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賈汪。江莊。竹園。
開車過去，見一排白墻青瓦房，干凈，漂亮。我疑惑起來，這兒是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嗎？
打電話問胡軍英，果真在這里。她問：看到門口的坦克了嗎？在坦克那兒停下，我到門口接你們。也許因為是軍人后代，胡軍英辦事干脆、利索，普通話講得很流暢。
就這樣我們和胡大貴兄妹倆認識了。
56歲的胡大貴和55歲的胡軍英是同宗兄妹，兄妹倆一個是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的館長，一個是副館長。兩人為創辦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已經奔波付出了10年。
暮色降臨時，胡軍英領我們來到了館內的銀杏樹下。正是秋天最美的時節，金黃燦爛的落葉鋪滿了石桌石凳。胡大貴站在樹下，個子不高，精神十足，戴黑邊眼鏡，穿中式上衣。胡軍英介紹說：“這就是胡總。”稍停，又加了句，“跟個老農民樣。”胡大貴并不生氣，反而笑著說：“工地那邊在干活，我得跟著。”
胡大貴，江蘇省原政協委員、徐州市工商聯副主席，現為徐州市收藏協會副會長、臥龍泉生態博物園董事長、徐州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館長，獲得過“紅色文物保護感動人物”和“為紅色文物保護做出特殊貢獻的優秀企業家”兩個稱號。這兩個稱號是由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紅色文物保護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新四軍紀念館主辦的“永恒的豐碑——2017北京·紅色文物保護公益宣傳活動”表彰大會授予的。
“他從小聽著運河支隊的故事長大，是懷有濃厚紅色情結的企業家，更是熟知抗戰時期運河支隊歷史的專家。他投資千萬，付出心血，創建全國唯一的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使之成為揭開塵封歷史的大書。他籌拍三集大型文獻紀錄片《運河支隊》，為這個英雄群體揚名立威。他的大善義舉，功德無量。”
這是大會給胡大貴的頒獎詞。
運河支隊是1940年元旦宣布成立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裝，由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親自批準組建并命名。抗日戰爭期間，運河支隊參加了大小幾百次戰斗，共斃傷日偽軍5000多人。羅榮桓稱贊運河支隊是一支“敢于在鬼子頭上跳舞的部隊”，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曾說“運河支隊可以寫一部大書”。
胡大貴是江莊人，從小聽著運河支隊的故事長大，運河支隊第三任支隊長、抗日英雄胡大勛又是他的本家哥哥。胡大貴是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既感謝黨的政策，也感恩所有為新中國誕生而流血犧牲的先烈們，創建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他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胡大貴的父親是20世紀50年代初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畢業生。受父親影響，他從小愛好學習、喜歡讀書。初中畢業時，以全鄉第一名的好成績考入高中，因受當年高考制度的限制，未能考入大學。按規定，在徐州礦務局任高級工程師的父親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到系統內工作，但他的父親沒有這樣做。于是18歲那年，胡大貴到徐州礦務局張小樓煤礦當上了最苦的下井工人。
下井的人被稱為“煤黑子”，干干凈凈下井去，滿臉黢黑上井來。這個工作不僅臟累，而且危險，瓦斯爆炸、冒頂都是最大的威脅。
胡大貴在井下一干就是3年。工作之余，讀書看報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和精神寄托。1983年，不甘“沉淪”的他，苦讀3個月，考入徐州電視大學。
電大畢業，他被分配到原單位的計劃科，這個部門在當時的單位里是最輕松的，待遇也不錯。“坐辦公室”這種令人羨慕的工作，他干了兩個月后又主動辭職了，那種按部就班、看報喝茶的清閑日子不適合他。
1987年，他回到自己的家鄉江莊，在三間破伙房里，花500元錢創辦了一家文化用品廠，開啟了他的創業歷程。一度，他窘迫到極點，僅靠一鍋煮土豆度過了一星期。父親無法原諒他辭去“金飯碗”，差點斷絕父子關系，他也有幾年不敢去見父親。
感謝那次辭職，感謝那種毅然。從三個鑄銅字賣出700元錢，把握到了發展的商機。顧客的一句詢問，成就了他的卷簾門生意。從建筑材料彩板瓦到香山裝飾建材有限公司。從購買聞名徐州的亞東裝飾城，到成立徐州市亞東裝飾建材城有限公司、香山油漆廠、香山房地產、今日彩印、臥龍泉生態博物園……
胡大貴以勤奮與汗水鋪墊，用智慧與敏銳引航，一步一個腳印走上了成功之巔。事業成功后，胡大貴首先想到的是回饋社會、回報家鄉，他先是在賈汪區江莊鎮竹園村修建了臥龍泉生態博物園，接著就在園區建造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
為什么要創辦一個燒錢的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
胡大貴說，創業成功后，我多了一些對生命的思考。我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有錢了怎么辦？二是生命的意義何在？和金錢比起來，我覺得生命的意義更值得重視。
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原運河支隊副政委童邱龍（中）
從2008年決定創建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起，胡大貴就開始為選址、設計而奔波，僅僅購買建筑方面的參考書，他就花了3萬多元。徐州是兩漢文化發祥地，紀念館體現出漢式建筑風格，白墻青瓦大屋蓋，而紀念館正門的窗戶一邊四個，兩邊加起來共八個，有著明確的寓意：運河支隊曾經隸屬于八路軍，也曾經隸屬過新四軍。
胡大貴出資組織人員收集資料、采訪抗戰親歷者，自己從來沒有節假日概念，辦公室就是他的臥室，舊沙發就是他的床，吃住都在工地。一干就是10年。
回顧往日建館的艱苦歲月，他動情地說：十幾年間，我酸甜苦辣都嘗過，就像個包工頭、農民工。累了，病了，也會掉淚，天一亮又渾身是勁。我夏天6時上工地，冬天7 時上工地，先安排好工作再吃早飯，晚上七八點才吃晚飯，由于吃飯不定時，得了糖尿病。醫生給我談了兩個小時，讓我把身體當回事。平時不吃肉，多吃煎餅，來控制體重。
園區所在地的江莊鎮人大主任董進這樣評價：胡大貴不是共產黨員，卻有著共產黨員的干勁；他是民營企業家，卻做著政府的事；他是苦行僧，不住別墅住小屋；他應該算鄉紳，卻和娘們一樣，戴席夾子（當地編織的草帽）在工地上干活。
胡大貴自己省吃儉用，但對抗戰文物卻一擲千金。一本小小的日軍調查報告要2000元、日軍戰場實物動輒上萬，他都毫不猶豫地出手買下。只要一聽說哪里有珍貴文物，他都會星夜兼程趕過去，帶著煎餅卷咸蛋泡在文物市場里。
臥龍泉生態博物園現有館藏文物8大類，30余萬件，其中不乏珍貴文物，比如日本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嶧縣情況全面調查的報告》，日軍調查報告稱運河支隊支隊長胡大勛為“匪首”，可見運河支隊對日軍的打擊力度和震懾作用之大。1945年5月5日，時任新四軍四師政委鄧子恢寫給運河支隊政委鄭平的親筆信等文物，更是新四軍研究不可多得的物證。
付出的不僅僅是金錢，還差點付出生命。
2011年7月26日深夜，在采訪完八一電影制片廠導演趙繼烈后，遭遇北京罕見的特大暴雨，胡大貴與胡軍英3人行進在及腰深的暴雨中，時刻都有被洪水沖走或掉入窨井的危險。
2012年3月1日晚上，下著小雨，采訪途中，一輛闖紅燈的大貨車撞上了胡軍英乘坐的小車，她被左車窗和后面的玻璃砸倒在車座上，醒來發現左臉扎滿了玻璃，左胳膊疼得抬不起來。等醫生處理完她臉上的玻璃后，她顧不上毀容不毀容，就讓肇事方的駕駛員抓緊送她到彩印廠去……
類似的事還有許多。
再說一下胡軍英吧！2012年，她全程參與徐州電視臺8集專題片《運河支隊傳奇》的拍攝和后期制作，此片獲得徐州市“五個一”工程獎。2015年，她又全程參與紀錄片《運河支隊》的拍攝并擔任總撰稿，后來整理出版了同名文集。
拍片伊始，在例行體檢時，醫生懷疑她患有乳腺癌的跡象，給她開了住院手術通知單，但攝制任務迫在眉睫，她揣著入院手術通知單就帶領攝制組出發了。親人們的電話追著她，罵她只要工作不要命。趁劇組在徐州拍攝，她抽空到四院做了活檢微創手術，疼痛讓她差點休克，醫院讓她打3天消炎鹽水，下午她又帶著劇組顛簸在從賈汪到邳州的鄉間小路上。晚上，女導演在賓館看見她血跡斑斑的繃帶，目不忍視，你呀，還真像是運河支隊的后代！
數年甘苦換來成功的歡欣。
2011年，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正式建成并對外開放，它是目前全國唯一一座全面反映蘇魯邊界運河支隊八年抗戰史實的大型專題紀念館，集宣教、收藏、研究、旅游多功能于一體。
紀念館建成以來，已經接待了社會各界20余萬人次，也引起了中國八路軍、新四軍研究會的高度重視，羅榮桓元帥之子羅東進，陳毅元帥之子陳昊蘇、陳小魯，鄧子恢副總理之子女鄧建生、鄧小燕，粟裕大將之女粟惠寧等100多位開國元勛的后代都來過這里考察調研。
2015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日子里，胡大貴又一次投資，與徐州市委宣傳部、賈汪區委區政府聯合拍攝三集電視文獻紀錄片《運河支隊》，該片于2015年12月19日至21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繼主打抗戰文化的運河支隊抗日紀念館后，胡大貴又陸續建成了徐州會戰紀念館、淮海民俗館、紅色記憶館等系列場館，以及各種自然生態的風光美景，形成了獨特的綜合性文化魅力，很快成為賈汪文化產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徐州紅色旅游的一張靚麗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