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朱瑞與毛澤東在延安合影
2018年10月1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奠基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朱瑞將軍犧牲70周年的祭奠之日。在緬懷朱瑞豐功偉績、追思將軍崇高風范之時，我們不禁探究起朱瑞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思想的形成軌跡。本文試從朱瑞少年時代革命思想的形成作些粗淺的探討。
成長環境的熏陶：家厚善施 向善崇學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關系，人可以改變環境，環境也可以改變人、塑造人。古代“孟母三遷”就是典型。就其成長環境而言，朱瑞也概莫能外，主要因素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家庭教育的熏陶。1905年朱瑞出生于蘇北宿遷縣埠子鎮孝義鄉朱大興莊（今宿遷市宿城區龍河鎮朱大興居委會）一個充滿情愛的溫馨之家。先祖父時，朱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朱瑞在延安所寫的《自傳》中說，他家曾是一個延續三代的“書香門第”的地主家庭。到朱瑞出生前，由于數次遭遇土匪洗劫，加之“宗支繁衍，親疏析離”，家道中落，已由一個富豪的大家庭變為一個殷實的小康之家。俗話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朱瑞的父親朱心順，“性寬大、平和、好施”，為人忠厚，壯年曾習武，后學郎中，成為“農村業余醫生”，凡遠近人家，有病請他診療，他總是盡心盡力；若有急病重病求他出診，他也總是有求必應，從不推辭。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對于家境貧苦的病人，他不僅免收酬金，還周濟藥費。因其醫德高尚，樂善好施，頗被鄉人所敬重。朱瑞的母親朱關氏，粗通文墨，嫁自朱家南邊僅有一條遙河之隔的歸仁集（今泗洪縣歸仁鎮張宅村關莊組），具有中國勞動婦女的傳統美德，秉性寬厚，性格剛強，勤勞簡樸，善于持家，在為養育子女、照顧家庭而不停地奔波和忙碌的同時，還抽閑摸空地為子女們傳授古詩文。二是生活環境的熏陶。朱瑞從小就喜歡聽人講故事，尤其是喜愛聽那些“孤臣孽子”“忠貞節烈”的情節。在家中，他總愛纏著大人給他講故事，有時還跟著大人去書場，聽說書人講故事。每當說書人講到“凄涼悲慘處”，感情豐富的朱瑞，常為故事中人物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淚下。
幼年時父母的言傳身教，生活環境的耳濡目染，給日后朱瑞性格和世界觀的形成，烙下了初始而深刻的印記。正如他在《自傳》中說，“順適溫暖的家庭生活，養成我爽朗平易的品質；姐妹眾多，融穆相處，養成我親切熱情的性格；詩句、故事、小說，父母剛強愛人的傳統，養成我熱心同情為善的根性。”單就小說來說，對朱瑞成長影響最大最深的，莫過于《岳飛傳》《七俠五義》《水滸傳》這三部。以至于他后來回憶稱，“《岳飛傳》增益我以熱烈的民族思想，《七俠五義》賦予我對屈辱以崇高的同情心，《水滸傳》給我以朦朧的社會思想及搗亂的念頭”。
朱瑞與妻子潘彩琴、大女兒朱淮北在哈爾濱合影
初涉社會的思考：年少持重 嫉惡如仇
幼年的朱瑞體弱多病，4歲才會走路，10歲才入鄰村的私立小學讀書。次年，他隨長兄改入埠子區立小學，由于距家較遠，只好寄宿在校，他稱之此為“離家之始”。
離開了溫馨的家庭，來到學校寄宿，可以說這是朱瑞走進與了解社會的第一步。這一步雖然邁得不是很大，但在他幼小而純真的心靈之中，卻激起了層層波瀾。在家時，一家人相親相愛，和和美美，使他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與和諧;而當他跨入校門，就驚異地發現，人世間原來還存在諸多的不平等，還有那么多的不美好。“同學中生活衣著俱見等差”，與他朝夕相處的同學中，有的是富貴人家出身，衣飾華麗，一擲千金，盛氣凌人；有的則家境貧寒，食不果腹，衣衫襤褸。這巨大的反差，使他深感困惑、迷茫與不解。為何人世間會有如此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事情呢？幼小的朱瑞，開始思考起這一復雜的社會大問題。他對仗勢欺人的紈绔子弟特別反感，每當看到他們在校園尋釁滋事、欺凌貧窮和弱小同學時，他常常會憑借身材比同齡人高的優勢，模仿武俠小說中專愛打抱不平的俠士，挺身而出地站在貧者和弱者一邊；甚至在從學校返家的途中，遇到此類不平之事，他也往往會出手相助，常常打得對方抱頭鼠竄。此時在朱瑞的心中，總有一種“替天行道”的慰藉和快感。
伴隨著知識的增長和視野的開闊，朱瑞對困惑問題的思考也在逐步地深入。“社會上的不平”“人生的弊端”“國家的積弱”“世界上的蠻不講理”，成為他經常考慮和思索的問題。為什么世界上會有貧富賤貴之分？為什么富貴者敢于欺凌貧賤者？為什么國家還有貧富強弱之分？為何我們的祖國那么“積貧積弱”？為什么外國列強那么“蠻不講理”，一而再、再而三地肆意欺凌我們的祖國？盡管少年朱瑞無法完全搞清楚這一連串的“為什么”，時常感到憂郁愁悶，憤恨交加，但是，經常思考的結果，便在他的心中“茁長著愛平等、愛窮人、愛弱者、愛國家的萌芽”。
先進思想的傳播：見賢思齊 志在革命
誠如哲人所云，“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朱瑞所在的埠子古鎮，是當時蘇北地區比較繁榮的一個商貿集市，可謂商賈云集、物品豐饒，南來北往的客商川流不息，因而外地發生的新鮮事，可以很快地傳播到這里來。還在鄰村小學讀書時，朱瑞就常聽人議論“革命黨”的“新奇消息”。當時鄰村有一個從外地歸來的人，姓孫名伯文，曾一度主持過埠子區立小學的工作，在學生中傳播過革命黨的知識。他的革命宣傳活動，給包括朱瑞在內的年幼學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雖然他當時還無法理解革命和革命黨的深奧道理，但心中“總覺此事非比尋常”。孫伯文何許人也？早年他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后為蔣介石所賞識，先后任蔣介石副官長、南京市警察局長、江寧要塞司令、首都衛戍副司令、軍事參議院參議等職，1946 年授銜國民黨陸軍中將。1916年，11歲的朱瑞在埠子讀小學時，孫伯文年屆30，參加同盟會已經6年，而此時的中華民國成立也已4年。應當說，彼時的孫伯文，不僅是家鄉故里的驕傲，更是少年朱瑞的偶像。在其影響之下，朱瑞萌生了革命的念頭與思想。
1918年，13歲的朱瑞考入高級公立小學，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生活和學習的孩子了”。此時的他，不僅醉心于閱讀課外書籍，而且養成了良好的讀報習慣。他在《自傳》中稱，由于“愛讀報，當時已知道所謂歐戰，并第一次聽到勞農蘇俄、虛無黨、過激黨、李寧（即列寧）革命學說。此時自己不只覺得新奇，而且自然的將它與過去所了解之非常的、新奇的關于革命黨的知識聯結在一起”進行思考。他在《自傳》中寫道，這時，他由仰慕古代路見不平、行俠仗義的劍客俠士，而轉向仰慕那些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的“革命黨”。于是，他也想“革命”，想做一個“革命黨人”。
“五四運動”的影響：滿腔熱血 同仇敵愾
時事造英雄。1919年，正當少年朱瑞的思想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刻，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了。一時間，反帝愛國的浪潮風起云涌，迅速席卷全國各地，喚起了廣大民眾的覺悟和覺醒。朱瑞的家鄉宿遷同樣也沸騰了起來。5月19日，由崇實中學學生發起，全縣公立和私立的學校代表及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城西體育場集會，聲援“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學生們手舉“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的紙旗，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上街示威游行，沿街發表演說，號召民眾行動起來，反對奸商，抵制日貨。
“位卑未敢忘憂國”。此時的朱瑞雖然年僅14歲，但是，亡國的危機在刺痛著他，愛國的熱情在其心中燃燒。他與其他愛國同學一道，義無反顧地投身于“五四”愛國運動的洪流之中。他“以一個激烈的突出的狂熱的愛國主義分子第一次參加了學校和城鎮的反日政治斗爭”。他時而在游行隊伍中領著大家高呼口號，時而發表演說，呼吁人們抵制日貨，使用國貨。說到激憤之處，常常是“痛哭流涕”，聽者均為之動容。
1920年夏天，朱瑞在以全班第四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于縣立高小之后，先后在徐州培心中學和南京鐘英中學讀書。在徐州培心中學，他接觸到了更多的社會現象，閱讀了更多的新書籍，也知道了更多的新思想。1922年轉入南京鐘英中學后，隨著年齡增長和思想成熟，開始有計劃地閱讀進步書籍，與進步同學結交。朱瑞在《自傳》中說，“在徐州及南京時代，我反叛的思想日漸堅固”。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在1922年暑期畢業典禮上，朱瑞利用校方要他代表畢業班演講的機會，就當年春夏期間江蘇不少地方洪水泛濫、災民流離失所、當局置之不理的現狀，發表抨擊時政、同情災民的振聾發聵的演說。其陳述之具體、思維之縝密、邏輯之嚴謹、言辭之激烈，體現了一個初步覺醒的革命者的覺悟與風采，既令大家欽佩贊嘆不已，又讓眾人為之擔憂不安。
“玉琢乃成器，人學方知義”。值得欣慰的是，朱瑞，一個自學能力與自省能力都很強的熱血男兒，在經歷了人生那個特有階段的成長與煩惱之后，從“親切熱情同情為善”的童年，到受“民族民主思想”影響成為“激烈愛國主義”的少年，進而再到逐步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直至沿著正確的方向與路徑，經過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嚴峻考驗，終于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其高大偉岸的形象愈加熠熠生輝、燦耀奪目、光照后人！
（作者為宿遷市黨建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