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七師 甲全軍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1942年-1943年，中共領導下的全國各抗日根據地在敵、偽、頑的嚴密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下，處于最艱難時期。根據地縮小、部隊減員、經濟困難，成為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的三大難題。
堅持在敵偽頑腹心之地的新四軍七師皖江抗日根據地，在堅持對敵斗爭中迅速發展壯大。1941年5月1日，新四軍七師成立時兵力不足2000人，抗日游擊區不超過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過百萬。到1945年北撤時，已擁有革命武裝近20萬（主力部隊3萬，地方武裝、民兵15.6萬），根據地面積2.25萬平方公里，有14個縣級政權，人口300余萬，成為全國19個抗日根據地之一。同時，七師也從初期靠打“資敵”（沒收資敵者的財產）勉強維持軍費和地方政府財政，發展成為在新四軍、八路軍中軍費來源最充裕，伙食標準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發零用錢、1支牙膏、香煙3條），軍裝最整齊（軍部特批，全軍唯一用進口龍頭細布縫制），武器裝備最先進（全日式），擁有3萬雄兵的主力部隊，被譽為“富七師，甲全軍”。
抗戰期間，七師對新四軍的財政、物資貢獻最大。據新四軍賴傳珠參謀長日記的不完全記錄：1942年底-1945年春的2年多時間，僅七師支持給軍部及通過軍部轉交新四軍五師的現款，約達5300萬元法幣（按當時價，折黃金26.5萬兩）。其中，1944年1月-1945年1月的1年間，上交現款高達4400萬元。按當時國民黨軍隊的供給標準，可供20個甲級師的1年供養；是1937年11月-1940年12月，國民黨政府給新四軍撥付總經費不足220萬元（皖南事變后即停供）的20倍以上。此外，七師還上交軍部大量軍需用品、通訊器材；多次在資金上支持二師、五師。按當時新四軍和華中局的規定，皖江抗日民主根據地財政總收入中1/3歸地方政府、1/3交軍隊、1/3交軍部推算，至1944年，七師和皖江根據地的年財政可支配收入應已不少于1.5億元（當時實物價：10元可購買大米3擔）。自1945年10月七師師部北撤至淮陰，至1947年春新四軍正式撤編和1948年大成公司撤銷為止，七師師部和華東局國區部曾分三次向蘇皖邊區政府、華中分局、山東分局、華東局移交工廠設備、黃金、資金、及在國統區銀行存款。據負責清賬移交的孫冶方、薛暮橋、張凱帆、沈君常等同志回憶，總資產應在1億元以上，折合50萬兩黃金。
這在中國革命戰爭史和二次世界大戰史上，以及二戰后各國反政府的武裝割據戰爭史上絕無僅有，堪稱戰時經濟的奇跡。陳毅、賴傳珠、譚震林等軍部領導在生前，李先念、宋任窮、陳丕顯、葉飛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悼念時任七師政委兼皖江區黨委書記曾希圣同志的文章中，對七師在抗戰危難時刻，在經濟和物資上給予二師、五師和軍部（部份由軍部上交延安）的巨大貢獻，一致予以高度評價。
這一奇跡，是七師和皖江軍民共同創造的，其中傳奇人物曾希圣和蔡輝是奇跡的主要策劃者、組織者和實踐者。沒有曾希圣和蔡輝的超人智慧、超人膽識和高超的商戰謀略，就不會有雄冠全軍的“富七師”。
新四軍第七師指戰員幫助群眾開荒種地
1942年8月：軍部急電求援
1942年8月下旬，新四軍軍部為解決冬季軍需，急電當時戰事較為平緩的七師暨皖中（1943年后改為皖江）抗日根據地籌款籌資。電報內容大意：“急速籌集大批款子和布匹、藥品，趕往蘇北軍部，以濟軍需。”為此，賴傳珠參謀長特派新四軍供給部葉進明副部長，率精干小分隊日夜兼程趕往七師皖中地區督辦。
為什么要到七師呢？因為自1941年5月1日七師成立以來，在七師政委曾希圣、代師長傅秋濤經略下，1年之間，以巢無為中心的根據地活動區域，從約4000平方公里擴展至2.25萬平方公里。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不足2000人發展6000多人，民兵達2.5萬人。在沿江以無為為中心東至和（縣）合（山）、西至廬江、南至巢湖的廣大地區，基本站穩了腳，在無為縣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財政工作，在皖中財經委主任唐曉光、副主任林立、后奕齋領導下，也做得比較出色。1942年全年財政收入達到2478萬元，除留用1540萬元外，上交華中局、軍部749萬元，結存189萬元，在華中各根據地中財經狀況首屈一指。
葉進明到皖江后，約1個星期，就組成100多人武裝運輸隊，由兵站站長馬大勛同志率隊，每人攜1萬元和1至2匹布以及藥品、電池。師部派十九旅五十五團團長張铚秀率2個連及6名營團干部會同含合獨立團馬長炎團長率領的3個連，共5個連的兵力，武裝護送到淮南的二師，再由二師護送到蘇北軍部。武裝押運途中，在津浦路附近的和縣北部離滁河不遠的石灰張村，與聞訊前來阻截的500多名日軍血戰1天，擊退日軍10余次進攻，迫使敵寇潰退。獨立團三連長彭司寶、五連長王志樹在戰斗中英勇犧牲。當晚，武裝運輸隊從官渡過滁河。抵達二師防區，軍需物資、錢款絲毫未損。此后，又送了一批。至1942年底，七師累計上交軍部錢款749萬元，占財政收入1/3，另有布匹、西藥、電池等軍需用品，未計。
當時，七師為什么富呢？從客觀情況看，七師與新四軍其他師相比，有一定的地理和環境優勢。蘇北（三師）、蘇中（一師）兩地，敵情嚴重，加上為敵人重點掃蕩區，損失很大。那里雖然有一些工商業，但大多數為敵、偽控制，老百姓很窮，能拿出來的錢、財很少。二師（淮南）、四師（淮北）的情況同一師、三師相差無幾。六師及浙東縱隊雖地處江南，但游擊區域不大，其中心城市和小城鎮以及公路、港口都被敵偽嚴密控制和封鎖，財經上也很困難。五師地處大別山及周邊，根據地不鞏固，是最艱苦的，尚不能自力更生。此外，1941年5月-1942年底，敵偽集中在蘇北、蘇中掃蕩，在蘇南清鄉，企圖尋找我主力部隊決戰；七師堅持隱蔽發展方針，雖然與敵偽頑小規模戰事不斷，但無重大戰事，客觀上給予了皖中人民休養生息的條件。因此，軍部的賴傳珠參謀長和華中局財經委曾山主任，從1942年秋開始，都不約而同地把解決軍部軍費困難的主要來源寄希望于七師。
其實，七師籌款籌物也是有極大困難的。1942年秋冬為軍部數次籌款后，自身曾面臨著財政枯竭。當時，七師主要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沿襲大革命時期打土豪的辦法，靠打資敵籌款，尤其皖南事變后，國民黨中斷供給，就是以武力向漢奸奪財；二是以地方武裝在水路交通要道設卡，收“買路錢”（收出入境商人所攜貨物的過境稅）。這兩種做法，如果分寸把握不準，很容易擴大化，傷及中間派和中小商販利益。而且，皖江根據地核心區巢無廬根據地從游擊區到形成穩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僅1年多，政權建設也剛剛起步，僅有1個縣級政府。1942年初才成立的皖中財經委員會，只有3個貨物檢查處（兼稅收機構），其中兩個貨檢機構設在游擊區，所可控稅收極為有限。
葉進明到七師后，曾希圣曾寄予厚望，向軍部請示后，任命葉進明為七師供給部部長。但葉進明是搞兵站和軍需供給出身，長于武裝籌集軍需，并不擅長抗戰時期的生財之道。皖中財經委唐曉光主任是國民黨原合肥縣縣長，長于征收稅賦，但如仍依常規，必竭澤而漁，加重人民稅賦。如何在根據地內外敵偽據點林立，東線津浦、北線淮南兩條線被嚴密封鎖，南有大江日本軍艦日夜游弋、西有大別山桂系盤踞，根據地經濟基礎薄弱、人民的經濟承受力極為有限的特定條件下，既不與民奪利，又為抗日軍隊和根據地的發展和保障軍部和兄弟部隊之需，開拓新的財源，成為曾希圣和皖江抗日政權面臨的重大挑戰。
新四軍第七師運輸隊在運送軍用物資
1942年12月：曾山雪中送炭
1942年年底，曾希圣到軍部和華中局匯報和參加華中黨校學習時，到處為皖江“挖人”，主要是財經、軍工方面的領袖人才。當時，華中局已成立了由曾山領銜的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是朱毅、方毅。曾希圣找到曾山，要求盡快選派有能力的財經領導干部到皖江抓經濟。但當時曾山手里幾個新四軍有名的財經高手，已各有其位（蘇中陳國棟、蘇北駱耕漠、淮海顧準、淮南陳穆、淮北李人俊、鄂豫邊范醒之，后蘇皖汪道涵）。唯江南六師的蔡輝（蔡悲鴻）當時正在華中黨校學習，曾山想調他去華中局財經委。曾希圣碰到譚震林（當時從六師暫調軍部任政治部主任），得知譚將調二師任政委，也想調蔡輝隨任。曾希圣搶先找曾山要人，又通過葉進明向軍部催要蔡輝。曾希圣對葉說：“七師部隊所能籌集的錢和物，現在看來要枯竭了，但地方的財務潛力還不少，你要組織力量征收……你報請軍部，要求增派財經工作的干部來七師。你們的任務是既要保障讓七師發展的要求，又要盡力滿足軍部對我們的要求。” 曾山經過權衡，認為皖江是軍部財源重點，決定將蔡輝調七師。
1942年冬，我軍截獲國民黨擬于1943年春對鹽阜區（軍部所在）重兵掃蕩的情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組織部分干部向各師根據地轉移，曾山和七師政治部主任何為夫婦及蔡輝、譚偉、徐德明等一批財經干部，就先后趕到皖江七師所在地無為。
后來，曾希圣在1958年曾感嘆說：“曾山派蔡輝到七師，真是雪中送炭啊！”而譚震林則埋怨道：“蔡輝當年跟我走，決不至于被冤死”。
1943年1月：皖江英才際會
曾希圣，1904年生人，長蔡輝近10歲，當年僅38歲。
曾希圣1941年5月1日出任七師和皖江黨政軍領導以前，雖沒有擔任高級軍事指揮官獨立帶兵和獨立開辟、主政根據地的經歷，但他有過人的謀略和大局洞察力，善于駕馭全局；性格堅強，堅忍不拔，工作作風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執行紀律嚴格，講究一絲不茍，為人胸襟坦蕩，堅持原則，愛憎分明，不搞陰謀詭計，不算計人。雖有剛愎自用的不足，但在皖江時期用人不拘一格，不搞小圈子，“五湖四海”的黨內外統一戰線工作搞得非常出色。在軍隊建設中，曾希圣善于“兼容并濟”。當時的七師部隊中，既有皖南事變突圍的堅持三年敵后游擊戰爭的部隊和干部，又有延安調來的長征干部，還有長期堅持皖南和江北游擊戰爭的皖南、皖中地方武裝和干部，也有當地愛國人士在國民黨名下發展的各類民眾抗日武裝。曾希圣經過一系列調整，使各部形成合力共同御敵，從不足2000人的小武裝發展成一支有3萬精兵的主力部隊，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戰功顯赫。在地方政權建設中，曾希圣堅持以地方干部為主、以統一戰線為基礎，依靠在當地有威信的擁護共產黨的愛國人士和熟悉地方情況的地方黨領袖，使政權建設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據傳，黨中央曾評價說他對中國革命有兩大貢獻，其一：在中共蘇區反圍剿和長征中，曾希圣領導的二局以其特殊的手段獲取了大量極其準確可靠的敵軍調動軍事情報，為紅軍反圍剿和長征勝利，做出重大貢獻。其二：皖南事變后，開辟皖江根據地和創建新四軍七師，在四面受敵包圍的極其艱險困難的條件下，使七師由開始不足2000人迅速發展到3萬多人，并為兄弟部隊提供了大量財政和物資上的支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深受譚震林、曾山器重的蔡輝，到皖江又受到曾希圣的特殊偏愛和器重。據七師老同志說，曾希圣在毛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多年，一直在軍委掌控核心機密，雖戰略全局觀很強，但資格老，位高權重，為人耿直，要求嚴格，好發脾氣，罵娘，拍桌子，吹胡子瞪眼是常事，大家都心存畏懼。唯有蔡輝和他相處時可無拘無束，情同手足。在七師工作期間，曾希圣誰都罵過，唯獨沒有跟蔡輝紅過臉。除了工作上十分順手外，蔡輝和曾希圣雖然年齡、職務、資歷相差很遠，但兩個人都善讀《三國》，愛下棋、打麻將，兩個人都有長期上海地下工作的經歷，都是敵工情報的高手，很多方面情趣投合。蔡輝的愛人李寧和曾希圣的愛人余叔，當時都年輕漂亮，都是從上海投奔新四軍的青年學生，參軍、入黨的時間差不多，也相處融洽，情同姐妹。
皖江行署主任呂惠生（1941年選任為皖江根據地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無為縣縣長，1942年被選任皖中行署主任）、曾任皖江行署副主任的唐曉光（1939年任國民黨合肥縣長，1942年初任皖中行署財經委主任，同年入黨，1943年上半年出任行署副主任），都有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和廣泛的社會人脈。在軍事領導崗位，戰將如云。七師軍隊主要領導人代師長傅秋濤（參加過平江起義，領導湘鄂贛邊堅持三年游擊戰爭，七師組建前，任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兼政委）、代師長兼皖江軍區司令員譚希林（1927年黃埔軍校畢業，參加過秋收起義和長征）、七師首任參謀長孫仲德（曾任紅軍皖西北游擊師師長，七師組建前在皖江一帶游擊，任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司令員、政委、政治部主任）、首任政治部主任何偉（曾任鄂豫皖區黨委組織部長、書記，七師組建前任新四軍四支隊政治部主任）、七師副政委兼組織部長李步新（1934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后堅持皖贛游擊戰爭，皖南事變前任皖南特委書記）、七師副參謀長兼十九旅旅長林維先（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紅軍長征后，堅持大別山武裝斗爭）、七師政治部主任王集成（1928年參加革命，1930年參加中央紅軍）、七師政治部副主任黃火星（1930年參加中央紅軍，經歷過贛東北蘇區反圍剿和閩西三年游擊戰爭）、七師十九旅參謀長張铚秀（1933年參加中國紅軍，長征時曾任紅六軍團營長），都是久經沙場的紅軍精英。
蔡輝實際主持皖江財經領導工作后，地方財經收入和軍隊供給、軍工、裝備都有明顯改善。行署領導和軍隊將領們絕大多數都非常支持蔡輝的工作，要兵給兵，要干部給干部；也經常三兩結伙到湯家溝吃“小灶”，與蔡輝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
1943年春，與蔡輝相繼抵達皖江根據地的，還有一位，在此后皖江財經工作中發揮了重大支持保障作用的重要領導人張凱帆。張凱帆是安徽無為人，早在蕪湖讀中學時，就在國文教員李克農（是中共情報工作創始人之一，時任蕪湖地下黨負責人。解放后，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影響下參加了革命。1929年-1933年，就是皖中地區黨的領導人之一，抗戰初期，又受黨的派遣，在皖江領導組織民眾抗日活動，組建了皖中第一個抗日地方武裝。張凱帆又是新四軍中的大才子，有與李一氓齊名的一筆好書法，尤其擅長詩文辭賦。在奉調皖江前，張凱帆任新四軍二師司令部秘書長（司令員羅炳輝將軍）、津浦路東各界聯防辦事處秘書長（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兼辦事處主任，方毅為副主任、張凱帆主持日常工作）兼參議會秘書長。辦事處實際是行署級的政權機構。辦事處下轄來安、六合、儀征、嘉山、天長等6縣，南臨長江，北倚淮河，西至津浦，直逼汪偽“首都”南京，是新四軍二師與四師、七師、蘇北一師和軍部的通道。主要職能是籌糧、籌款、征兵、支前、貨檢、保證部隊給養和領導抗日政權建設和民眾抗日組織。1942年12月底，張凱帆攜夫人史邁共赴皖江。史邁與蔡輝妻子李寧同為1920年生人，今安徽樅陽縣史家灣人。史邁出自書香門第，受過良好教育，抗戰爆發后，兄弟姐妹有4人投身革命。到皖江后，和余叔（曾希圣妻子）、李寧（蔡輝妻子）、吳銘（陸學斌妻子）、嚴行（黃耀南妻子）因年齡、出身、文化、參軍、背景、資歷狀況大體相似，故一見如故，情同姐妹，結下很深厚的戰斗友情（史邁、吳銘、李寧的親密交往，一直延續幾十年，直到他們相繼去世）。張凱帆比蔡輝大5歲，但和蔡輝在氣質上相近，外柔內剛，文質彬彬，都寫一筆好字，文學修養很深，善飲、嗜煙、好打麻將。張凱帆和蔡輝都有過上海地下黨的工作經歷，都有過被捕入獄的經歷，都有脫黨后尋找上海黨組織的經歷，都有組織地方抗日武裝的經歷，都有創建和領導抗日民主政權的經歷（張凱帆1940年3月任二師津浦路東第一個抗日民族政府來安縣的縣委書記。1940年10月，蔡輝任蘇南第一個抗日政權沙洲縣工委書記、縣長）。這些經歷和經驗，成為兩人情投意合的基礎。更為巧合的是，1933年張凱帆坐牢時，蔡輝的胞兄蔡志鍔是他的同室獄友，兩人曾共同組織獄中斗爭。蔡志鍔在獄中被公稱為“紅色律師”，常為獄友打抱不平，表現很突出，與張凱帆有過生死之交。由于這一層關系，兩人的私交甚深。
七師皖江根據地一大批久經考驗、文武兼濟的革命精英，在曾希圣、傅秋濤、李步新、張凱帆的領導下，凝聚成統一的、強大的領導核心，這是皖江財經工作能在1943年以后異軍突起的組織基礎。
1943年，在無為湯家溝時的蔡輝（蔡悲鴻）
奉調皖江之前：蔡輝嶄露頭角
蔡輝奉調皖江時，不到30歲，但已有10多年的革命經歷。蔡輝（原名蔡志倫，在六師時化名蔡悲鴻）生于1913年，上海南匯縣萬祥鎮人。早年就讀于上海嘉定黃渡師范和上海新陸中學高中部。1929年加入共青團，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因參加革命活動，1936年在法租界被捕判刑1年，1937年獲釋。領導過學運、工運、農運。“八一三”后，任中共浦東特委領導之一，組織浦東的民眾參加抗日組織和地方抗日武裝。1939年8月奉黨組織調派，參加何克希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先后在路東特委領導下，任蘇常太地區太平橋辦事處主任、常熟東塘市辦事處主任。是新江抗（沙家浜部隊）的創始人之一。1940年4月，譚震林調到路東主持領導蘇南抗日斗爭，先后成立新江抗和新四軍六師（十八旅、十六旅）、江南保安司令部。9月江抗總部從蘇常太遷至澄錫虞地區，同時成立了澄錫虞總辦事處。譚震林到江抗東路蘇常太的第一站，是常熟東塘市辦事處，蔡輝時任辦事處主任，代表路東特委向譚震林匯報工作，深受譚震林賞識。澄錫虞總辦事處成立后，譚震林令蔡輝任財經委主任，為部隊籌錢籌糧籌物。1940年10月，為在沙洲建立戰略通道，派蔡輝兼沙洲辦事處主任、沙洲縣工委書記。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組，根據黨中央指示，新四軍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1941年2月，沙洲縣第一個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蔡輝任縣長。沙洲縣（今張家港市）是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下、在敵后首批創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與大革命時期紅色政權建設的內容、形式、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有創新性。譚震林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蘇維埃的創建人，參加過中央蘇區紅色政權的領導工作，有豐富的紅色政權建設經驗，對黨在抗戰時期以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有獨到見解。譚震林特別重視沙洲縣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數次親臨沙洲縣指導、幫助工作，多次和蔡輝一起做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在譚震林的直接指導下，蔡輝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8月到沙洲縣的短短幾個月時間，迅速打開了局面，做成了八件大事：
第一件：建立起縣、區、鄉、村四級政權。縣政府設有秘書科、財經科、司法科、河工局、江防局和文教科。另配有交通站和警衛排。到1941年6月止，全縣共建立了7個區政府（黨的區委同期建立），區長由民主人士擔任，副區長由黨員擔任。在43個鄉建立了由民直選的鄉、村政權，鄉長中黨外人士占70%。在譚震林、蔡輝爭取團結下，集合了一批當地的愛國知識分子、開明士紳、幫會首領參政主政。他們中絕大多數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始終和中共站在一起。
第二件：迅速發展了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通過改編地方抗日武裝和宣傳動員征兵，到1941年7月反清鄉斗爭前，已建立了1000多人的沙洲縣警衛團；后編入六師十八旅隨主力撤至蘇中。
第三件：恢復發展了教育和文化事業。1939年，全縣僅有1所中學，22所小學。到1940年夏，江抗進沙洲后，學校陸續開辦。1941年2月，全縣共有中學4所、40多所小學。縣政府文教科負責全縣小學的教育輔導和經費安排，每期發給每個班級20多元補助費。組織民運工作人員或者知識青年，到鄉、村普及辦夜校，宣傳抗日，進行成人教育。1941年3月，縣政府正式出版《縣政公報》及副刊《星火》。3月1日，蘇南地區唯一發行抗日革命書籍的書店“江南書店”開業，并到各主要集鎮流動設攤，傳播抗日文化。
第四件：大興水利，發展生產。沙洲的河流，東西曰“套”，南北曰“港”。由于港灣多年沒有疏浚，致使通江河道淤沙沉積，泄水不暢，造成農田排灌困難，農業歉收。1941年春，蔡輝領導的沙洲縣政府成立河防辦事處，組織全縣數萬民工，歷時半年余，疏通了以北老套為軸心，南及南橫套，北到金雞港，西至長山港，東抵一干河的36條半港套河道全部疏浚，全長100多公里，當年大片農田都獲豐收。是抗戰時期，蘇南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第五件：普遍建立以抗日和維權為中心的群眾組織。通過群眾組織積極開展減租減息、實行加薪、發展生產、鋤奸緝私、文化宣傳等活動。各地都組織起“職工抗日協會”、“車夫工人總會”、“教師聯合會”、“學生會”、“農抗會”。“青抗會”、“婦抗會”最為活躍。各鄉“青抗會”積極組織青年參加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辦夜校，組織青年學文化，傳唱抗日歌曲，開展抗日宣傳；組織緝私隊到交通要道、港口查截販賣私糧的奸商，配合反經濟封鎖；響應縣政府禁煙（鴉片）禁販的命令，查煙查賭，取締賭場、煙點，使全縣煙、賭基本禁絕，社會風氣迅速好轉。“婦抗會”主要發動婦女做軍鞋，送給部隊；在縣政府支持下禁止虐待婦女，反對買賣婚姻，爭取婦女解放。
第六件：建立起新四軍溝通大江南北的戰略要道。沙洲在蘇南有特殊的地緣特點。占據沙洲，一可為蘇中、蘇南新四軍的聯系建立戰略通道，掩護部隊、干部南北進出；二可作為溝通蘇中、蘇南抗日游擊根據地與敵占區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經濟貿易和人員往來的橋頭堡。沙洲縣政府以武裝控制碼頭、民船，發動群眾建立秘密交通線等方式，迅速建立起六師的敵后戰略通道。在掩護人員進出根據地方面，有兩次較大規模的：一次是1940年3月-7月，通過中共地方組織控制的外輪，組織運輸、接應了從上海動員的新兵1500多名，這些上海兵，后來成為六師十八旅五十一團、五十二團、五十三團的骨干。另一次是1941年七八月間，鑒于蘇常太地區的形勢日趨惡化，六師師部急令堅持內線的部隊及地方干部迅速向沙洲集結，北撤蘇中。蘇常太地區的黨、政、軍人員、新四軍十八旅軍械所的近百名人員以及設備、十八旅后方第一療養所的近百名傷員、十八旅教導大隊、江南保安司令部及警衛一團等2000多名干部、戰士，在沙洲縣軍民的掩護下安全北撤蘇中，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
第七件：整頓社會經濟秩序，打擊不法奸商，在維護大眾利益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主要措施有四條：一是控制港口，掌握航運，設江防管理局。在沙洲沿江各港口和內河交通要道設立稅卡，按東路財委會頒布的征稅辦法征收賦稅，包括各集鎮商行、棉花行、糧行，稅收量每天七八千-1萬余元（法幣），每月約有25萬元-30萬元。二是征收夏糧，大部分鄉村均按時完成。三是發行“抗幣”，統一幣制。四是縣政府要求各鄉“農抗會”普遍以農民入股形式等籌建“信用供銷合作社”，實行公買公賣，遏制了少數奸商操縱糧市、哄抬物價的投機行為，實惠農民。
第八件：建立起與淪陷區開展特種貿易的橋頭堡和大通道。沙洲縣抗日民主政權成立后，根據譚震林司令的指示，蔡輝親自掌控成立了江防局，對糧食、棉花、食用油等敵區稀缺的戰略物資實行“貨管”，采用武力禁止對敵占區的自由貿易，由抗日民主政府組織實行對敵區貿易的“專營”。蔡輝和上海盛慕萊、蔡志鍔、朱玉龍等愛國商人聯手，在上海設立了地下商業中心和倉庫，抓住日軍長江封鎖線水上哨卡對德籍貨輪不檢查、和上海法租界貨輪碼頭不受日軍控制的漏洞，通過內線控制了3艘千噸級德籍貨輪開展敵區貿易。一方面，按平價收購統管的糧、油、棉、鹽運至上海高價出售（差價3～4倍）；另一方面，又購進軍隊和根據地急需的大批軍用物資、西藥、布匹及其他輕工業品。同時，利用縣政府實際掌控的“大一貨船公司”和其他民營船隊的航運資源，溝通蘇中與敵占區上海至蕪湖等口岸進行民間貿易，迅速打開了局面。到1941年春，沙洲我方控制的十幾個碼頭成為長江下游大江南北貨運集散的中心，碼頭燈火晝夜通明，僅十二圩港、太子圩港，每天就有四五百名碼頭工人上下貨物數千噸。蔡輝出任沙洲縣長的6個月，通過商業稅和敵區貿易，為新四軍六師和軍部籌款約五六百萬元（時價相當2.5萬～3萬兩黃金），還購進二三百萬元的軍需物資，對在經濟上支撐新四軍六師和蘇北軍部的生存發展，做出特殊貢獻。
1980年，李步新（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原七師副政委、皖江區黨委副書記）在為蔡輝平反奔走時曾說：蔡輝到皖江，給七師、皖江根據地帶去了3筆別人不可替代的無形資產（大意如下）：
第一筆：蔡輝在江南六師譚震林言傳身教下，創建領導縣級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導思想、寶貴實踐和經驗、教訓，以及張凱帆在淮南二師領導行署級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導思想和經驗，對1943年以后皖江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無疑都產生過很重要的影響。據張凱帆回憶：“當時七師防區的根據地建設、政權建設，遠不如二師。二師防區不僅建立了縣級政權，而且建立了區鄉政權。七師轄區僅僅建立了一個無為縣政權……皖中處日偽頑三面夾攻之中，鞏固程度還不及淮南。”
第二筆：蔡輝在六師主持地方財經委工作，參加敵偽軍工委工作領導，特別是在沙洲縣，依靠抗日民主政權和武裝力量，以戰略物資實物貿易為基礎，建立起敵后廣泛的貿易統一戰線，大規模開展敵區貿易實踐中形成的商戰思想和實踐經驗。
第三筆：蔡輝在上海和蘇南工作時期，已建立起以上海為中心的廣泛和可靠的商業、交通、情報網絡，和經過長期商戰實踐，對敵區物價變化、運輸和商運通道、軍需品來源、金融渠道、日偽敵情等經濟、政治信息全面而準確的把握。
（作者單位：北京新四軍研究會）
新四軍第七師兵工人員在碾磨炸藥