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革命者亦然。面對“不如意之事”處之泰然者，未必很多；遇到挫折，依然不離不棄者，必具崇高人格，新四軍老戰士李奉三同志便是其中一位。革命征程艱險，他屢遇挫折，泰然淡定，追求真理，終身如一。
李奉三同志原名李敬德，1915年生于安徽省定遠縣九梓集鄉。兄弟5人，排行老二。
李敬德自幼聰穎過人，深得家人喜歡。被教私塾的爺爺視為掌上明珠，施以悉心教導。所以，他不僅四書功底很好，而且寫得一手好字，楷書、行草皆佳，逢年過節，婚嫁喜慶，親朋鄉鄰少不了請他這位“小先生”代書對聯、喜帖，他也十分樂意為鄉鄰們效力。
1962年李奉三在黃山留影
在吳圩農民暴動中啟蒙
1929年2月，在鳳陽城從事工會工作的中共黨員秦子揚，利用與定遠吳圩鎮吳禹川的同窗關系，到吳圩小學以教書為職業，從事革命活動。3月，發展吳圩小學校長吳云漢加入中國共產黨，接著又發展了教師朱階平（朱正泰）和四名學生入黨，成立了吳圩地區的第一個黨小組。其時就讀于吳圩小學的李敬德已是一個16歲的大男孩，由于追求進步，品學兼優，長得又“躥”，被秦子揚發展為定遠縣第二批學生黨員。1931年8月初，李敬德在早期黨員、定遠縣委委員戴國興的帶領下。先后在吳圩、九梓、站崗一帶街頭、村莊宣傳革命道理，張貼“紅軍是窮人的隊伍”、“共產黨是窮人的大救星”、“打土豪分田地”等標語。李敬德和一些熱血青年還積極報名參加了赤衛隊。
戴國興親自編排文娛節目，利用逢集人多的機會，在街頭演出，宣傳革命道理，發動群眾。他和李敬德在《貧農淚》中扮成父子，劇中情節深深感動了臺下的觀眾，臺上臺下哭聲一片，演出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在戴國興帶領下，李敬德等一批熱血青年的革命宣傳活動，在吳圩地區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為吳圩農民暴動做了前期的動員和鋪墊工作。
1931年8月下旬，在中共定遠縣委的直接領導下，號稱“萬人紅軍鬧革命”的定遠吳圩山人劉農民暴動爆發。這是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用革命的手段，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一次勇敢的嘗試。暴動雖然失敗，但卻狠殺了地主老財們的威風，大長了革命群眾的志氣，顯示了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在吳圩地區乃至全縣范圍內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在定遠革命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吳圩農民暴動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四處捕捉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吳圩地區的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各個黨支部被迫停止活動。李敬德在革命征程中遭遇了第一次挫折，他和他的同志們在白色恐怖下，頑強地堅持著，期待著。
定遠縣九梓鄉李奉三故居
重建中共支部
1931年9月，李敬德等人在期待中迎來了中共長淮特委派到定遠活動的中共鳳陽縣委書記陳新然。陳與原定遠縣委書記朱階平接上頭，逐漸恢復了各個黨支部的活動。通過原九梓集黨支部書記李教伍、李奉三（李敬德在吳圩農民暴動后改名李奉三）等努力，組建恢復了中共九梓集支部。重建的九梓集黨支部，領導黨員和農民群眾繼續從事黨的革命宣傳工作。由于李奉三在活動中暴露了身份，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遭到四處搜捕。一次在吳圩南黃家圩開展宣傳活動時，被國民黨土頑牛登峰部包圍，奉三一看形勢不好，將“馬虎”帽向下一拉，背起糞筐，偽裝成拾糞的，在群眾的掩護下，溜出了村子。這第二次挫折，讓李奉三吃足了苦頭。
迢迢千里為尋黨
僥幸逃脫的李奉三，從此走上了背井離鄉，四處漂泊之路。先是跑到肥東，而后跑到蕪湖，投奔親戚。他以教書為掩護，設法打聽中共地下組織，但始終未能接上關系。他決定離開蕪湖，去外地找黨，以盡快投身火熱的革命斗爭。
李奉三在家讀書時，曾隨叔父學過中醫，對于一般的頭疼腦熱，傷風咳嗽，特別是春天給小孩“放花”（種牛痘），更是技高一籌。于是他自備了一副擔子，一頭放了一些簡單的行李，一頭挑著一只黃雀。以“黃雀算命”和行醫為掩護，走鄉串戶，四處探詢中共地下組織的消息。
李奉三長得帥氣，為人豪爽，每到一處都深受老鄉們歡迎。他一路替人看病，或是為小孩“放花”，但凡困難的，一概不收錢。
李奉三在外鄉漂泊闖蕩，心里堅定著信念：盡快找到黨組織。這對于一個二十剛出頭的青年來說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風餐露宿，饑一頓、飽一頓，嘗盡千辛萬苦，近六年的時間，他先后走過肥東、巢縣、蕪湖、和縣、含山、繁昌、馬鞍山、全椒等地。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勢開始和緩。李奉三趕緊返回老家，找到了原九梓鄉黨支部書記李教伍。本想，找到了黨組織，可以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不料此時的李教伍已叛變投敵，坐上了國民黨定遠縣參議員，九梓鄉、柘塘鄉鄉長的寶座。
李教伍見到李奉三時非常高興，一來他深知李奉三才華橫溢，四書功底好，又寫得一手好字。二來他了解李奉三為人俠義，四鄉八鎮口碑好，又是同族家下，自恃過去關系不錯，便想拉攏李奉三投靠國民黨。他說：“奉三，就憑你的才干，跟我干，保你飛黃騰達。”李奉三對李教伍拉關系、套近乎、封官許愿這一套很反感，遂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我是一名共產黨員，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叫我叛黨那不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話，我勸你和我一起去尋找黨組織……”
李教伍深知李奉三的為人、品行。在多次交鋒無效的情況下，終于翻臉了，他給李奉三下了最后通牒：“奉三，我們孬好是一個家下，一筆難寫兩個李字，不看僧面還看佛面，我給你三天時間考慮。”扔下話甩手就走了。這次遭遇雖出乎預料，使他更深刻體會到革命之艱難，卻也更堅定了他尋找黨組織、追隨革命的信念。
第二天，奉三和弟兄們商議決定，在家是呆不下去了，還是出去找黨組織。于是他連夜挑起黃雀籠子，經永康、靠山、曹店，至曹店天已亮，他從蚌埠乘小木船到小蚌埠后，暫住在新馬橋，并在淮北、壽縣，定遠西南拐一帶漂泊，繼續他的尋黨之路。
李奉三（前排中）和安徽省方志辦同事留影
矢志不移重走革命路
1938年，新四軍第四支隊奉命東進抗日。四支隊八團先后挺進合肥、全椒、定遠一帶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斗爭，開辟抗日根據地，黨的活動也逐漸公開化。1940年8月李奉三在定遠西南拐的孫集、大木橋一帶，遇到曾任中共壽縣縣委書記，時任定遠縣委委員，定二區區委書記的馬曙同志，他向馬曙匯報了參加吳圩農民暴動和由戴國興介紹入黨的經過，要求回到黨的懷抱和參加革命工作。馬曙對他說：由于當前環境困難，你說的這段歷史眼下無法查證，如果你愿意，可以從現在開始重走革命路，重新參加中國共產黨。奉三聽了馬曙的話，感覺非常委屈，近六年的尋黨之路，吃盡了千辛萬苦，到頭來還落得個組織上不承認。但轉而一想，只要能回到革命隊伍中，何必顧慮那么多？便一口答應下來，重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1年，他又回到了黨的懷抱。1942年初，日軍修通了定城至水家湖的公路，沿線較大集鎮均被日軍控制，形成了東西長約90華里的封鎖線，定鳳懷縣被分割成南北兩大片。為了便于工作。上級決定公路以南地區，包括合肥縣的一部分新建定合縣。此后，李奉三先后擔任過九梓集鄉黨支部書記，定合縣定六區區長，定合縣民政科長等職。
一身正氣 清白做人
1946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決定“還都南京”，淮南津浦路西地處南京的北面門戶，活動在鳳陽山周圍的新四軍游擊隊成為南京當局的心腹之患。國民黨為確保南京當局的安全，調集一七一、七一七、一七二、一三八共四個師的一萬余兵力進入淮南津浦路西，妄圖一舉消滅在路西的華中四分區所屬部隊。路西的局勢驟然緊張起來。為避鋒芒，中共華中四地委（原路西地委）決定軍分區的十八團及各縣支隊主力撤往路東。定懷縣留孫傳家、周衣冰領導的游擊隊和區鄉干部，定合縣留縣長呂超、縣委書記丁康（羅應生）定合六區（大木橋）區長李奉三等20多人堅持斗爭。隨著國民黨軍隊步步進逼，定懷、定合等縣的留守人員已無法在原地堅持斗爭，相繼撤至定鳳懷縣。
奉三同志隨軍北撤之前，不放心留下的革命群眾，怕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報復。他在臨走前，找來了國民黨頑保長李德清，他把手槍朝桌子上一拍，指著李德清正義凜然地說：“你聽著，我們北撤是戰略上的轉移，我們還是要回來的。我們走后，你膽敢迫害革命群眾，我回來找你算賬，你要是敢殺害一個革命群眾，我帶人回來殺你全家。”說完后他舉起手槍朝門前樹上打了一槍。
由于奉三同志臨撤前，找到頑保長李德清提出警告，定六區一帶的革命群眾很少遭到國民黨當局明目張膽地迫害。
奉三同志隨部隊北撤至定鳳懷縣后，隨著路西中心縣委和游擊隊，堅持鳳陽山斗爭三年。他們孤懸敵后，肩負著戰略支點，為迎接解放大軍南下做了前期準備工作。
1949年1月，淮海戰役勝利，敲響了蔣家王朝覆滅的喪鐘。解放大軍南下渡江，奉三同志亦隨軍南下，1951年就任鳳陽縣縣長。
奉三同志在鳳陽任職時，作風樸實，平易近人，關心干部，關心群眾。他為人豪爽俠義、有膽識，工作中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原則，民主作風特別好，從不擺老黨員、老同志的架子。干部、百姓遇到大事小事都樂意去找李縣長。因而他在鳳陽工作期間，群眾基礎扎實，口碑非常好。
1953年全國在干部隊伍中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由于受到黨內部分人的排擠，個別領導羅列了許多不實之詞，李奉三被打成了“老虎”。在冤屈面前他沒有倒下，而是挺直腰桿堅持說理斗爭，力排那些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后來在安徽省省長黃巖，省政府秘書長鄭抱真兩同志的直接干預下，才還奉三同志一個清白，并把他調至省委統戰部任工商處長。
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堅定信念，明白做人是李奉三同志做人的準則。
李奉三詩
言傳身教 嚴于律子
李奉三參加革命后，勤奮工作，從一般干部，鄉支部書記至區長、科長、縣長、處長、省方志辦副主任（正廳級），始終保持著一個農民的本色。衣著樸素，生活節儉，由于子女較多，平常生活也較為緊巴。李奉三嚴格要求自己，對子女的教育也十分嚴格。他常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為父者也應為子之師。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奉行“要子為而必己先為”的宗旨。經常告誡子女們：我們的家庭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沒有特殊的地方，你們也不要有任何優越感。你們的路靠你們自己走，你們的事靠你們自己辦。
筆者在和他長子李克和同志交談中，曾問及：老爺子給你們留下了什么東西嗎？他笑著說：老爺子走時是兩袖清風，留給我們的是一種信念和對革命事業的敬業精神及兩張發黃的老照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展開，鋪天蓋地的造反派們，瘋狂地沖擊著中國的經濟、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新中國經歷著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時任省方志辦副主任的李奉三同志敏銳地感到這場運動后果的嚴重性，他憂心忡忡地說：“文化大革命這樣下去，真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隨著學校停課，工廠停產，打倒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奪權”的浪潮一浪蓋過一浪，1967年李奉三同志萬般無奈地帶著正在合肥八中讀書的兒子李克強從省城回到了故鄉定遠九梓集鄉。
年僅12歲的兒子李克強隨父從合肥回到家鄉定遠九梓公社后，看到農村變化很小，沒有電燈，道路泥濘的情景，遠不如省城合肥。奉三同志就教導克強說：“農村條件不如省城，你們這一代擔負著改變農村面貌的責任，要叫農村也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出門坐汽車，吃水自流化……”那時的李克強也十分懂事，從合肥背了一包書來家，趁著暑假如饑似渴地復習功課。家里條件差，上午他躲在西山墻下看書，下午又轉到東山墻下看書，中午熱了他跑到塘里“拐”個澡，涼快一下，上來繼續看書。看到克強如此刻苦地讀書，奉三同志內心感到十分欣慰。
奉三同志對自己親生子女嚴格要求，對侄兒侄女們的政治上成長也相當關注。1963年他的二侄子李克文（當時是大隊書記）到合肥去看望奉三同志，臨去前，另一位大隊書記楊開順同志有一塊手表壞了，請克文捎到合肥修一下，克文便順手帶到手腕上。中午吃飯時被奉三同志看到了，便追問克文手上帶的是什么？克文說是楊書記的一塊壞表叫我帶到合肥來修的。他不信，克文捋起袖子把手伸給他看。奉三看看、聽聽，果然是塊不跑的壞家伙。他對克文說，大隊書記也算一個官吧，記住為官者清廉是第一位的，你廉政為民，百姓才服你、信你。
在李奉三的悉心教育下，他的子女都能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如今他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地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著自己的貢獻。其次子，正是新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李奉三同志一生為革命事業信念堅定、不離不棄，而對自己的榮辱、委曲、名利卻十分淡定，在他的身上有著許多金子般的閃光點。讓我們把他在1971年悼念吳圩暴動領導人戴國興同志時，賦的一首詩作為這篇小文的結尾吧。
一唱雄雞破曉天，曲陽風火正燎原；
為民除害何辭死，血灑吳圩四十年。
（作者葛存仁系安徽省定遠縣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辦公室主任，王文系中共定遠縣宣傳部《滁州日報》“定遠新聞”采編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