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中秋全家福。孫曉云（左2）、孫曉霞（右2）、孫海云（右3）、朱萍凡（右5）
201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前夕，也是我們親愛的父親孫海云——一位96 歲的新四軍老戰士去世后的第一個夏天，我們姐妹倆代表母親和全家人，冒著酷暑，驅車來到江蘇海安蘇中七戰七捷紀念館，向該館捐贈父親1946年7月在蘇中如南戰役中負傷的彈片。這塊彈片在父親胸部，緊貼心臟70年，直到2016年12月父親病逝火化后在骨灰中發現。彈片連同先前捐獻的負傷血衣和公文皮箱匯集在一起，成為珍貴的藏品在該館長期展出。它記錄了戰爭的殘酷、勝利的代價和新四軍血染的風采，是父親對蘇中人民的回饋，也是我們全家的一份情感寄托。我們在紀念館仔細瞻仰了陳毅、粟裕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業績，領略新四軍七戰七捷的經典戰役，仰望“天下第一刺刀”莊嚴的矗立，感受父老鄉親的火熱情懷，深深感到鐵軍歷史的厚重和偉大，同時體會到父親對蘇中戰場的一片情愫……
父親是由一名青年學生成長為一名新四軍干部的。那是1940年的冬天，日偽統治時期的上海孤島，長夜難明，寒凝大地。凄風冷雨中，有三位高中生悄悄地離開這里，穿過重重封鎖，經新四軍地下黨擴軍聯絡人李錚同志介紹，投筆從戎，來到了鹽城新四軍蘇北指揮部，這三位高中生就是我們19歲的父親和李明、鮑虹阿姨。在此之前，父親先后在江蘇沭陽老家、海州師范、鎮江中學讀初中高中，后經人介紹到上海私立大中中學讀高三。在學校期間，父親參加了當地青年學生組成的“青年救國鋤奸團”救亡組織，和同學們組織“讀書會”，在進步思潮影響下，認真研讀了《西行漫記》《政治經濟學》等進步書籍，堅信只有找到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才能救國救民。因此，他從入伍那一天起，就堅定了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的決心，從而開始了他不懈為之奮斗的光輝歷程。
父親入伍后最初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工作，任團員、編寫組長。戰地服務團是新四軍政治、文化、群眾、民運工作的先鋒組織，這支隊伍按照“一切為了保證戰爭勝利”開展工作，在新四軍轉戰大江南北的歲月里，在嚴酷的對敵斗爭中，這支隊伍尊重、團結和大膽使用知識分子，吸引了廣大愛國的熱血青年，緊密聯系每個時期的斗爭實際，創作和演出了大量為廣大指戰員和當地群眾所喜愛的歌曲、戲劇等文藝作品，給部隊建設增添了新的活力。父親從小愛文藝，會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唱歌、演講、寫文章，被稱為“上海來的文藝小青年”。他沐浴著人民軍隊的陽光，煥發出了革命軍人的朝氣。
1941年，入伍幾個月，父親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年與沈亞威叔叔合作，創作了反映部隊苦練殺敵本領的《刺槍歌》，在蘇中部隊廣為流傳，如今被編入新四軍歌曲集。父親還創作了反映戰士思想轉變的活報劇《曹立山》，為當時新四軍一師開展思想教育、立功運動起到很好的宣傳、鼓動作用。1941年，父親任蘇中如皋雙北區中隊政治指導員，組織群眾在日、偽、頑的統治下開展革命斗爭，擴大根據地，在反掃蕩、反清鄉中積極開展戰地政治、宣傳、組織工作。1943年，父親任一師巡視團團員時，在溧水的石臼湖畔，與新四軍文藝干部涂克創作了歌曲《石臼漁歌》，在新四軍和當地百姓中廣為流傳，歌聲飄過半個多世紀，如今仍在新四軍老戰士中傳唱。父親1944年8月擔任蘇中二分區組織干事兼文工團團長。他受上級命令，在如皋、南通等地區招收了26名中學生參加新四軍。據老戰士回憶，當時父親用自學的樂器、戲劇常識，幫大家排演節目、教唱歌，在排演《紅鼻子參軍》時演員不夠，他就親自扮演紅鼻子角色，同時反串反派角色，受到觀眾好評。團員們回憶說：“當時孫團長每到一處，人們都拍手歡迎讓他給大家講故事、唱歌”。直到父親晚年，他還總是要唱歌給我們聽：“東西地，長又長，小三子娶了一個大姑娘，在家能紡線，下地能種糧，人人都說小三子命運強。小三搖搖頭，不是命運強不強，靠的是救命恩人共產黨。要不是分田又分糧，哪有小三子娶的大姑娘。”“一根扁擔軟溜溜的，軟溜、軟溜、軟溜溜的擔呀呼嘿……”。這都是父親在戰爭年代常給大家唱的，也是他記憶中最深刻的。
這些形式，在和平歲月不足為奇，可貴的是，新四軍的戰地文藝，是伴隨著血與火進行的，是在衣著單薄、食不果腹的艱苦條件下進行的，經常是演出中遇到敵人追剿，立即卸幕撤離，還要扮成農民到老百姓家開展地下斗爭。新四軍為什么能堅持下來，就因為靠的是理想和信念。新四軍強調政治工作在前線，理想教育為核心，一切為了黨的宗旨來進行，這是我們的軍隊與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根本區別。父親曾在回憶文章里寫道“為什么在那樣艱苦的年代，指戰員和百姓會喜歡我們創作的歌曲？并不是我們作品有多好，而是反映了在艱苦歲月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斗爭必勝的信心”。在新四軍的隊伍里，父親的革命意志和共產黨員的修養得到了極大的升華，現在看來，其作品的流傳也是因為新四軍戰地文藝的魅力吧！
1946年7月中旬，華中野戰軍為了抵抗國民黨軍第一綏靖區司令官湯恩伯、李默庵部向蘇中解放區的大舉進犯，在司令員粟裕、政委譚震林的指揮下，于7月13日發起了蘇中戰役。父親時任新四軍一師三旅九團一營教導員。7月21日，在如南戰役如皋的鬼頭街，父親在戰斗中不幸被敵人的炮彈碎片擊中左胸，身負重傷，昏死過去。是當地老百姓的擔架隊、婦救會成員，在死人堆里發現了奄奄一息的父親，給他擦拭胸前的傷口并簡單包扎，又用樹葉遮住他的身體，以求蔭涼和隱蔽，還給他喂水，并及時把他抬送到野戰醫院。在醫院療傷時，父親抑制不住對蘇中人民的感恩之情，支撐在病床邊，寫下了《我感到邊區人民的熱愛》這篇短文，在《護衛報》上發表，后被新華社戰地記者發現轉載至《南線散記》這本書中。父親的戰友吳健人叔叔以為父親在戰斗中犧牲了，含淚為他寫下了悼詞，后聽說父親還活著，高興地把悼詞撕了。70多年來，我們一直幫父親珍藏著這本小冊子。父親受傷后休養一個月就重返戰場，由于當時醫療設備欠缺，彈片嵌入胸部無條件手術，就一直保存在體內留觀。記得我們小時候遇到陰雨天，父親就會感到傷口隱痛，中午在藤椅上要多躺一會兒。母親曾將一直保留的父親當年負傷的血衣拿給我們看，除了領口、袖子能看出來是淡灰色的，前胸后背完全浸透了紅黑色的血跡。
生命，是最可貴的，健康才有幸福。父親您對身上的傷痛，總是置之不顧，樂觀面對。加上積極鍛煉，一直與彈片“和平相處”。您總是笑著對我們談起您的“三不死”理論，即：“戰場上未被敵人的彈片打死，在十年動亂中未被整死，在晚年未被疾病折磨死，這比起犧牲了的戰友真是幸運多了！我身上的這塊彈片，還有我這個老兵，是要重返蘇中戰場的。”是啊，您早已和蘇中人民融為一體了！這是您的肺腑之言。
也許是青春的熱血拋灑在蘇中，父親對蘇中這片熱土總是念茲在茲。新中國成立后，父親長期在南京軍區政治部機關工作，他秉承新四軍的光榮傳統，謙虛謹慎，勤奮工作，歷任青年科長、政工研究室主任、政治部副秘書長、研究室主任。在我們的記憶里，父親的案頭，總有一大摞的讀書筆記、摘要卡片、剪報，他寫文章、起草文件總能提綱挈領，抓住重點，秘書處的同志說跟父親學到很多東西，包括語法、邏輯、修辭，當人們稱他為“機關一枝筆、秀才”時，他總是笑著說：這個秀可千萬不能是金子旁的‘銹’啊！”
離休后，父親仍十分關心黨和軍隊的建設，余熱生輝。1981年8月，應中共江蘇省委的邀請并經南京軍區領導批準，父親任江蘇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委員，參與蘇中抗日、解放戰爭史的編寫工作。他不計得失，義務加班，與黨史辦的同志只爭朝夕，搶救、保護、記錄了很多史料。據我們所知，父親多次到北京采訪粟裕、譚震林、陳丕顯、黃克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還撰寫了新四軍重要人物管文蔚、鐘期光、王必成以及美國進步人士史沫特萊的回憶文章，精心整理、挖掘，編寫了新四軍烈士白桐本、李增援等的英雄事跡史料。父親還先后參與編輯出版了《蘇中抗日斗爭》《蘇中抗日根據地》兩書共97萬字，參加新四軍和一師戰地服務團團史編寫，出版了33萬字的《鐵軍輕騎兵》、2萬字的《烈士英名錄》，并參加省文聯和上海新四軍研究會辦的《大江文藝》雜志編輯工作，寫了數十篇各類回憶、緬懷的文章，先后在《江蘇革命史料選編》《大江南北》《鐵軍》《老兵話當年》等書刊雜志上發表。
父親在省黨史辦工作期間最為高興的兩件事，一是順利完成《蘇中抗日斗爭》一書的編寫，并得到胡耀邦總書記題寫書名。記得父親非常高興地將此消息報告給全家，后來將這本書贈給我們姐妹，并在扉頁上鄭重題字：“向革命先輩學習！”二是父親和新四軍老戰士、老戰友卞庸中、王強叔叔，以蘇中戰役親歷者名義于1985年5月聯名寫信給時任江蘇省副省長管文蔚，建議在江蘇海安（蘇中戰役指揮部所在地）建立蘇中七戰七捷紀念碑、紀念館，以利用紅色資源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這一提議很快得到江蘇省委的批準，并得到中央軍委、南京軍區領導關心、支持。經過一番努力，1988年5月，江蘇海安七戰七捷紀念館對外開放，成為紅色教育基地。父親將他的血衣捐給了紀念館。捐之前，他還特地將血衣洗了洗，想不到放了半個多世紀的血衣稍搓一下就爛了。現在紀念館的血衣前胸的彈洞依然可見。昔日的戰火硝煙早已散去，前輩的熱血已化為遍地鮮花，昔日的戰場上設立起了紅色課堂，父親是多么欣慰啊！
父親晚年時，每當看到他為編寫蘇中革命斗爭史而奔波，為編史而伏案疾書時，我們家人不免責怪他“一輩子為他人做嫁衣”，有好幾次他因疲勞而發病住院，自己卻不加理會，繼續筆耕不輟。如今回想起，我們感到心痛與自責！他真是全身心撲在這份工作上，89歲時還親筆撰寫了《追憶陳毅首長二三事》文章，發表在《鐵軍》雜志上。直到2013年93歲高齡，還在奮力完成一篇有關隴海鐵路炮車戰役的回憶文章，在《金陵晚報》雙擁周刊上發表，并榮獲三等獎。他所寫的文章一旦被采用，從不接受稿酬，總是囑咐我們幫他代買些紀念品贈給編輯部工作人員，如買手電筒、指甲刀、巧克力等，對他們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謝。蘇中的戰友、鄉親來采訪、慰問他時，他總是熱情招待，留他們吃飯。
在我們整理父親遺留下來的文稿時，發現保存下來最早的一份是《對1948年華野部隊干部工作的基本估計及幾個問題的初步經驗總結》。在這份父親親筆撰寫的文稿上，內容包括1948年在濟南、兗州、淮海等戰役后部隊傷亡情況、干部工作的基本估計、收獲和缺點以及干部在職培養、基層骨干培養、輪訓、提拔等問題的經驗與建議，有大量的數據與實例，通篇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圈圈點點多次修改，可以看出父親的極端認真。
在父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還竭盡全力在家人的幫助下，重新編印了《閃光的歷程》一書，贈送給在世的新四軍戰友和他們的子女。《重印后記》里寫道：“這是為了給我們的后代留下點滴精神財富，同時給研究蘇中黨史、軍史的同志提供些有益的參考資料。新四軍戰士的革命精神永存，大家的心永遠象入伍時那樣年輕！”
父親在世時，有時我們幫他抄抄文章、打字，參謀一下寫作建議，他總是十分開心地表揚我們：“這是在做好事，功德無量！”
今天，當我們回憶起他在耄耋之年說的這些語重心長的話語時，深深感到父親一輩子都在以實際行動傳承新四軍的鐵軍精神，默默無聞，平凡枯燥，卻又熠熠生輝，偉大崇高！今天當我們作為新四軍后代重返蘇中戰場時，在感知、感恩、感懷與感謝之外多增加了一份傳承紅色基因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視察南京軍區時并在之后的多次重要場合反復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殷殷囑托，對于革命后代來說也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們一定要像當年父輩傳承新四軍鐵軍精神那樣，將光榮傳統和紅色基因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牢記共和國的江山永遠是紅色的。永遠像父親那樣，不忘初心，為黨的事業竭盡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