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澤
今年2月底，我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為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采訪，事前重讀了《講話》。
時代變了，《講話》的精神沒有過時，對當前發展文化事業，仍然有現實指導意義。《講話》是革命文藝理論經典，在馬列主義文藝理論領域中，抓住根本性的問題，講得如此系統、如此透徹，是過去所罕見的。《講話》為黨制定發展文藝的方針、政策指明了方向，為革命文藝工作者、先進文化人明確了前進的目標。
《講話》開宗明義：“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結論部分，闡明了革命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道理，同時針對現實，澄清、明確了一些基本觀念。
70年來，在《講話》指引下，革命文藝在出優秀人才、出優秀作品兩個方面，獲得了豐碩成果。以延安魯藝為例，出了賀敬之創作、王昆主演的《白毛女》，還有《小二黑結婚》。解放后主演《烈火中永生》的于藍同志也是從延安魯藝出來的。木刻家古元、力群，油畫家羅工柳、王式廓等也是在座談會后創作出《血衣》等優秀作品。音樂方面，魯藝人有王莘創作的《歌唱祖國》，周巍峙創作的《中國人民志愿軍軍歌》，劉熾創作的《我的祖國》等。文學方面周立波創作了《暴風驟雨》等。座談會開過后，賀綠汀、何士德、莫樸、孟波從華中魯藝到延安魯藝任教，《講話》給了他們很多啟發。莫樸同志畫過毛主席接見吳滿有的速寫，土改中畫過《清算》，解放后創作了《南昌起義》。他是我在華中魯藝學習時的美術系主任、老師。華中魯藝也培養了一批有成就的文藝人才，戲劇方面有田川，音樂方面有黃葦、蘇民，美術方面有洪藏、彭彬，文學方面有沙地、袁魯林等。
魯藝院歌唱道：“我們是藝術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用藝術做我們的武器，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爭取中國解放獨立奮斗到底。”從那時起，我就牢記“用藝術做我們的武器”這句話。學習《講話》，又見到這句話，《講話》講到這個武器的任務和作用，遠比“院歌”表述得全面、深刻。《講話》指出文藝要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講到文藝創作時《講話》指出：“革命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從此，我把“以文藝為武器為人民服務”這句話作為我從事文藝活動的指導方針，出差總帶上速寫本，干什么，畫什么。2008年發表的一篇題為《以藝術做武器為人民服務》的文章，說的就是我從事文藝活動的經歷。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我已從華中魯藝來到建陽縣青年服務團工作，擔任美術委員。1945年七八月份我在鹽阜地委黨校整風學習時才真正學習了《講話》。通過學習，我懂得了文藝創作源與流的區別，并在工作中自覺堅持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創作原則；明確了文藝批評的兩項標準，作品努力達到政治與藝術的統一，或者說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
《講話》要求文藝家要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參加實際斗爭。我本身就是生活在群眾和實際斗爭中，易于積累資料，搜集創作素材，這是我的一個優勢。文藝創作還要掌握一定技能，即創作手段。我在魯藝進行了短期的文藝訓練，初步掌握了這一手段。我的畫大多是主題畫，即使是畫花鳥，題詩以后便賦予了政治思想內涵。如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我在所畫的《荷塘月色》上題詩道：“荷塘明月夜，萬籟聽蛙鳴，開懷歌盛世，放聲頌升平。”我的書畫作品有兩個特點，從形式上說叫詩書畫結合，從內容上說正如大書畫家李琦所說：“以畫寫心，以藝弘德。”畫上題詩不是貼政治標簽，而是實踐毛主席講的“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統一”。我在文藝發展道路上小有貢獻，最終還得感謝《講話》的指導。
《講話》最觸及靈魂的是要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和感情來個根本轉變。我參加革命時是初中二年級肄業，當時農村群眾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填黨員登記表或個人履歷表時，在出身一欄里，自己樂于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學習《講話》，讀到毛主席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評教導時，總感覺說的就是我自己，之后我在思想作風上有了很大的轉變。
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這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發展和創新。在新形勢下，毛澤東《講話》中關于文化工作是革命機器一部分的觀點、以文藝為武器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歌頌和暴露如何運用的觀點、文學藝術源與流關系的觀點、文藝批評要政治性與藝術性相統一的觀點等，對貫徹十七屆六中全會決議，實現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仍然不失現實的指導意義。
目前文藝界流傳一種論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穩定局面，但大好形勢對文藝創作卻是不利的，不如戰爭、動亂、貧困年代容易出好作品。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有局限性的。胡錦濤同志倡導“和諧文學”，我做了一次嘗試，在此前發表的《社會矛盾與和諧社會》文章基礎上，根據實際，寫了一篇小小說《畫家的新居》。
我不反對戰爭文學，自己也寫過《手槍的故事》，屬于戰爭文學一類。今天的問題是有些人怨天尤人，漠視現實，不深入群眾和社會生活，創作反映時代、推動歷史前進的作品。我認為目前文藝界的迫切任務，是要以《講話》和六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緊跟時代，探索走出一條發展“和諧文學”的新路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