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果園
“你們知道不？我發現了一位英雄！”江蘇省委領導劉順元見人就說。
1959年9月4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荒灘玉露》的文章：
我們漫步在徐州七里溝果園的一條小土路上。這條筆直的小路全部被葡萄架覆蓋著，宛如一道綠色的長廊。外面，正午的太陽灼得人皮膚發痛，里面卻是清涼清涼的。透過闊大的葉片飄灑進來的一絲絲陽光，變得白洋洋的，完全失去威力了。成串的珍珠般的葡萄粒在我們頭上懸掛著。帶有卷須的嫩枝像調皮的孩子的小手，不時攀住我們的頭發，牽住我們的衣角。我們不得不小心地閃躲著。主人那樣精心地培育它們，我們又怎能損傷它們呢！
轉過葡萄廊，便進入蘋果樹、桃樹叢中了。果樹一行行地排列著。行間的空地上，種上了低矮的豆類作物。黃色的土地被掩蓋得幾乎看不見了。放眼望去，是一片無邊無際的綠色的海洋。暖洋洋的南風吹過，送來了瓜果濃郁的芳香。綠色的海洋掀起了波浪，隱藏在濃蔭中的累累成球的果實，便露出了它們粉白的、淡黃的或者微紅的嫩臉，羞怯地向我們瞥視、微笑。
多么美妙的圖畫，多么豐盛的景象！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你一定難以想像出過去這兒的貧瘠荒涼的面貌。那么，請聽聽果園負責人的介紹吧！
這兒是黃河改道后遺留下來的一片沙荒地。這樣的沙荒地江蘇、河南、山東、安徽幾省都有。長期以來，這種土地被荒廢著，寸草不生。可是，在今天，熱愛祖國每一寸土的人們怎么能看著它廢置不用，怎么能不千方百計地利用它來為祖國增加財富？于是，在1952年，徐州市的人民作出了大膽的決定，要在自己境內這片沙荒灘上建立果園，種植蘋果、梨、桃等果樹。
沙荒灘上建果園，這是個新的課題；果園里要種上蘋果樹，這同樣是個新的課題。一般人都以為：蘋果是北方的落葉果木，在徐州這氣候相當炎熱的地方不宜于栽種。過去，整個徐州市只有一個私人小花園里長著幾株細條條的蘋果樹，偶爾結出幾個小疙瘩蘋果，嚼起來也像棉花一樣軟泡泡的淡而無味；可是因為蘋果的栽培價值高，現在人們卻要在果園里大量種植了。
人們干起來了！
……
誰能想到，文章中贊美的這個荒灘果園的園長就是當年威震蘇魯邊界、運河兩岸的抗日英雄胡大勛，難怪劉順元要說他“發現了一位英雄”。胡大勛是抗日英雄，也是建設英雄。
十九世紀的最后一年，胡大勛出生于徐州城北柳泉一個敗落的地主家庭。1919年，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消息傳到徐州，20歲的胡大勛熱血沸騰起來。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他決定投筆從戎，棄學從軍。
接下來是一段戎馬倥傯、烽火連天的歲月。胡大勛帶領運河支隊出沒于京杭大運河兩岸，打鬼子，端炮樓，反掃蕩。在張家口軍事學校的所學，為他馳騁沙場抗日救亡打下了基礎。
運河支隊由蘇魯邊地方抗日武裝組成，原隸屬于八路軍一一五師。1943年運河支隊參與開辟了一條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線，為此劃到新四軍序列。這條秘密交通線和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有關。1943年11月8日，新四軍駐地收到毛澤東發來的一份電報：“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
在盱眙黃花塘新四軍軍部，新四軍代軍長陳毅與夫人張茜在自己居住的茅草屋前合影留念。陳毅戴瓜皮帽穿黑棉袍，張茜穿的是棉襖棉褲黑布鞋。11月25日早飯后，陳毅與夫人告別，從盱眙黃花塘啟程，過洪澤湖，經邳睢銅根據地，抵達運河支隊根據地賈汪北許陽村，此時已是12月1日拂曉。
運河支隊護送陳毅穿越封鎖線，有驚無險地和鐵道游擊隊完成了交接。分手時，陳毅對送他的運河支隊領導人說：“運河支隊可以寫一部大書！”
微山湖上，輕舟快行。陳毅佇立船頭，留下一首《過微山湖》：橫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魯南峰影嵯峨甚，殘月扁舟入畫圖。
……
人生啊，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說它奇妙，是起點和終點的決定權通常都不在我們自己手中。但是，我們可以用一生的時間來驗證起點和終點到底有多大的重合度。當我們濃縮了胡大勛的一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種偶然性里的必然。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每一個人的生命軌跡中看到少年夢想對整個人生的潛在影響。
歷史上，黃河曾流經徐州一帶，長達700多年。乾隆皇帝四次巡視這里，想把黃河治理好，都未能如愿。咸豐年間，黃河又一次決口改道，給徐州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1952年10月，毛澤東主席來到徐州考察黃河故道，研究如何把歷史上的“黃河之害”變成“黃河之利”。黃河，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賦予他多少政治的、軍事的、文學的靈感啊！
毛澤東登上云龍山頂，極目遠眺，黃河故道兩岸一派荒涼。在這里，一代偉人發出了“植樹造林，綠化荒山，變窮山為富山”的號召，提出治理黃河故道的設想——栽種防風防沙的果樹，既可減少風沙危害，又能改善人民生活。
毛澤東登上云龍山發出綠化荒山的號召，昔日的抗日英雄胡大勛立即響應！
1949年初，時任魯南三分區副司令員的胡大勛，轉業回到徐州，擔任徐州市建設局第一任局長。毛主席發號召，胡大勛說干就干，率先帶領干部職工在云龍山上植樹造林。
1953年初，就在毛澤東視察徐州幾個月之后，胡大勛的工作單位改為徐州市果園（隸屬于徐州市畜牧蔬菜局）。從云龍山上植樹下來，胡大勛帶領十幾位創業者來到七里溝，開始了在黃河故道治理荒灘、栽樹種果的新戰斗。
頭頂烈日、腳踏炙沙；搬沙丘，填溝壑。荒灘上的開荒者，每天都要勞動十多個小時。沒有電，沒有水，他們就靠人力墾荒引水。肩頭磨腫了，手掌磨破了，腳跟磨出繭子了，沒人喊一聲苦，叫一聲累。
因為耳聾，胡大勛聽不見雨聲。每到雨季，他一夜要爬起來好幾回，跑到窩棚外面去察看雨有沒有打壞樹苗，發現情況不好就趕緊把眾人叫起來。
黃沙萬里百草枯。夜里睡不著，胡大勛披衣獨坐四面透風的窩棚里，看著不遠處大郭莊機場透出的微弱燈光，有時想起的是那些為國捐軀的戰友，還有他那年紀輕輕就以身殉國的弟弟和兒子。有時，他也想到自己，覺得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而要開墾的荒地又太多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1957年，徐州市果園已經有一定規模了。胡大勛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沒有經驗，只是一面摸索，一面創造，總之要千方百計為國家增產。七里溝果園的建成，證明黃河故道的沙荒地是可以利用的。”
喜訊傳開后，江蘇省委領導劉順元就跑來徐州看果園。和胡大勛一樣，劉順元也打過日本鬼子，也對農業情有獨鐘。離開徐州后，劉順元見人就說：“你們知道不？我發現了一位英雄！”在全國發展果林生產大會上，徐州果園被授予“全國先進單位”稱號，果園主任胡大勛也獲得了“全國勞動英雄”稱號。林業部發出通知，要求黃河故道沿線的4省32縣學徐州經驗，走徐州路子。
從此，徐州果園成了一個“景點”，前來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
記者于西的報道是這樣的：“當我到達這里，他（指胡大勛）聞聲而出的時候，不禁使我有些驚訝，出現在我面前的竟是這樣一位老人：身體肥胖，滿腮亂蓬的灰色胡子，一頂滿是塵土的破棉帽子，不能說戴，只能說是隨隨便便地放在頭上。棉制服上幾處露出的棉花已經發黑，耳朵很聾，走路的步伐顯得滯緩，有些吃力，而最能表現他的年齡的還是一雙眼皮，浮腫而且松弛，垂在眉毛下邊。第一眼的表面印象簡直不能使人相信，這是曾經領著千軍萬馬轉戰沙場的指揮員。但是開始談話不久，這種驚訝之心就不存在了。他健談的風貌，有力的手勢，豪放的性格，時時在說明他的身份。他知道我的來意之后說：‘我不過在這年老的時候，盡自己一份力量而已，已經不想出聲揚名了。當領導叫我來這里的時候，我提出保證說，這個仗可能打不好，但是死守陣地是沒有問題的。’說完呵呵大笑。”
1963年金秋十月，朱德委員長也來到徐州。他與干部群眾一起開荒治沙，品嘗徐州果園生產的蘋果，并親手種下了兩棵梧桐樹。
然而此時，積勞成疾的胡大勛正躺在病床上。一年后的收獲時節，胡大勛駕鶴西歸，時年66 歲。公祭大會的挽聯恰是胡大勛一生的總結：求解放抗戰殺敵，疆場指揮一心為革命；改自然造林防沙，河灘建園綠化為人民。
什么是英雄？
《漢書》評價高祖劉邦，說他“總擥（攬）英雄，以誅秦項。”曹操也自稱英雄，《三國志》寫道：“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杜甫慨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毛澤東則慷慨激昂地寫下詩句“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
平凡的我們總覺得英雄不是遠在天邊，就是遠在歷史深處，直到了解了胡大勛的事跡，我才把長期存在于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具象化，也才對家鄉的抗日英雄、開荒楷模有了親近感。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胡大勛的一生，是可以用聰明秀出、膽力過人來概括的。
是英雄，就得有犧牲。在抗日救亡的過程中，胡大勛犧牲了一個兒子，他叫胡霖；又犧牲了一個弟弟，他叫胡大毅。
一人兩棲，一門雙烈。聽著后人講述胡大勛一家的故事，我們的心受到了強烈震撼。兄與弟、父與子，合力寫就了國與家，人與民。
胡大勛在人世間停留了66年。這66年，可以用驚濤駭浪、跌宕起伏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看他的人生履跡，他似乎一直在選擇，一直在轉向，而從來不變的，是作為共產黨人的赤膽忠心。
學業上，從張家口西北軍的隨營學校到蘇州第二農業專科學校；戰斗中，從兄弟倆并肩作戰到父子倆一起殺敵；軍事上，從第三任運河支隊隊長到魯南三分區副司令員；工作上，從徐州市第一任建設局局長再到徐州果園的創始“園長”……這是一個閱歷豐富的男人。
從學軍到學農，從革命者到建設者，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立志出國深造到融進抗日救國的洪流，從新中國的建設再到故黃河的綠化……這是一個性格飽滿的男人。
他的一生，始終與兩種力量相伴。一種是摧毀舊的世界與惡的勢力，不畏艱險；一種是創建新的夢想與好的格局，不問名利。
他的一生，注定和“沙”字有關。前半生馳騁沙場，抗擊日寇；后半生征服沙灘，植樹建園。
常言道，聚沙成塔。這個“沙”，是英雄心中的一個個夢想。他就這樣，用一生努力筑起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精神寶塔。
人又云，吹盡黃沙始見金。這個“金”，是英雄征戰一生的初心。他就這樣，用短暫而跌宕的一生，為祖國和人民尋找光明。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七里溝位于故黃河大壩下面，隴海鐵路從西側穿過，它的名字來源，據說是因為離城七華里。
解放前，七里溝村河溝縱橫，偏僻荒涼，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艱難。1951年7月，因為軍用大郭莊機場的建設，從郭莊搬遷而來，與七里溝村毗鄰而居，這里的環境仍然很差，茅草瘋長，塵土飛揚，被人們稱作徐州市區的“西伯利亞”。1959年，七里溝村、新郭莊村與徐州果園合并，3000多畝土地全部栽上了果樹，綠樹成蔭，村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如今，七里溝村成為七里溝社區，歸屬泉山區七里溝街道管轄。當年朱德委員長視察徐州時的辦公樓保存完好，橫匾寫著“朱德樓”三個字，門側懸掛著“徐州市果園”的牌子。
如今，每天上下班經過七里溝果園，我們都能看到朱德委員長手植的兩棵梧桐樹，依然挺拔偉岸，直指蒼穹。
朱德手植的梧桐樹
梧桐樹旁，一條迎賓大道貫穿南北，迎接著從潘塘高速出口進入市區的人們。而人們經過七里溝大橋時總是往果園里面看了又看——看到了點點蒼翠，看到了累累果實。石榴越過橋欄，以飽滿向人們訴說即將成熟的喜悅；果園內的串串葡萄以正在釋放的甜蜜記載那段苦澀的創業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