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的故事，最有名的莫過于他的那部書——《新人口論》；馬寅初的性格，最有名的莫過于他的那句話——“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老人活了整整一百歲，一百歲的年齡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故事；老人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旅程還有紛紛繁繁說不盡的風云。但是他卻牢牢地記住了“1939年”這個普通的年份——“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我也作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現在，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這是老人于1960年寫下的一段文字。
??馬寅初將自己人生的“轉折點”定在了1939年——這一年，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與今日當道的豺狼來談經濟政策，無異于對牛彈琴，格格不入。”
那是公元1907年——中國的男人們都還拖著一條辮子、中國的女人們都還裹著三寸金蓮的時候，25歲的馬寅初即已成為美國耶魯大學的一名碩士研究生了。為了早日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他放棄了在國內所學的采礦專業，“改行”攻讀經濟學了——“國人對于經濟二字，素少研究，所研究者多系文學。自經甲午、庚子兩役以后，中國賠欠甚鉅，大借外債，國人始稍稍注意經濟。然財政與金融，在當時能分清楚者，殊不多覯。”這是他當年的感嘆，也是他立志改行的真正原因。1910年，取得碩士文憑的馬寅初再次考入“培養政治與經濟領袖人才之搖籃”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成為著名的財政學教授賽利格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畢業論文，竟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去寫自己所熟悉的中國問題，而是“舍近求遠”，研究起了紐約市的財政。不為別的，只當“實戰演習”，以便回國后能夠有所借鑒，有所依循，有所參照，有所幫助。一句話：學以致用。
1914年，32歲的馬寅初學成回國了。他雄心勃勃，更信心百倍，立志要以西方先進的經濟管理模式，來革新與改良中國的腐朽財政體系，啟動國民經濟的振興，實現強國富民的理想。然而現實的一切卻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最初他進了財政部，一心想借助政府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藍圖，其結果卻是失望而歸；繼之他又將研究的方向由財政學轉為金融貨幣學，并于實踐中提出了改革幣制的設想，以此來促進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其結果竟是無人理會；最后他跟隨蔡元培回到自己的家鄉浙江，著手改革當地的政治和經濟，立志建設起一個模范治理的“實驗區”與“理想國”，其結果同樣是無功而返……十余年的努力，十余年的心血，先是絕望于北洋政府——“軍閥不去，財政無整理之望，金融無旺盛之期。”后則悲嘆于“青天白日”——“昔日滿清政府及軍閥所不敢為者，而今已現于青天白日之下，誠可謂每況愈下，令人為之痛哭也！”“吃一塹長一智”的馬寅初終于從書本中清醒過來，并悟出了社會病根之所在。
那是到了1928年——這一年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五院制”，即于政府主席之下設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共同主持政府的工作；這一年馬寅初的名聲也在與日俱增，尤其是由他親執帥旗的“中國經濟學社”，成為了學術界令人矚目的團體。于是乎立法院的院長親自派人登門邀請了他，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借助馬寅初的聲望，既可裝點門面，也可裝扮自己。
本已發出了“令人為之痛哭也”的馬寅初，想必是不會再與“青天白日”合作了，但事實不然，他居然接受了聘書——出任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對于馬寅初的這次“出山”，當今的不少學者紛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認為，這是他的“一時迷惑”，對于“打著三民主義旗號、自稱是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而暗中破壞三民主義者的虛偽面目尚未認清”；有人認為，這是他想借此機會，“能夠直接接觸、深入研究有關財政經濟問題的資料，尋找國民經濟的癥結所在，謀求解決的辦法”……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種原因，自打馬寅初進入立法院之后，立法院便再也沒有平靜過，這則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
抗戰時期，馬寅初愛國抗日，嚴厲譏批國民黨政權，痛斥官僚資本的報道
……針對著少數私商壟斷了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的糧食與食鹽的現實狀況，馬寅初擬定出了《糧食法》和《新鹽法》，提出必須由政府統一管理、統一調節；但是這兩個“法”偏偏觸及到了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很快便在立法院中遭到否決。
……針對著法國人在中國開辦“萬國儲蓄會”，欺騙市民購買彩票一事，馬寅初指出這是一種經濟侵略的手段，必須徹底揭穿，堅決制止；但是這一提案又得罪了從中漁利的官員們，最終遭到一片攻擊。有記載說，在某次會議上，馬寅初指著孔祥熙的鼻子質問道：“你們財政部上上下下，在這一骯臟的勾當中到底撈了多少油水？”孔祥熙急得面紅耳赤，結結巴巴地辯解道：“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決不會貪污！”引得哄堂大笑。
終于，“青天白日”的真實面目徹底暴露出來了！——那是1935年的1月29日，南京的《中國日報》上赫然刊出一篇題為《對黨政人員貢獻幾句話——確守公務上的責任》的社論。其文字氣勢洶洶：“現在中央立法機關中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者，在立法機關內主持財政經濟方面的工作。這位學者每逢討論到經濟財政金融問題的時候，或者講演著述的時候，或是在私人談話的時候，每逢到與他以前有過關系的銀行或公司利益有關時，無不是站在銀行或公司的利益上來說話，甚而至于政府關于財政經濟上的措施只要與其銀行公司的利益相沖突的時候，他就不免表示懷疑或反對。……他如果是懂得政治責任和公私分際的時候，就得自己檢點一切的言論，為顧到國家的利益與公務員責任而嚴格地限制自己。”——動用社論的形式將立法院內部的矛盾公布于眾，又或是僅僅對其中的一名成員提出警告，這恐怕在中外新聞史上也都算得上是件“奇聞”了。
哪知這位不點名的被點名者也不是好惹的，他當即以《馬寅初對最近幾件金融立法的說明》為題，寫下一篇反駁的文章，刊登在1935年2月3日的《武漢日報》上——“鄙人服務立法工作轉瞬六載有余，不無相當經驗，深知責任之艱巨，弊竇之難防，故對每一法案，無不特別慎重，期免隕越，凡獻身黨國之同志，義所應爾，……某報竟以金融及交易所稅為口實，信口雌黃，淆亂視聽，不能不辯。……尚望負輿論之責任者，以真心體會黨國之艱危，慎重行事，免為投機家所利用，或為投機家之傀儡，則幸甚矣。”——以區區之身，直接對黨國的新聞媒體進行如此公開與尖銳的批評，這恐怕在一黨專政的時代里也算得上是件“奇聞”了。
面對著這場劍拔弩張的抗衡和針鋒相對的斗爭，國民政府萬般無奈，只得采取了一個掩耳盜鈴的辦法：借口抗戰在即，令立法院暫作長期休會。馬寅初哭笑不得，也奈何不得，但僅憑一人之力，竟將堂堂的政府部門搞得“關門大吉”，這恐怕在國民黨的歷史上也算得上是件前所未有的“奇聞”了。
盡管后來——即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之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在大多數立法委員的要求之下，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立法院又重新復會了，但是這一次的“吃一塹長一智”，則令馬寅初真正地清醒過來了：
經濟學于中國到底有什么用處，使余萬分懷疑。……苛捐雜稅，疊床架屋，老百姓以負擔過重，向政府請愿，雖至百次千次，亦置若罔聞，這是百分之百的虐政，還有什么討論的價值。所以與今日當道的豺狼來談經濟政策，無異于對牛彈琴，格格不入。
此時的馬寅初，信仰的是國民黨的“主義”，參加的也是國民黨的組織，正如他后來在文章中所說：“我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我也作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因此，他對國民黨的批評，是因為不能容忍它的腐敗；他與國民黨的斗爭，是因為不能容忍它的黑暗。
“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
服務于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馬寅初的這一膽量究竟來自于何處？有人說，這是他先天的性格——據說尚在孩童之時，他就曾經為了抗議父親不讓他繼續讀書，一頭扎進了滾滾的江水之中。
馬寅初的這一剛毅究竟來自于何處？有人說，這是他后天的培養——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風霜雨雪，他每天堅持用冷水沐浴，數十年從不間斷。
馬寅初的這一堅持真理、捍衛真理的精神又究竟來自于何處？這不需要“求證”，他親身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和熏陶——1919年5月4日這一天，身為北京大學教授的他與馬敘倫、沈尹默等進步教師一起，前往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請愿，要求釋放被關押的愛國學生；5月9日這一天，蔡元培校長憤然辭職，他又與進步教授一起，前往教育部請愿，表示不將蔡校長請回學校，大家也“一總辭職”……若干年后他這樣總結道：“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于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就這樣，馬寅初帶著他的堅韌，帶著他的倔強，帶著他的一身正氣，迎來了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其實，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時候，馬寅初即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反抗的怒吼：
暴日蔑絕公理，突以殘暴之眾襲占東北，屠戮良民，戕害官吏，焚毀機關，劫奪財產，其慘酷毒辣之手段，為世界所未睹。舉國人民痛國土之淪亡，群起抗日，奔走呼號，血淚交迸，民氣激昂，風云變色，其慘痛悲哀之情緒，直皆裂胸而出！……全國國民當以必死之心，必死之力，必死之情，為武力之抵抗；亦當以必死之力，必死之情，為經濟絕交之維持。以武力抵抗為經濟絕交之護衛，以經濟絕交為武力抵抗之后盾，相輔而進。
……余尤有感者，經濟絕交非徒不買賣日貨已也，其必共同致力于生產，使消極之性質盡變為積極；武力抵抗非僅賴數百萬荷槍實彈之兵士已也，其必全國總動員，共同為抵抗之準備，使部分之力量變為全體之力量。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更重要的任務，是要針對即將到來的“非常時期”，于經濟方面進行必要的預測與全面的分析。于是，他一口氣寫下了《非常時期之財政問題》（1936年5月24日）、《非常時期之經濟問題》（1936年6月14日）、《非常時期的經濟管理》（1936年7月6日）、《非常時期之物價問題及貨幣政策》（1936年11月）、《非常時期之物價問題與紙幣政策》（1937年3月6日）……他詳盡而又及時地從各個方面，向國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建議。
……
戰爭終于爆發了！——1937年的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1937年的12月24日故鄉杭州失守……55歲的馬寅初不得不帶領全家輾轉遷徙，由杭州而九江，由九江而漢口，由漢口而重慶，最后棲身在了位于郊區沙坪壩的南渝中學的校園內。然而作為戰時的“大后方”，“陪都”重慶也無安寧之日，日本飛機將它作為轟炸的主要目標，顛沛流離的馬寅初竟然也中了一次“頭彩”。
1936年中國經濟學社在上海舉行年會，后排坐者為馬寅初
那天他去市內辦事，臨時落腳在四川省銀行的三樓上。不料敵機來了，一番又一番的盤旋，一次又一次的轟炸，不曾想一顆炸彈竟然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銀行的大門口，頓時彈片飛濺，濃煙四起，熊熊的火舌舔著木質的地板和樓梯，飛快地竄到了三樓的房間里。怎么辦？困居其中的馬寅初已是無路可逃，無援可求了。情急之下，他一把抓過床單，將其撕碎，迅速地擰成一條繩索，從背面的窗戶中縋樓而下。年逾半百的馬寅初究竟是如何逃生的，我們不得而知，他只是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剛剛滑到第二層，繩索突然斷裂，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堅硬的水泥地上，右臂嚴重受傷……
——這就是他一直在研究的“非常時期”！這就是令國家危在旦夕、令人民生靈涂炭的“非常時期”！
“一個握財政之樞紐，一個執金融之牛耳，將吾人經濟命脈操在手中，此豈抗戰之用意乎？”
經濟學家不會打仗，無法效死疆場；但是作為一名愛國的知識分子，馬寅初同樣有報效祖國的方法——這便是教書，便是演講，便是寫文章，便是積極地向立法院提交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便是繼續發揮中國經濟學社的集體力量……1945年的春天，馬寅初將自己于抗戰期間所撰寫的文章以及發表的演講編輯成《戰時經濟論文集》，在該書的《自序》中，他這樣寫道：“回憶二十年前鄙人所作的各篇論文與所講的各項問題，注重于介紹西洋學說，以今日之眼光視之，可謂幼稚極矣。”——那么，什么才是他后來的“不幼稚”呢？這便是面對“中國”的現實，面對“抗戰”的現實，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不能無視于自己國家的經濟因為戰爭而陷入困境，他的任務就是出謀劃策，就是立即拿出行之有效的辦法來解決這一財政不足的嚴重危機。馬寅初認真地研究了以往世界各發達國家于戰爭期間的經濟政策，也認真地研究了目前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濫發紙幣的辦法。他認為，這種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最終只能使法幣貶值，使通貨膨脹，使金融、財政、貿易，以及農村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使廣大的民眾背上沉重的負擔——“發行紙幣，實即從人民手中取去一部分物資，與加稅無異，不過方法上不同罷了。”那么最好的辦法是什么呢？他提出：“外國財政制度，有以直接稅為中心者，若英若美諸國，辦理所得稅，均頗有成效。所定稅率，能應財政之需要，隨增隨減。一旦對外宣戰，財政之彈性，即在所得稅。”——于是他通過這樣的研究與比較，向政府提出了解決戰時財政危機的意見和建議。
最初，他提議應該立即建立新的稅收制度——“中國現在的情形，不但沒有加稅，而且減稅。戰前我們稅收的三大柱石是關、鹽、統。現在海關既大都被敵人奪去，關稅自然減少了很多；沿海各鹽區淪陷，鹽稅也減少；統稅則更不用說……”更何況，這三種稅在國內都屬于間接稅，是可以通過商人而轉嫁給廣大民眾的，這無疑會大大增加百姓們的負擔。為此，他建議政府設立一種新的稅收制度——即開辦所得稅，按照負擔能力的大小累進收稅：窮人收入少，少納稅；富人收入多，多納稅。這樣的收稅方法既能體現出公平的原則，也符合戰爭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要求。
——馬寅初的這個建議，應該說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后來，他又進一步地提出應該征收“戰時過分利得稅”——“戰時過分利得與平時獲得的利益固不同，而與戰時之一般的利得亦不同。……故戰時過分利得稅只就因戰爭而獲得意外收入的事業課以利得稅，且只限于戰時，不能維持到戰后。”馬寅初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他看到現實當中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窮苦的人民大眾“或苦斗于戰場，或流離于異鄉，爭先恐后，為國犧牲”；另一方面，貪圖暴利的富人們卻“得到比從前幾倍以至十幾倍以上的利得”，他們“不啻以國家受罪為代價，以民族受苦為犧牲，而獲得一種不義之財”。為此，他提出必須要對“營利事業之利得超過資本額15%者”和“財產租賃之利得超過其財產原價額12%者”另行征稅，以此來維護國家的利益，捍衛民眾的犧牲。
——馬寅初的這個建議，應該說同樣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再后來，他又更進一步地提出應該征收“臨時財產稅”——“臨時財產稅，英語稱為Capital levy，直譯之應稱為資本捐，是一種應非常支出之手段。”馬寅初為何會提出這一建議？同樣是因為他無以容忍現實當中所出現的種種民族敗類：其一，是直接或間接替敵人制造產品的工廠主，他們“無異于準漢奸”；其二，是“以操縱居奇之方法頓成巨富”的奸商，“若不予以懲罰，公理何在”；其三，是“尚有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他們都是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達官與權貴，“其誤國之罪，遠在奸商漢奸之上”。
——馬寅初的這一建議，應該說依然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然而，這一系列的經過馬寅初的認真思考而提交的有關稅收的建議，一個也沒有得到政府的批準。不為別的，就因為他將抨擊的矛頭和治理的重點直接對準了國民黨統治的核心——
吾人以千數百萬同胞之死傷，數百萬萬財產之損失，希冀獲得勝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復興，決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犧牲來交換幾個大財神，一個握財政之樞紐，一個執金融之牛耳，將吾人經濟命脈操在手中，此豈抗戰之用意乎？為今之計，吾人只有一個出路，即全國知識階級，應從速一致團結，要求政府對發國難財者從速開辦臨時財產稅，先從大官中之發國難財者入手，令其將用政治勢力所獲得的不義之財全部提出，貢獻于國家，以為其余發國難財者倡。
這可真叫“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他不需要避諱，更不需要隱晦，直截了當地、開誠布公地點出了那幾位“大官”的真實身份——“一個握財政之樞紐，一個執金融之牛耳”，并要求政府給予嚴厲的懲罰。這一箭可謂直接射向了四大家族，直接射向了“青天白日”的心臟。
據說，當年與馬寅初有著相同的膽量且敢于“犯上”的，還有一個“大炮”傅斯年。那是在國民黨的一次參政會上，他直接向孔祥熙發難了；會后蔣介石將他找了去，二人間有這樣一段對話——“你信任我嗎？”“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如果因為信任你，就必須得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么說！”……最終，傅斯年的腦袋沒有被砍掉，但馬寅初卻成了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為了封住他的嘴，國民黨政府從上到下可沒少花氣力和心血——
最先是收買——既用名又用利，而且條件極為豐厚。哪知馬寅初根本不買賬，甚至還公開發表了一個《聲明》：“一、值此國難當頭，我絕不離開重慶去美國考察；二、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說話的自由，國民黨政府的立法院沒有多大意思，我絕不去北碚（立法院所在地——引者注）居住，并要逐漸同立法院脫離關系；三、不搞投機生意，不買一兩黃金，一元美鈔。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這辦不到！”——硬是給對方碰了一個大釘子。
繼而是召見——而且由蔣介石親自出面。不承想，馬寅初還是不買賬。第一次來請，他發了大火：“非要我去，就讓憲兵來押著我！”第二次來請，他找到了拒絕的理由：“委員長是軍事長官，我是立法委員。立法委員是文職，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隨后他又補充了一個更為強硬的“理由”：“以前我給委員長上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只有學生拜見老師，哪有老師去見學生的道理！”——又給對方碰了一個大釘子。
再后來，軟的不行則來硬的——直接將子彈寄到門上去了。馬寅初輕蔑地一笑，隨手扔在了一旁。那天，他索性將一雙年幼的兒女帶進了演講的會場，大義凜然地表示出自己的態度：“今天我把我的孩子都帶來了，讓他們也來聽聽我的演講，了解我的主張。就算是我留給他們的遺囑吧！……我馬寅初如果怕死，就不會來這里了！”
最后，終于大開殺戒了！——那是1940年的12月6日，依照蔣介石的手諭，一群憲兵沖進了馬寅初的家中，將他當場拘捕。……整整四年的時間，先是被關押在貴州息烽，后來又轉移到江西上饒，最終則軟禁在了重慶的歌樂山中。息烽與上饒這兩個集中營，眾所周知是專門囚禁進步人士的魔窟，其關押者不是軍人，便是共產黨。馬寅初禁不住大笑起來：我——一個堂堂的國民黨員，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竟然也成了令蔣委員長百般懼怕的人物！
抗日戰爭時期，因反對蔣介石集團出賣民族利益和獨裁統治、反對官僚資本而被監禁達數年之久；
這是1942年馬寅初出獄后在重慶歌樂山家中的照片
馬寅初的這一次結局能叫“碰壁”嗎？——從表面上看，它同前幾次相比，真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但從性質上分析，它卻是馬寅初主動找上門去“自投羅網”的。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一個是無奈，一個是有意。區別恰恰就在這里，就在馬寅初所說的，他跨入了人生與思想的“轉折點”，開始了“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
“我不是‘嵊縣強盜’，而是‘嵊縣強道’
——只要不死，就一定要道出真理，道出自己心中的話來！”
傅斯年沒有被“砍頭”，是因為他堅持“反共”的立場，堅持對“正統”的維護；馬寅初則不同了，他之所以被關押，是因為他不僅接觸了共產黨，而且如他自己所說，已經“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了。
這一年是1939年——馬寅初沒有記錯。
此前，他的思想基本上還屬于民主改良的思想體系，雖說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對于如何才能使國家昌盛、民族富強，他卻始終沒有能夠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他想借助于軍閥政府，卻碰了壁；他想著手于幣制改革，又碰了壁；他想走地方建設的道路，再次碰了壁；他最后將希望寄托于國民黨的立法院，還是碰了壁。……那是1939年，馬寅初開始接觸到中共南方局的領導周恩來、王若飛等人，還有重慶《新華日報》的諸多同志，于是，他的思想終于發生了變化。
許滌新即是其中的一位，當年他在《新華日報》負責經濟版的工作，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大約在1939年的冬天，我以《新華日報》編輯身份，列席馬寅初先生所主持的‘中國經濟學會’的年會。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馬老。那次年會討論的主要是外匯問題。……他大聲疾呼，反對改變外匯匯率，反對降低‘法幣’對美元的比價。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在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不僅如此，馬老還大聲疾呼，反對國民黨官僚資本，特別是孔祥熙等人的發國難財。……為此我給《新華日報》寫了一篇報導，但是最精彩的地方，卻被國民黨的檢查官刪去了。”他還在文章中回憶道：“馬老那時是重慶大學的商學院院長，他同沈志遠有了接觸，便請沈志遠到‘重大’商學院講演。后來，他同沈商量，打算在‘重大’商學院設立一個經濟學特別講座，有計劃地邀請在渝的進步經濟學家講課。沈到《新華日報》編輯部把這件事告訴我，并且說：‘馬老這個特別講座的講課人有你，請你做點準備。’這是1940年春天的事。”
許滌新沒有詳細地撰述馬寅初于思想上所發生的變化，但是從他主動聘請沈志遠及許滌新等共產黨人到學校講課來看，他無疑是在重新梳理自己的經濟思想了，也無疑是在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了。事實也正是如此，以他的文章為例，此時則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這就是他開始關注“階級”，關注“階級”的分化，并且把這些作為思考與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尺度——“我們看吧，在前線拼命的，都是下層階級，有錢的人被抽到當壯丁，也可以出錢買一個人去頂替。在后方出錢的，又是一般中層階級。總括起來說，我們的抗戰，中等人出錢，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錢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錢，又未出力，反而發了國難財。”
于是，他努力地去尋找這一不平等現象的根源，去尋找這一絆腳石的真正所在。被捕之前，他說出了這樣的話：“蔣介石若想做民族英雄，則必須做到四個字：‘大義滅親’！——懲辦孔祥熙、宋子文，否則他只能算是一個‘家族英雄’！”被釋放之后，他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這樣的主張：“經濟上的出路：一個是民主，一個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動分子！……幾十年幾百年后，歷史將寫上：禍國殃民，萬世罪人！”——馬寅初終于不再“幼稚”了，他尋找到了治療中國各種弊病的藥方。
據說，蔣介石曾氣急敗壞地大罵馬寅初是“嵊縣強盜”。——浙江嵊縣是馬寅初的老家，清末民初之時那里因為貧窮確實出了不少強盜；但馬寅初聽后卻哈哈大笑，他訂正道：“我不是‘嵊縣強盜’，而是‘嵊縣強道’——只要不死，就一定要道出真理，道出自己心中的話來！”
馬寅初成了“階下囚”，而且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但是就在他六十誕辰的那一天，重慶大學為他舉辦了一場唯獨壽星缺席的隆重的“遙祝”慶典，并于校園內修建起了一座由馮玉祥題寫匾額的“寅初亭”。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送來了賀聯：“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何香凝則親筆繪出了一幅《松鶴圖》，《新華日報》的賀詞寫在了一塊6尺長、3尺寬的大紅綢子上：“不屈不淫征氣性，敢言敢怒見精神。”
出獄后在重慶的“寅初亭”（1942年）
馬寅初不是“強盜”，是“強道”。他一輩子敢于“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者”；他一輩子只想道出真理——一位經濟學家終生所追求的真理。
其實，它只是這樣一幅美好的圖畫：
……終極目標何在？此可以真、善、美、圣四字概括之。我們一面要增加生產，一面要分配均勻。既不患“寡”，又不患“不均”，就達到“善”的境地。生活無苦樂之別，財富無貧富之差，一切互惠平等，一致向上發展，造成理想世界，就達到“美”的境地。如吾人能達到真、善、美、圣之境地，本“推己及人”的思想，推及全球，則世界大同，皆大歡喜而美滿之生活人人可享受矣。
——經濟學的泰斗馬寅初生于1882年，他活了整整一百歲；但他獨獨不能忘記的，則是“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