力部隊；西北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中，也有原新四軍的部隊。解放戰爭中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由抗戰期間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發展演變而來的。因此可以說，沒有八路軍、新四軍，就沒有后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以“新四軍與新中國”為題開展征文活動，以此來暢談新四軍對新中國誕生的偉大貢獻，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請專家、學者和熱心新四軍歷史研究宣傳的同志積極參與。——編者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作為中共黨史、新四軍軍史的研究者，“新四軍與新中國”就成為必須回應的主題，成為宣傳新四軍光輝歷史的題中之義。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在華中抗戰中的深厚積累
新四軍堅持在華中抗戰八年，直到把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去。新四軍開辟創建、鞏固發展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并以此為依托，部隊得到不斷增強，不斷發展，從下山集中時的1萬余人，到1940年即發展到9萬多人，1943年底已增長到16萬人，到抗戰勝利前夕，主力部隊已發展到31萬人，地方民兵60多萬人。在華中，新四軍團結民眾，承擔了打擊日偽軍總兵力的1/4到1/3。其中，抗擊日軍16萬人以上，占侵華日軍總兵力的23%，抗擊偽軍23萬多人，占偽軍總數的31%。八年抗戰中，新四軍對日偽軍作戰共計3萬多次，斃傷俘日偽軍共達42.9萬余人，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配合了友軍的正面抗戰，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不愧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在華中敵后戰場上，浴血奮戰的主力是新四軍，更是因為得到廣大的地方武裝和民兵地積極配合，因為有華中各戰略區各級黨政機關全體干部的共同戰斗，才干凈利索地取得戰勝日本侵略軍的完全的勝利。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彰顯出中華民族抗擊外敵入侵時英勇無畏的鐵血豪氣，敢打敢拼、衛國為民的中華民族抗戰精神。而華中人民在八年抗戰中，參軍、參戰、站崗、放哨、趕制軍鞋、繳納糧草、戰場救護、民工支前，做到了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保證了部隊和機關的一切供給，從而保障了華中抗戰的勝利。
華中原本就是全國最富裕的地區，有著得天獨厚的有利的地理條件，氣溫適度，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商業經濟活躍繁榮，工農業生產發達，文化教育水平較高。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從堅持持久的抗戰出發，從抗戰開始，就非常重視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派出大批優秀的黨政軍干部奔赴華中敵后開展工作和戰斗，把華中看作是黨和軍隊的生命線。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洗禮歷練，新四軍暨華中根據地在革命斗爭經驗、人民政治覺悟、武裝斗爭策略、人民戰爭韜略、軍民團結對敵、發展武裝力量、抗擊入侵外敵等各個方面，都獲得了深厚的歷史積淀。這就為不久將要展開的解放戰爭鍛煉儲備了戰無不勝的主力軍，為解放戰爭準備了戰場；也為新中國的建立積累了經驗，準備了干部。
1964 年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會見部分駐外使節及其夫人
華中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準備了戰場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地理位置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作用，北枕橫穿中國東西的大動脈隴海鐵路，南扼天險長江，是聯系華北和華南兩大根據地的樞紐，是華北根據地的屏障，是爭奪華南、進軍華南、發展華南的后方基地。新四軍是華中抗戰的主力軍，是華中人民的長城，解放戰爭時期已成建制地編成為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時期，華中根據地是華東人民解放軍和中原人民解放軍開展自衛戰爭的重要戰場。新四軍第五師所創建的鄂豫根據地，在解放戰爭初期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關鍵地區之一，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的進攻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實施中原突圍，便成為全國內戰爆發的起點。由于中原軍區部隊（前身即新四軍第五師）堅守中原陣地，對阻止和遲滯國民黨軍沿京漢鐵路北上，為人民軍隊在東北地區的戰略展開，為華北、華東各部隊做好迎擊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做出了重大貢獻。而由蘇中、蘇北、淮南、淮北等戰略區組成的蘇皖解放區，也是解放戰爭初期重要戰場之一。同年7月中旬，國民黨集中了5個整編師約12萬人，沿著長江北岸的南通、靖江、泰興一線，向駐扎在蘇中地區的華中野戰軍粟裕部隊發動進攻。粟部在蘇中地區雖然只有2.5萬兵力，但在抗戰時期所創立的老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加上粟裕司令料敵如神、屢出妙策、靈活布陣、機動用兵，每戰必出奇招的神奇指揮，部隊指戰員聽從指揮、英勇無畏、敢打善戰，先后七戰皆捷，最終取得蘇中戰役的偉大勝利。接著，在華中大地，又取得了兩淮保衛戰、鹽城保衛戰、漣水保衛戰、朝陽集戰役、宿北戰役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偉大戰略決戰的第二階段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戰役，也是以原華中抗日根據地為戰場展開的，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和淮海區、鹽阜區、豫皖蘇區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分不開的。1947年7月，劉鄧大軍挺進中原，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的序幕。而劉鄧大軍到達大別山的立足點，仍然是抗戰時期新四軍所創立的根據地。1949年4月，百萬雄師過大江，蘇皖解放區和中原解放區，又成為解放軍渡江南進的前進基地。緊接著渡江戰役就展開了上海戰役，依然在華中大地上得到華中人民的全力支前，在后勤保障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系列戰役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為新中國的建立積累了經驗準備了干部
華中抗日根據地和全國其他根據地一樣，建立的政權性質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這個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是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團結了最大多數的階級和階層，和各抗日的黨派、軍隊、團體和個人結成了友好的關系，集中力量向日偽政權發起進攻。這個政權，實行民主集中制，進行民主建設，成為當時民主的楷模。這些經驗，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是個很好的借鑒。在抗日民主政權中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民主選舉制度、財政制度、審計制度、廉政制度，以及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等各項規章制度，新中國成立后，均可襲用并予以發展。
新四軍在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艱苦斗爭中，鍛煉、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黨政軍群各個領域的干部，尤其是財政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干部隊伍。華中是全國著名的經濟發達地區，群眾生活水平普遍較高，所以受教育的比較多，文化水平也是較高的。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各個戰略區都舉辦了各類的文化事業，在各個縣以上機關，部隊團以上機關，都有自己辦的報紙或刊物。戲劇、美術、音樂較為普及；對教育工作更為重視，戰士教育、干部教育、業余教育、掃盲運動都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有大學、中學、小學各種層次的全日制學校，著名的文化人鄒韜奮、錢俊瑞、范長江、錢杏邨（阿英）、李一氓、彭康、夏征農、劉季平、王闌西、白桃、丘東平、許晴、馮定、何士德、賀綠汀等都曾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過、戰斗過。在他們教育和帶動下，不僅培養了抗戰中的一批骨干，而且也為新中國造就了一批干部。華中抗日根據地曾聚集了一批國內知名的經濟學家，有駱耕漠、薛暮橋、孫冶方、李人俊、張勁夫、方毅、朱毅、陳國棟、閔之、許毅、范醒之、陳易、陳穆等，他們用自己豐富的知識，經過艱苦卓絕的勞動，出色地完成了戰時的財經工作。他們所建立的預決算制度、會計制度、審計制度、金庫制度、稅收制度等，都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所采用或參考。戰時所培養出來的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財經干部，更是新中國財經戰線上的骨干。
新中國建立后，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劉少奇、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張鼎丞、粟裕、黃克誠、張云逸、鄧子恢等，都曾在華中抗日戰場上縱橫馳騁，艱苦地戰斗過、工作過。
還有一批新四軍將帥，在解放戰爭取得勝利建立政權的地區，承擔起主持政府工作的歷史重任。他們分別是：曾希圣，1949年4月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黃克誠，1949年5月被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譚震林，1949年5月6日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7月擔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之后譚啟龍接任浙江省委書記；李先念，1949年5月16日出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陳毅，1949年5月27日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饒漱石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張鼎丞，1949年8月擔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云逸，1949年8月擔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區委書記、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除上述人員職務未變外，吳芝圃，1949年10月擔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譚震林，1952年11月江蘇建省，次年初出任江蘇省人民政府省長。還有更多出自新四軍的骨干精英，分布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軍、財、文、教、衛、商等部門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為了新中國，從頭學起，開啟事業新航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業待興，新四軍將帥聽從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召喚，各自奔赴祖國建設的各個領域，開始了新的創業征程，一般都可以較快地熟悉掌握自己所擔負的工作。然而，有一項陌生的工作，卻讓新四軍當時的將軍們深感必須從頭學起。因為他們將要擔負的新的工作是：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駐外使節。
新中國建立之初，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即著手建立外交干部隊伍，物色好了一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出任駐外使節。被首批選中的耿飚、習仲勛等14位同志中，有5位是原新四軍中的高級將領，他們分別是彭明治、譚希林、袁仲賢、姬鵬飛和韓念龍。他們迅速趕到北京，來到外交部向周恩來總理報到。
周恩來在外交部辦公大樓里見到比自己小了整整10歲的譚希林時，高興地說：“希林同志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可以大干一番全新的事業了。”譚希林回答：“總理，我還是喜歡帶兵打仗。對外交工作我是一竅不通啊！”周恩來笑著說：“外交官也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呢。呵呵，不懂可以邊干邊學嘛。”接著又幽默地說：“你作為新中國首批駐外使節，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將被稱為‘將軍大使’哦！”“將軍大使”們報到后，周總理讓他們連同家眷，都住進外交部已經選定的新華飯店里，進入一種全新的生活。接著，他們就參加了外交部舉辦的大使培訓班。這個班是按照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的指示開辦的，請了國內的專家講國際法，老外交工作者講外交文書和外交禮節。還舉辦了外交文書展覽，展品有國書、頌辭、照會、備忘錄、電報、會談紀要等。這些文件，將軍們誰也沒有見過，看得格外仔細。在培訓班里，大到外交政策，小到衣食住行，未來的“將軍大使”們都要從頭學起。例如，到北京飯店學習如何吃西餐。這餐飯從使用刀叉、讓酒、布菜、喝湯開始，吃了近三個小時，人人緊張得滿頭大汗。
外交部還特別邀請蘇聯、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駐華大使到培訓班來講課。毛澤東主席派來了長子毛岸英擔任翻譯，并講述他在蘇聯留學時的所見所聞。他俄語流暢，翻譯準確，作風樸素，給將軍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外交部還請蘇聯駐華大使、匈牙利駐華大使等介紹本國情況，還組織將軍們學習跳舞，學習穿西裝、打領帶。
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外國使節遞交國書，還特邀將軍們前往觀摩。將軍們躲在屏風后面，隔著縫隙觀看人家怎樣握手、怎么遞交、怎么談話、怎么告別。毛主席對將軍外交使節十分重視，在接見時說：“你們是新中國的首批駐外使節，都是軍隊里調來的高級干部，都是將軍。將軍當大使好！現在建國伊始，百廢待舉，各個部門、各個行業都需要干部。解放軍向來是我們生長干部的地方……”毛主席還風趣地說：“你們都是老戰士，雖不會外交，還要你們去干外交，因為你們跑不了！”
1950年6月8日，毛澤東主席任命彭明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彭明治大使在任近兩年中，中波兩國政治、經濟、文化關系發展很快。兩國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經濟上相互幫助，文化上相互往來，相互簽訂了好幾個合作協定和協議，這與彭明治的努力工作密不可分。1950年6月8日，毛澤東主席任命譚希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權大使。譚希林擔任大使期間，中捷雙方共簽訂了文化合作、科學與技術合作、郵政、電訊、廣播等6個協定。1954年10月17日譚希林任期屆滿，奉調回國。印度是與中國毗鄰的大國，中印關系是我國對外工作重點之一。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袁仲賢被派往印度擔任首任大使。袁仲賢任駐印度大使期間，為中印兩國關系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得到了周總理的高度評價。1955年袁仲賢又兼任駐尼泊爾大使。1956年1月，袁仲賢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他是我國首批駐外大使中第一位出任副外長的人。1950年5月姬鵬飛被任命為駐民主德國外交使團大使銜團長，后為駐民主德國特命全權大使。姬鵬飛在這個崗位上，為兩國教育、文化、廣播、電影等相互往來與交流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55年回到外交部。從這時起到1972年，姬鵬飛當了17年的外交部副部長，1971年陳毅外長病重，由姬鵬飛代理外長職務。1951年5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交，韓念龍被派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基斯坦首任大使。韓念龍始終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兩國睦鄰友好關系的建立和發展而積極努力工作。1956年5月韓念龍奉調，擔任駐瑞典大使。
新四軍將軍中的五位首批駐外使節，都順利地完成了國家賦予的外交重任。其后又有李一氓、劉曉、李連慶等曾戰斗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將軍等高級干部，擔任過駐外大使。他們共同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