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中國故事”作為一個明確的工作要求，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來的。他說：要“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西方主流媒體較普遍地認為，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更具備了“世界主義眼光”和“全球視野”。習近平提出的“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合作共贏”“道義感召力”“在國與國關系中尋找最大公約數”等等，都要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向全世界提交一份思考人類未來的“中國方案”。為什么要通過“講故事”來宣傳“中國主張”呢？西方媒體最普遍的解釋是：人們可以排斥觀點，但并不厭棄故事。故事可以成為全球傳播的有效橋梁。目前中國各類媒體也普遍認為，“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時代使命。
“講好中國故事”，不能不想到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的《西行漫記》（英文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作品在歐美的報刊上連載后引起了強烈反響，美國《時代》周刊評論說：“斯諾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斯諾作為西方記者，經過深入采訪、實地考察后寫下的這部紀實作品，不僅向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傳遞了共產黨和紅軍的豐富信息，而且首次向世界人民打開了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真實情況的窗口。
歷史在前進，時代在發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早已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和業績尤為突出。但是，西方有些人卻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利用他們的“話語霸權”，制造和渲染“歷史終結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在這種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人民真正認識歷史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已成為堅持“四個自信”的時代要求，更是實現偉大的中國夢的必備條件之一。我們所說的“四個自信”中的“文化自信”，它是共產黨人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精神家園，必須堅決維護好守護好。
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做出巨大貢獻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以及無數的人民英烈，講好他們的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題中應有之義，是極其重要的內容之一。基于此，安徽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劉以順教授花費極大的心血和精力編著了一本近100則、共50多萬字的《新四軍故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此前，我也曾閱讀過許多新四軍故事，但卻很少作連貫的、整體的系統思索，更缺乏分門別類的解讀，沒有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升華。劉以順教授所編著的《新四軍故事》分別歸納為“理想信念篇”“群眾路線篇”“團結戰斗篇”“反腐倡廉篇”“制度法紀篇”“高風亮節篇”6 大篇章，這對我們加深認識新四軍、學習新四軍、繼承和弘揚新四軍的“鐵軍精神”有很大的啟迪和教誨作用。
20世紀80年代，臺灣陸續出版了《蔣總統秘錄》、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徐永昌《求己齋日記》以及《抗戰建國史研究論文集》等著作。這些書談及中國抗戰歷史，主要是吹噓、夸大蔣介石的抗戰功績，誣蔑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借抗戰為名擴充實力，搶占地盤，不服從軍令，破壞抗戰，是所謂叛軍、匪軍等等。這很適合國內一些“公知”和“新漢奸”的口味，也非常適合西方敵對勢力在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網絡上和一些報刊不斷傳播、散布這些篡改和歪曲事實的謬論邪說，甚至連國民黨頑固派于1941年1月蓄意謀劃的以剿滅新四軍為主旨的“皖南事變”也說成是他們的正義行動。在這股反動思潮影響下，一時間國內出現了各種各類“翻案文章”，并提出了“告別革命論”，以貶損和否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爭史，進而丑化和否定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史。如何厘清此類謬誤，《新四軍故事》一書從一個側面做了最有說服力的解答。
《新四軍故事》以更多、更廣泛的內容描述了“鐵軍精神”的方方面面，以鐵的事實形象地再現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包括為人民利益勇于犧牲、軍民魚水情、創建全新的革命根據地、在戰爭環境下努力搞好經濟建設、從嚴治黨治軍、推行民主與法制等等，對于以史為鑒，資政育人，可以說有著永不褪色的現實意義。
最后還想特別說一下，《新四軍故事》這本書的文筆也很優美，要言不繁，情理交融，敘事娓娓動聽，既能從道理上說服人，又能從感情上打動人，這肯定是受讀者歡迎的。
（本文作者為安徽省經濟干部管理學院原院長、黨委書記，曾任安徽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