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校長從小學退休回家的時候，我還是蘇北農村的小學生，因為暑假到城里叔叔家玩，所以與蔣校長有了一面之緣。蔣校長的學校在本地農村，我之所以要強調農村，因為當時城鄉差別極大。叔叔所住院子，住戶多半是工人，辛苦的三班倒工人，即使這樣，也比在農村做校長要好。
蔣校長推著二八大車進院子時，我正用調羹挖西瓜吃。看見蔣校長，我真正明白了作文里常寫的慈祥與和藹可親是什么意思，蔣校長簡直就是從作文里走出來的典型教師。他穿了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襯衫，衣服雖舊，但他就有本事穿得挺闊。在經過我身邊時，他彎下腰笑著問我“暑假過得開心不開心”。
第二天他帶著外孫回鄉下。外孫坐在自行車后面，我們揮手道別，都不敢說話，怕吵了上夜班的大人們的覺。
蔣校長一走，阿婆們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起來。說蔣校長是老革命，應該進城做校長的，卻一輩子在鄉下，把女兒的前途也耽誤了。
后來老房子一片一片地拆遷，老家原址上立起少年宮，過去的街坊四鄰分散去了城市各個小區，叔叔家也搬了，蔣校長也不知去向。
再見到蔣校長已是三十多年后。那次我受人之托，采訪一位93 歲高齡的老校長。一般而言，事先我會收到被采訪人先進事跡的材料。但這一次并無材料，對方告訴我老人姓蔣，是一位老革命，為人淡泊，1949年之前就是鄉村教師、校長，1949年后還是鄉村小學的校長，一直到退休。
看到老人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小時候見過的蔣校長。蔣校長思路敏捷口齒清楚，除了聽力略差之外，其他方面甚好。
你說我是老革命？哈哈，他笑起來依然那么慈祥。
以下是我從他的敘述中摘取出的一些故事。
193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還是學生的我去鎮上買筆墨紙硯。鎮有城門，城門口設雙崗，由日軍把守。按規定進出城門的中國人必須向站崗的日軍鞠躬，我那天戴著帽子，鞠躬時忘記脫帽。日軍當即沖上來打我耳光，我被打得耳朵嗡嗡作響，心里又怕又恨。我斜眼望著日本人，以記住這張臉。我之前不懂什么叫救國，但那一刻有了一個質樸的愿望，希望自己今后能為建設國家出力，國家強大了，中國人便不再受此屈辱。
那時候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抗戰，可我的家鄉不僅被日本人蹂躪，還受到戰爭導致的地方混亂的煎熬。鄉親們都希望能有人來維持社會秩序。
10月的一天，鎮上出了一張布告，告示的內容大意是說：他們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有他們在，大家不必害怕，署名周蘇平。周蘇平為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民運科長。這份布告的作用非常明顯，隨之不久，有身穿便衣的工作隊出沒，在村民間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平息了日軍入侵所造成的混亂。
我16歲那年，進城賣花生，回家路上被漢奸和日軍搶了，一分錢都沒剩下。那時候我發誓，要窮盡一生尋找救國之路。1941年初，我被新四軍推薦到一所小學工作，除了教書，還在老百姓當中開展抗日宣傳。我就是從那時候起開始當老師，一當就是一輩子。
1942年1月，組織上派我去蘇南四行署干訓班學習，那次學習對我一生影響巨大。學員們互稱“同志”。為期一個多月的學習生活中，每天兩粥一飯，早晚餐以蘿卜干下飯，午餐兩個素菜加一盆湯。雖然吃得簡單，可粥菜都弄得清清爽爽。所謂的教室，不過是一間空空的房子，同志們以自己的背包當板凳，膝蓋是桌子。參加學習的同志都坐得筆直，如同軍人。
蔣校長講到這里的時候，我問：“韋永義司令是什么身份？為什么叫司令？”
我小的時候，大人逗小孩玩，常講“湯司令到，熱水瓶泡”，以至于我對“司令”有了警惕心，老覺得除了正經的司令稱謂外，其他司令都是“湯司令”。
蔣校長答道：1940年，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把丹北定為蘇南第一游擊區，第一游擊區建立地方抗日武裝丹北獨立支隊，后來改建為保安司令部，韋永義專員兼保安司令。
蔣校長繼續著他的回憶：
在之后的課程中，學員們學習了社會發展史、延安整風文件、改造我們的學習、論持久戰、反對黨八股等內容。開課前我去領“筆記本”，領到手才知是幾張白紙，大家將領到的白紙裝訂成本子。我在這個別致的筆記本上記下的第一句話便是“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這一生將要為什么奮斗。
我愉快地度過了學習的每一天。眼界開闊了，世界也變得不一樣啦，很多困惑和陰霾因為認識的提高而解開。我每天都想大聲為這個嶄新的世界歌唱——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就在前方。在學習的間隙，我們就唱歌，部隊文化教員帶大家唱歌，唱《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還有《跟共產黨走》等。
一天，課程結束后，忽然，警衛部隊一隊戰士們出現在我們面前。一位消瘦的戰士高喊：“同志們，日偽軍突襲，大家立刻轉移！”小戰士往我懷里塞了一樣東西，我先以為是棍子，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槍。小戰士急促地邊說邊比劃地演示了一下使用方法，丟開我又去教另一位學員。耳邊是撤退轉移的呼叫和紛亂的腳步聲，我定定神，集中注意力按照小戰士教的開槍方法演習了一遍（不發射），還想再鞏固一遍時，已經有人推了我一把并喊道“快跟上”。
跑了沒多遠，就聽見密集的槍聲響起，有子彈呼嘯而過。我的心咚咚跳著，我鼓勵自己不要被恐懼壓倒，革命者是不能被恐懼壓倒的。
到一條河邊時，上面下了涉水的命令。來不及多想，戰士們帶著大家下了水。冰破了，河面上騰起水霧。我不會游泳，也不知哪來的勇氣，跟隨著部隊戰士們往前去。水慢慢沒過大腿，到了腰際，最深時到達胸部。浸濕的棉褲棉衣很重，我走不穩，幾次要跌進水里，被同伴拽起來繼續往前趕。終于過了河甩掉了敵人，這時人人都覺得兩腿邦邦硬。原來濕衣褲的很多處已結冰，尤其雙腿，像冰柱一般。大家把衣褲上結的碎冰拍掉，繼續撤退，繞道路過黑木橋、大成橋、古巷橋，穿過鎮常公路，進入丹北山區休整。
1942年2月，我從專員公署結業后被分配到一所農村小學當校長。戰時條件艱苦，教材均是用鋼板刻寫之后油印。我在教師職業之外，其實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宣傳抗日。白天教書，晚上到農民夜校上課、向老鄉們了解敵人情況、印發和張貼抗日傳單。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到丹北山區集中學習一周，交流匯報各校工作情況，根據當前形勢布置新任務。在1944年暑假，我接到一項重要任務：抗日民主政府號召我們做好擴軍工作。
我是校長，最清楚學生的狀況。我與幾位優秀學生談心，征詢他們的意見。不出所料，少年人是激情滿懷的，一聽參加新四軍報效國家，他們興奮不已。我又做通了家長們的思想工作，送了幾位學生參加新四軍，他們被秘密轉送至蘇中公學繼續學習。其中一位后來成為新四軍的優秀指揮員，在解放上海的戰斗中負傷，傷愈后轉業在蘇州市任經委主任。另有一位女同學在蘇北地區任婦女干部，解放軍渡江后留在鎮江市區工作。
我前后采訪了蔣校長三次，做了近5個小時的錄音，蔣校長大部分時間說的都是1949年之前他追隨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斗爭、為解放事業所做的一件件事情。我知道那是他所自豪的，讓他建立起公而忘私精神之所在。
在采訪結束時，我講起年少時與他的一面之緣。他笑了，說：“原來你就是吃西瓜的毛丫頭啊。”
“怎么，您還記得？”
“記得哦，那時我剛退休嘛，看見小朋友感覺特別親切。”
“我聽院子里的阿婆們說，是你耽誤了女兒……”
蔣校長笑了：“1960年左右吧，學校有一個老師名額，我那個大女兒呢，樣樣符合。我家小孩都是農村戶口，所以女兒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受到的教育就是先人后己，不能有私心，所以將這個名額給了別人。我女兒恨了我好幾年。她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最后過得也很好，現在不恨我了。”
蔣校長自妻子去世后，由女兒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他的大家庭非常和睦，兒孫們在各行各業均事業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